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与郭布罗·润麒先生（左）的合影旧照

◆常纪文

2001年7月，我30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环境资源法学研究。“法学研究所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到法学研究所之初，“老人儿”们都这么介绍。至于有哪些具体的“龙”“虎”，大伙都不忘提及集“末代国舅爷”和“末代驸马爷”于一身的郭布罗·润麒。

郭布罗·润麒先生身份显赫，他是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的亲弟弟，也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三妹夫。他留过学，会开飞机、坦克和汽车，后在法学研究所《法学译丛》做编译工作，并担任过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单位的新人，我当时觉得这位神奇的人物高不可攀。

可是，同事们在聊到先生时都很亲切，简称他为老郭或者郭老爷子。大伙都说他很时尚，七八十岁时还经常骑着摩托车来法学研究所，很帅气。日本环境法学界的学者也向我提及过他，说他早年曾在日本留学，改革开放后对中日环境法学交流有贡献。同事们特别指出，郭布罗·润麒老师以前在日本学过三年针灸，退休后在家里开了一个中医针灸诊所，发挥余热。本来，我就在法学研究所图书馆看到过老先生翻译的一些日本环境法资料，对他很感兴趣，听了老先生的故事，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初次见到润麒先生，是在2002年初冬。法学研究所的同事刘明明带我一起去人民日报社附近的金台北街3号楼拜访他。

甫一见面，老先生就给我一个大大的意外。开门的是他的女助手，而一位满头银发的魁梧老者穿着红色棉马甲精神矍铄地站在她身后。刘明明与老者握完手后，对我介绍说这是郭布罗老师。先生立即向我施了一个电视电影中常见的清代请安礼，顽皮地说“博士大人好”。以前没有见过这阵势，我一下子措手不及，慌张下忙不迭地笑着向他拱手问候“郭老师好”。

老先生的客厅布置得很有特色。墙上，挂着病人送来的“济世有道”等锦旗和宽大的中医针灸宣传牌，宣传牌上印有他大幅的照片。客厅沙发上方的墙上挂有3幅照片，两边是他年轻时获奖的两幅油画照片，中间的则是他们夫妻俩年轻时在火车上聊天的照片。

润麒先生向我讲述了他的经历。他说，1978年落实政策后，他被调到法学研究所《法学译丛》编辑部，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从事日本法包括日本环境法的资料编译，介绍日本环境法的体制制度和机制，向国内打开了日本环境法的大门。他还介绍说，以前当全国政协委员时，还开展过沼气池建设等循环经济方面的调研。因为工作认真负责，成绩得到公认，1993年退休时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他说自己已90多岁，做不动研究了。得知我是法学研究所培养的新中国第一位环境资源法学博士后，他感觉很欣慰，希望我能接住法学研究所环境法学研究的接力棒，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向上面反映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和法律方面的实际问题，提出有用的对策建议。先生很健谈，很乐意和我这个环境法学后辈交流。分别时我们合了影，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

与他熟悉后，我经常和于敏等研究环境法学的同事去看望他，逐渐成了忘年交。2003年5月，我博士后出站，留在法学研究所工作，与润麒先生的接触更频繁了。2004年，我出版博士后研究报告《市场经济与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的创新和完善》，想请他作为环境法学前辈写几句话，他慷慨应允，但怕现场写得不好，承诺写好后寄给我。大约过了一个月，我收到他签名盖章的毛笔题词“加强环境法学研究 促进环境法治”“发展国际环境法学 促进我国的国际环境合作”，很是高兴。为了表达时间拖延的歉意，先生还俏皮地写了一个便签“懒是越偷越懒，拿起碟子摔了碗；一日三餐白费饭，除了失信就现眼。您说：老人活着够惨不够惨？”我将先生的题词写进了书的后记。书出版后，他看了我送的书，指出中国的环境法律不少，但是一些环境法律实施却不好，不要只强调法律的数量，还要提高立法的质量，需要加强立法的可行性研究。他怕我记不住，便把这些话写在纸上送给我：“环境保护立法既要注重理论性，还要加强其可行性，符合实践需要”。

现在看来，他对中国环境立法的评价仍然非常中肯。在谈当时的环境污染问题时，他结合日本的环境法治经验指出，环境保护和文明有关，和发展阶段有关，和人们的生活习惯有关。他说，中国的发展不够，环境污染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对于非环保的不文明生活习惯，他指出既要引导，也要立法强制，但过程漫长，不要心急。简简单单几句话，但是其中蕴含的道理却很睿智，当时很少有人能总结出来。润麒先生得出这些结论，提出这些建议，与他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有关。

润麒先生长寿，经常说“我认识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认识我的人我又大多不认识”，因此特别珍惜朋友感情。2005年3月至8月，我赴德国马普研究所做环境法学访问研究，行前却忘记告诉他。那时实时联系主要靠昂贵的国际长途电话，而他耳朵已不济，因此连续6个月没有联系先生。回国后到单位报到销假时，同事笑着说，你赶快给老郭打个电话吧，他四处找你，电话也打不通，说你也不去找他，是不是忘记老朋友了？幸亏同事解释说我出国半年，老人才松了一口气。第二天，我带上儿子，提上先生喜欢的酸奶，登门看望先生，反复道歉。他很高兴，并未怪罪，与我大谈野生动物保护，说现在有人什么野生动物都吃，法律应当有所作为。

2007年1月至5月，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行前给先生打了招呼，他反复祝我一路顺利。回国后不到一周，于敏教授打电话给我，说老郭走了。我虽然吃惊，但也不感到太意外，因为2006年底和他几次聊天时，他说着说着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醒来后不一会儿又睡着了。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老人可能身体不行了。但他有着豁达的生死观，平时聊天不为经历的蹉跎而抱怨，喜欢看以前的照片，讲以前的事情，写过一首诗“哪个老人不怕死，阴阳之隔一张纸，一旦突破飘然去，善恶自有公平史”，我评价写得不错，他便用毛笔抄下来送给我。

2007年6月8日，郭布罗·润麒先生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法学研究所的悼词既客观、又详细——“先生是末代皇后婉容的胞弟”“早年命运与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相系”，也对他的为学为人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先生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调入法学研究所后他编译的大量宝贵文献资料为繁荣法学研究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努力地把自己变成人民中的一员”“动荡的经历锤炼了他对祖国的爱和率直善良的性格，正是这种率直善良的性格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和尊重，使他成为一位受人尊重和爱戴的老者”。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