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7年起，郭耕便和动物联在一起了。

　　这年，郭耕到北京濒危动物中心当了第一位饲养员，1988年首创该中心金丝猴繁殖记录。1993至1994年，郭耕参加中美合作“绿尾虹雉繁殖研究”课题。主持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迁地保护中的公众教育”课题。1999年秋在“中国科学家第48期论坛”上作《围绕物种灭绝开展环境教育》的报告，同时起草《拯救物种、保护自然》的杭州宣言。向全国政协提交“关于动员社会力量，打击非法猎杀经营野生动物”提案。最近，他又列出十大理由，建议选麋鹿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

郭耕的幸福生活

　　郭耕有一个幸福公式，幸福等于物质占有除以物质欲望。这是一个分子与分母的关系。分母越大，就越幸福，或者分子越小，也会越幸福。他认为，物质追求没有一个标准刻度，也不是完全由自己决定的，人却可以把握自己的欲望，缩小或者膨胀。所以幸福与否在于每个人自己。

　　郭耕的生活便是在不断缩小分母。1987年，他放弃了商场上的成功和城市生活，到北京南郊大兴榆垡东胡林——大多数北京人没听说过的地方，饲养起金丝猴、长臂猿、黑猩猩、猕猴、卷尾猴等各种猴子。那时他是真正的饲养员，工作就是打扫卫生、撮粪、冲洗笼子、切香蕉、蒸窝头等等。

　　做一名饲养员，是郭耕不同凡响的选择。最初的原因很简单——从小喜爱动物，加上厌倦商场的尔虞我诈。可当他从养猴子的痴迷中醒过来的时候，看着关在笼子里的猴子，他困惑了，为什么是猴子在里面，而人在外面？人与动物的关系就应当如此吗？如果有一天，人被关进笼子饲养是什么样的情景？

　　郭耕的生活再次改变。他开始为动物们呐喊、演讲、写动物保护的文章，起草宣言，以期把环保的理念深入到更多人的头脑中去。

　　1998年，郭耕调到北京麋鹿苑工作。他发现，麋鹿是一个活生生的教材，是我国拯救濒危物种的典型范例。郭耕开始挖掘其中的教育资源，并建立了麋鹿苑博物馆。他把麋鹿的历史以图文形式表现出来；从麋鹿曾在中国灭绝的事件切入，建起世界上第一座灭绝动物墓地；从其文化源渊入手，制作了东方护生壁画；设计了“动物之家”的游戏让参加者来个换位思考等等。

　　郭耕戏称自己和麋鹿一样，是“四不象”，像教师不是教师，像作家不是作家，像专家不是专家，像导游不是导游。这也正是他所寻找的幸福生活。

人类不是救世主

　　12月14日，记者搭出租车前往麋鹿苑采访。出租司机说他常到麋鹿苑附近钓鱼，不但知道麋鹿是珍稀动物，还了解一些麋鹿的历史。“这下好了，你中午有鹿肉吃了”，他漫不经心地说。

　　吃饭的时候，记者把这段插曲告诉了郭耕，他平静地说，“我们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问你们那儿是养野生动物的吗，有什么野味吗？”看得出，郭耕内心并不平静。

　　麋鹿苑的大门口有个小柜子，上面写着“这里有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打开里面的小门，是一面镜子。答案有了，这种动物就是人。
这是郭耕设计的。郭耕又有了困惑，又开始思考，以前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解决问题要从大自然去找，生活不富裕就不断地开发，向自然界索取。因为人类是核心，动物都得为人类的需求服务，地球是人类的，自然界便是理所当然的开发资源和征服对象。

　　人类的生存利益一定就高于非人类的生存利益吗？郭耕意识到，光是缩小自己的个人欲望是不够的，面对动物和自然界，所有人都应该缩小幸福公式中的分母，这样，人类才会有幸福可言。更何况，当人把一切自然都变成财富时，实际上是在自戕。

　　郭耕身体力行，平时尽量坐公共汽车，一年前又开始吃素，还撰文列举出食素的十大理由，抨击人类中心主义，并在各种场合宣扬他的理论。从喜爱动物，饲养动物，到动物保护，成为反人类中心论者，郭耕已经走得很远。

　　就像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类本来就不是世界的中心。郭耕说，甘地有这样一句话：人类的伟大之处与其表现在善于征服自然，不如说善于改造自己。他说，人类不是救世主，博爱即自然。

　　郭耕很尊重世界著名的女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和“自然之友”的梁从诫先生。一次同他们一起吃饭时，郭耕发现两位前辈竟都是右臂有疾，一问方知珍妮由于不断地奔波于世界各地，太多的签名和握手使她积劳成疾，手臂难举；而梁先生的手臂是在赴青海高原参加支持野牦牛队保护藏羚羊活动的归途中车祸所伤，同是野生动物保护，一位在非洲为黑猩猩呼唤，一位在亚洲为藏羚羊呐喊。郭耕感叹，二位前辈年逾花甲，却都是出于对那些无告、无辜生灵的深切之爱，爱到成疾，爱到成伤。

　　郭耕的座右铭是：睡去感到生命之美丽，醒来感到生命之责任。

　　郭耕，北京麋鹿苑生态实验中心副主任，北京科普作协理事，“自然之友”理事。北京市第一届“科普大使”。曾获北京十大杰出青年、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环保地球奖。出版著作有《世界猿猴一览》、《灭绝动物挽歌》、《鸟兽的绝唱》、《鸟兽物语》、《猿猴亲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