周宏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主要从事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政策研究。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92年获环境地质学博士学位。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八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中国社科院循环经济专家；中国科学院生态中心客座研究员；清华大学循环经济专业委员会专家等。

　　在世界银行、欧盟、香港中文大学、墨西哥大学等作过主题报告，参加达沃斯资源论坛、WTO气候变化论坛、韩国绿色论坛（总统绿色发展委员会邀请）及博鳌论坛。

　　出版了《循环经济学》、《低碳经济学》等专著八部。获中国发展奖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个奖项。

　　周宏春

　　1912年，当一艘拥有66000吨重的钢质船体、四个街道那么长、每个发动机都有一间房屋那么大的泰坦尼克号游轮，离开英格兰南开普敦码头驶向纽约时，展示的是技术进步和繁荣奢华，结果却撞上冰山遭遇了灭顶之灾。传统工业发展就像这艘游轮，随着人口膨胀和经济规模扩大，能源资源不断耗竭、环境日益恶化，人与自然矛盾日益突出。

　　淘汰落后、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工业绿色化的重要途径，有毒有害物质减量化应放在优先位置。工业革命以来，产品寿命的设计原则是正好用到客户想换的时候，没有考虑原料优化利用和循环，产品报废后只能丢弃或被降级利用。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扰动，可从生态设计起步，产品用可降解的原材料制成，报废后也能循环利用。效仿“三级生态系统”要实施四大战略：废物用作原料，构建物质循环系统以尽量少用耗竭性资源，工业生产和经济活动减量化或轻量化（非物质化），以及利用低碳能源等。通过物质循环利用和能源梯级利用，使废物产生最小量化。所有企业均须施行清洁生产，实现全过程的污染源削减。

　　循环利用是提高资源效率的途径。将上游的废物用作下游的原料或能量，不代表上游企业想产生什么就产生什么、想排多少就排多少，因为在“效仿食物链、延伸产业链”的过程中，上游企业的废物尤其是有害物要优先减量化；下游企业也不能因为有人利用其产生废物就可以毫无忌惮地排放。作为一种理念和思维范式，循环经济可用于分析产品、生态设计及产品开发，通过技术选择，组织结构（如机制）、人员竞争（如教育）及法规的建立，使社会活动更为有效，使产品和生产过程的技术工艺更为实用，使人们的幸福指数不断升高；这些转变应是自下而上、公众参与的，也来自实践。生态设计应该考虑以下要素：

　　产品轻量化。工业生产中的资源投入和废物排放应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应尽可能提供功能或服务而不仅仅是产品，使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商品过剩；既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又要消耗更少的资源；使人类福利最大化而消费最小化。在消费性社会，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如手机等电子产品就是如此；因而需要通过生态设计顺应这一潮流，推进产品再制造和技术升级，不同产品的集成、契约和服务，产品转给需要的人或返回到生产链，调整供给侧使之满足变化了的需求。一般来说，越是处于生产链末端，产品技术含量就越高，附加值也越高。产业链的延伸与人力资源及技术水平密切相关；供给侧改革不仅要满足新常态下的需求变化，更要创新商业模式，营造消费环境，建设诚信社会。

　　能源利用系统优化。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支撑了工业发展。通过系统优化节约了生产中的能耗，我国已有成功的案例；汽车、冰箱、空调器等产品，不仅在原材料处理和产品生产中消耗能源，产品使用中也要消耗大量能源，且后者相对于前者的能耗微不足道。因此，开发节能产品十分重要。对技术支撑体系分类，既可以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友好两个方面入手，也可以从行业或部门角度或者从产业链角度考虑。从宏观上看，不仅要讨论具体的技术体系，还涉及技术路线、技术政策等方面。有时，技术路线的选择比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更为重要。

　　生态设计也要扬弃。全盘否定工业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作程序、设计思路和决策方法，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对某个工程师而言，受到的教育、培训和工作经历决定了会按传统的、线式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思路，采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设计理念，采用常规材料、化学制品和能源；一旦采用全新的模式或多样化的投入会感到无所适从。因此，将生态效率付诸实践，可以从特定产品、特定系统或问题开始，再逐渐推开。

　　首先是淘汰“有害物质”：对公认的有害物质表示厌恶。人们常听到这样的吆喝：我们的产品“不含磷”、“不含铅”、“不含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设想一下，你在介绍菜谱或鲜美佳肴中“不含砒霜”时，来就餐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事实上，这是人们朝着减少工业产品中不用有毒有害物质迈开的积极一步。

　　其次是“顺天应人”：时下的大多数产品都达不到生态效率的设计标准，甚至连这样的标准也没有；这就需要“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不完美的两件事情中进行比较并作出选择或决策。以建筑为例，先要选择生态智能型建筑物，尽可能使每件部品不含影响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材料，在拆卸后能返回产业链或供应链，以免降级循环；其次要尊重，尊重那些制造产品的人，尊重那些生活在厂区周围的人，尊重那些运输产品的人，尊重那些消费者；最后是选择愉悦、喜庆和乐趣，最大限度地表达设计的创造力，以增加生活乐趣和愉悦。

　　再次是列出“淘汰清单”：根据材料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影响进行分类，列出反映问题紧迫程度的清单，将那些会产生畸形的、诱导有机体突变的、致癌的物质归入一种清单；将那些需要淘汰的又不是那么紧迫的有害物质，归入另一清单，可称为“过渡清单”；将那些对人体和环境有正面影响的物质归入一种清单，可称为“优选清单”。需要考虑的物质性质主要有：可吸入毒物，慢性毒物，过敏性强的物质，已知或疑为致癌、致畸形、破坏内分泌的物质，对水生生物（鱼类、藻类、细菌等）有毒性，生物可降解性，对臭氧层的破坏性，让所有副产品均符合同样的标准。

　　接着是启动“升级”清单：从生态效率出发，自始至终地把产品当作生态循环和工艺中的原料来设计。以汽车为例，应当知道是用什么做成的以及这些材料是如何组合的。在选择生产汽车的材料时，要考虑能否安全并成功地融入生物循环和工艺循环。可以选择刹车片和轮胎橡胶，使之能安全地磨损；可以选择可生物降解的涂料或使用无需着色的聚合材料；从方便拆卸的角度考虑汽车设计，使钢、塑料和其他原料重新进入工业制造；可以将材料中的成分编码，变成“升级循环”的通行证，可以从专用仪器上读取成分，并被后来人循环利用。

　　最后是创新思路：不是设计生态的循环和工艺，而是重新确定设计思路和任务：不是“设计一辆汽车”，而是“设计一种可以用作为营养物的交通工具”；不是努力生产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汽车，而是设计一种能释放对环境有益影响成分的汽车。汽车发动机像一个模拟自然系统的化学工厂，汽车排放的每一种物质都是自然或工业的养分。当它燃烧时排放出来的水汽能被收集起来并加以利用；不再将催化剂转换器做得越来越小，而将氮氧化物作为一种原料收集储存起来以便再用；将排放的二氧化碳转化成碳黑，作为橡胶生产的原料。凡此种种设想，虽与现实尚存距离，但何尝不能成为一种新的设计思路并朝这个方向努力呢？

　　除了物质循环利用，还需要考虑空间布局优化，在“互联网＋”背景下努力使社会边际成本为零。分析一个地区的循环经济发展潜力，可从四个方面入手。要分析什么类型的工业，用什么样的原料，产生什么样的废弃物或副产品，能源共用及可能性如何（如多联供、可再生能源、电、天然气等）；有无废物循环的基础设施（如废物交换中心等）；可再利用的固定资产有哪些（如闲置的设备、待复垦的土地、未利用的工业或商业资产等）；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条件如何，有无环境约束，包括空气质量及环境敏感区（如保护区等）；是否存在企业上下游关系，有无尚未开发的市场或增加市场份额的潜在机会，运输的通达性如何，能提供什么样的生产或服务。在社区方面，有哪些培训或教育项目可以利用，有哪些地方性的商业网络（如商业联合会或地方贸易协会等）。通过系统分析，找到产业链延伸的机会，促进资源环境的空间优化配置。

　　总之，工业绿色化需要从减少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入手，统筹规划，精心设计，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