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态环境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目前很多生态建设项目并不符合生态规律，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
 
 
　　沙尘暴

　　第二天，从国家林业局传来消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得到国务院紧急批复后全面启动，计划未来10年内投入540亿。“十年后北京将告别沙尘暴”的乐观说法随之传出。

　　与此同时，在经历了30年一遇的强沙尘暴之后，一种悲观情绪也在北京城里蔓延。有人抱怨，为什么沙尘暴越治越猖狂？有人甚至担心，北京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楼兰古城？

　　很多人都会知道这样一个希腊神话故事：西西弗斯遭受天谴，诸神令他昼夜不休地推滚巨石上山。每当巨石到达山顶，就因重力又滚回山脚。诸神觉得，再也找不到比让人进行永无希望的劳作更好的惩罚了。

　　治理沙尘暴，是人类为了热爱自己这片土地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它的前景是光明还是暗淡？我们究竟遇到了什么难题？

　　“一厢情愿”的豪情

　　每年春天，中国北方总要遭遇沙尘暴的洗礼，人们也照例要热烈地讨论一番。

　　到了200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正式施行。制定一部专门针对防沙治沙的法律，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尽管它比较宏观，与之配套的相关法规也未出台，新华社报道仍然称，“这意味着沙尘暴有望根治了”。

　　根治沙尘暴，一直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一年多以前，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政府就曾致电北京市政府，表示要在2008年之前筑起一道西北边疆最坚固的生态防线，彻底根治沙源。

　　中国地质大学的一位教授更是豪情万丈，在中国工程院主办的《中国工程科学》杂志上撰文建议，实施海水西调工程，根治沙漠和沙尘暴。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全面启动之后，这种乐观的情绪达到了一个高潮。

　　但很快有专家站了出来，给这种激情大泼冷水：“沙尘暴是土地荒漠化的一种表现，要想恢复到‘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样的状态不太可能。”

　　还有人举出不久前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为证：中国科学家在黄土高原的红土研究中发现，早在2200万年前，中国这块土地上就出现了荒漠。换句话说，沙尘暴是一种古已有之的自然现象，不可能得到根治。因此，妄想消灭天然沙漠必然是徒劳无功，治理沙尘暴的重点应当放在人为破坏严重的地区。

　　他们为什么悲观

　　经历了30年一遇的强沙尘暴之后，一种悲观的情绪也开始在北京城里蔓延，甚至有人联想到了楼兰古城。

　　100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穿越罗布荒原时发现了楼兰古城。史载，楼兰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公元前后与汉朝关系密切。但到了后来，这座昔日“丝绸之路”上的交通重镇还是湮没在了风沙之中，楼兰的居民也被迫四处迁移。

　　或许有人会说，今天的人类已经知道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而楼兰的居民可能缺乏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但是，考古学家发现，楼兰实际上已经制定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律法，“凡砍伐一棵活树者罚马一匹，伐小树者罚牛一头，砍倒树苗者罚羊两头”。

　　这样看来，对历史重演的担心，并不全是杞人忧天。

　　“其实，深刻的环保主义者往往比较悲观，至少不会像科学主义者那样乐观，”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刘东教授对记者说，“因为他们往往更富于人文学识，能够看出只要基本生活哲学依然故我，那么这些基于科学理性的所谓治理，往往会以更大的灾难性后果为代价。”

　　并非技术难题

　　乐观也好，悲观也罢，关键还得看人们在治理沙尘暴上所采取的实际行动。

　　去年3月，本报几位记者穿越三千里风沙线，所见多是一幅幅沙进人退的惨烈景象。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却意外地发现了一片长得很好的人工草地。

　　那片草地属于中科院建立的生态示范区。今年3月26日，中科院植物所所长韩兴国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采取了延迟放牧与划区轮牧、种植人工草地等措施，在去年遭遇大旱和蝗灾的情况下，示范区内的退化草地平均亩产干草仍然从20公斤以下提高到60公斤以上，流动沙丘前沿地带也基本得到控制。

　　示范区综合利用了多项技术，例如，由于引进中科院遗传所的高产青贮玉米品种和上海一家公司的保水剂，使得青贮饲料的亩产达到7000公斤之多。不过，科学家们强调，防沙治沙最关键的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问题。

　　植物所李凌浩博士举例说：“第一，有效的技术往往成本较高，如保水剂平均每亩需要好几十元，当地牧民难以承受；第二，很多退化草地可以自然恢复，围起来就够了，根本不需要什么技术。”

　　其实，治理沙尘暴的惟一办法是保护生态、恢复植被，如此简单的道理谁都明白。20世纪30年代，美国西南部大平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沙尘暴，史称“肮脏的30年代”。但如今，“保护生态、恢复植被”这八字方针使得沙尘暴早就成了美国往事。

　　中国如今的沙尘暴和美国当时的情况基本相似，都是盲目耕种和过度放牧引起的，韩兴国博士认为，惟一不同的是在新疆等一些地方，自然条件比当时的美国恶劣得多，无法恢复生态，只能接受现实。

　　管理失控与市场失效

　　既然如此，从理论上讲，很多地方的沙尘暴是完全可以治理的。全国各地也先后搞了不少生态建设项目，沙尘暴为什么还是愈演愈烈呢？专家称，像中科院浑善达克示范区这样的榜样太少了，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

　　在沙尘暴治理上，中央政府是相当重视的。就以刚刚全面启动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这个全国六大林业重点工程之一为例，去年国家林业局还说它“规模不大”，今年就已得到国务院紧急批复，资金规模也增加到了540亿。

　　可是，人们对治理措施能否见效，治理资金会不会被挪用，以及林业局、水利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等主管部门能否打破部门利益、科学整体规划等等，仍然充满疑问。

　　今年3月22日，在国家环保总局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环境科学院生态所高吉喜博士就指出，目前我国很多生态建设项目并不符合生态规律，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最典型的例子是，“种树活动越火爆，沙尘暴越厉害”，像内蒙古大草原绝大部分就宜草不宜林，即使是种树也要认真考虑种什么树。

　　在市场机制的引入上，也同样存在不少问题。通过市场杠杆，引入民间资本，投入治沙工程，无疑是今后治理沙尘暴的一条重要途径。中科院植物所与白音锡勒草场以及上海一家公司在去年合作成立的“绿发草业公司”，如今通过出售饲料和干草已有100万进账。可是，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尽管有不少人先后投身到治沙产业当中，由于政策、管理和技术的原因，能够真正获得经济效益的并不多。

　　还有的公司，或许能够取得经济效益，却不一定会考虑生态效益。韩兴国博士担心，如果某个公司打一口几百米深的水井，把其他地区的地下水也给抽干了，该由谁来补偿呢？

　　源头又见白天鹅

　　就在强沙尘暴袭击中国北方的日子里，在内蒙古多伦县中部的一块湿地上，中科院植物所几位科学家惊喜地看到了一群白天鹅。

　　“至少在300只以上，这是当地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的一个信号，”带队的李凌浩博士说，“多伦县的牧民已经20多年没见过白天鹅在那里栖息了。”

　　多伦县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南端，到北京的最近距离仅100多公里，是北京沙尘暴的源头之一。白天鹅群的出现，不论对多伦人，还是对北京人，都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多伦应该算是一个特例。这些年来，原本默默无闻的多伦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力，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和环保志愿者。单是中科院一家，就已经在这里开展了6年的工作，投入的研究经费数以百万计。去年，北京市民还提出了“治多伦一片沙地，还北京一片蓝天”的口号，募集捐款200多万。大西北的其他地区，恐怕难得有多伦这样的幸运。

　　李凌浩博士还对去年夏天的蝗灾记忆犹新：“黑压压的一片，每平方米草地在1000头以上。我们把所有的人力和农药都用上去了，5000多亩紫花苜蓿仍然被破坏了2000多亩。如果是几十、几百万亩，就很难办了。大面积喷洒农药吧，平均每亩要花上十元钱，而且会破坏内蒙古绿色食品基地的形象。”

　　今年呢？科学家们说，这么干旱的气候，肯定还会有蝗灾。

　　还有人说，与新疆、甘肃、内蒙古等西部省区相比，“北京那点沙尘暴算个啥”。他们担心，北京的沙尘暴如果有幸得到治理，人们是否还会去关心尘土飞扬的大西北。□

　　本文刊载于2002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