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主义（ecologism）是1970年以后在西方社会兴起的一种强有力的政治话语。尽管生态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甚至更早，但只有在当代世界的处境中，它才具有实质的政治意义。1980年动物权利论者雷根（TomRegan）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动物正当（权利）与人类错误》（AnimalRights,HumanWrongs）。如今，在许多场合，“生态正当”与“人类错误”差不多已成为两个水火不容的断语。前者表示一种以人与非人类世界的交互影响为着眼点、以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为目标的价值追求，后者则意味着一种人类沙文主义的僭妄。在当代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生态”（eco-,ecological）冠名的学科、学说或主义数不胜数，如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生态神学（eco-theology）、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politics）、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economics）、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huma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等等。本文拟对生态主义话语的核心部分——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政治意向进行分析，附带论及生态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实践即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若干问题。
    
     一、生态学时代
    
     20世纪初，美国环境保护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平肖（GiffordPinchot）和缪尔（JohnMuir）[1]就为何保护自然环境发生过一场争论。分歧起于一项在毗邻加利福尼亚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赫奇•赫奇峡谷（HetchHetchyValley）修建水库的计划。该计划拟淹没赫奇•赫奇峡谷以解决旧金山的供水需要。平肖支持修建计划，认为在峡谷筑坝可以向数百万人供水，符合最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的原则。缪尔则反对这项计划，主张峡谷应当受到保护，免遭人类活动的破坏。这是以平肖为首的资源保护运动（conservationmovement）和缪尔领导的自然保护运动（preservationmovement）的一次正面交锋[2]。虽然1914年美国国会终于批准了这一计划，但两种立场的争论至今余波未了。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了自然界本身的价值去对待和保护环境？在自传《开拓疆土》中，平肖把资源保护主义定义为“一个从人类文明角度出发的基本物质方针”，“一个为了人类持久利益开发和利用地球及其资源的政策”[3]。其主导原则是，公共土地应当服务于公众需要并为公众所用。保护森林土地是通过科学管理，使之为全体公民明智地使用和掌握。“林业政策致力于保护森林，不是因为它们是美的……也不是因为它们是荒野野生生物的避难所……而是因为我们可以用以建造繁荣的家园。”缪尔则认为，资源保护主义把所有自然资源仅仅当作供人使用的商品来对待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坚持为荒野的精神、审美价值以及其他生物的固有价值辩护。自然保护主义力图使自然环境免受人类活动的侵扰，其目标是保护荒野原生的、未受破坏的状态[4]。这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想。前者通常被称为技术中心论（technocentrism），后者被称为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
     现代环境主义的发展始终与这两种模式的冲突纠缠在一起。1962年，卡逊（Rachel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以惊世骇俗的笔调描绘了滥用农药对人类环境的毁灭性影响，提出人类应与其他生物相协调、共同分享地球的思想。《寂静的春天》的问世被认作现代环境主义运动开始的标志。作者对工业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激进批判立场，招来美国主流知识界的反对，导致了长达十数年的争论。在此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从不同视角表达了对环境危机的实质及其克服前景的认识，分歧之大，几无调和的可能。而且直到今天，此类分歧也远远没有消除。不过，从主导思想的变化看，四十年的环境主义运动仍可明确分为两个阶段。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尽管荒野保护组织提出过“为荒野而保护荒野”（wilderness-for-wilderness’-sake）的主张，尽管也有人对技术中心论进行过颠覆性的批判，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思想更接近平肖而不是缪尔。1970年4月22日，来自许多国家的人在美国经历或参与了第一个“地球日”的活动，活动的主题是严肃地反省地球环境状况。这是环境主义者在公众面前的一次集体亮相，虽然公众并没有报以预期的热情。此后，由于斯德哥尔摩等一系列国际环境会议的召开，在美国媒体的鼓噪下，“生态学时代”这个词一下子被叫响了[5]。于是，在今天的叙述中，1970年4月22日成了环境主义运动的分水岭。客观地说，第一个“地球日”及以后相关行动的直接影响在于，它促使一批职业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投身环境主义运动，担当起反省和规范运动的任务，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运动的方向。1973年，奈斯（ArneNaess）在国际哲学杂志《探索》上发表《浅层的与深层的、长远的生态学运动：一个概要》，首次把环境主义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浅层生态学运动和深层生态学运动。奈斯认为，浅层生态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只关心人类的利益；深层生态学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关心的是整个自然界的利益。浅层生态学专注于环境退化的症候，如污染、资源耗竭等等；深层生态学要追问环境危机的根源，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和人性的。在实践上，浅层生态学主张改良现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深层生态学则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使之成为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6]。奈斯的区分原则上为环境主义者普遍接受，尽管许多人并不赞同他的学说。这也就是所谓“改良环境主义”（reformistenvironmentalism）与“激进环境主义”（radicalenvironmentalism）的对立。自70年代至今，激进环境主义代表着运动的主流。
     那么，生态主义和环境主义是什么关系呢？多布森（AndrewDobson）在《绿色政治思想》第一章开头就说：“关于生态主义，必须明确的首要观点是，它不同于环境主义。……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生态主义认为，对环境的关心……以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彻底转变为先决条件；而环境主义则主张一种针对环境问题的‘管理’方式，它确信环境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而无须根本改变现行的价值观或生产、消费模式。”在该章的结尾，他又说：“有必要再强调一遍，这是一本关于生态主义而不是关于环境主义的书。”[7]多布森的整本书就是要论证这一点。他不厌其烦地列举两者的区别：生态主义从根本上置疑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主义则不然；生态主义期望一个不追求高增长、高科技、高消费，而以包含着更多劳动、更少闲暇、更少物品和服务需要的“美好生活”为目标的后现代社会，环境主义则不然；生态主义将地球的有限性置于优先地位，追问在此框架内何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是可能的和可欲的，环境主义则不然……最后，在人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上，生态主义关心的是人类活动必须限制在何种范围内才不至于干扰非人类世界，环境主义则关心人类的介入在什么程度上不会威胁到人类自己的利益。显然，多布森的区分和奈斯的区分同出一辙。多布森所说的“环境主义”实际上指的是老派的改良环境主义，而所谓“生态主义”也就是激进环境主义。所以，佩珀（DavidPepper）把多布森的生态主义定义概括为“激进环境主义的政治哲学，包括生态中心论”[8]。生态中心论是生态主义最重要但不是惟一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生命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分别代表着生态哲学内部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条路线，它们一起构成生态主义的思想支柱。
     与生态哲学相比，生态批评的兴起要晚得多。按照布依尔（LawrenceBuell）在《生态批评暴动》一文中的说法，生态批评或“文学与环境研究”（literature-and-environmentstudies）运动起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仍在开展阶段。“尽管这个词（按：指生态批评）二十年前就发明出来了，尽管对于和自然观念、荒野、自然科学以及各种空间环境相关的文学文本与运动的批评性阅读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但只是在最后十年里，与环境相关的文学研究才一跃而显现为一场大规模的批评暴动。”布依尔所谓“暴动”（insurgency），既针对当代批评界的已有格局而言，又是对生态批评内部无序状态的形容：
     当代文学与环境研究成分之驳杂，称其为“一场运动”实不为过。就此而论，它与新批评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倒是和女性主义及族群修正主义或同性恋研究有些相似。因为它总体上是受问题驱动而不是受方法驱动的。生态批评至今没有廓清其范围，而这是方法上更趋一致的暴动（moremethodologically-focusedinsurgencies）所必需的，如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之于新批评的形式主义，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之于殖民话语研究。[9]
     那么，生态批评的主旨是什么？它关心的主要问题又是什么呢？在《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1996）的“导论”中，格劳特费尔蒂（CheryllGlotfelty）给生态批评下了一个流传甚广的定义：“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正如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意识的视角考察语言和文学，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方式和经济阶级的自觉带进文本阅读，生态批评运用一种以地球为中心的方法研究文学。”这个定义相当空洞。所谓“以地球为中心”（earth-centered）除了提法上与“以人为中心”（human-centered）相对外，实在见不出多少深意，更难让人明白它在批评实践中如何操办。当然，格劳特费尔蒂有自己的解释：
     生态批评家和理论家问的是这样一些问题：这首十四行诗是如何再现自然的？物理环境在这篇小说的情节里起什么作用？这部戏剧所表达的价值观和生态智慧是否一致？我们关于大地的隐喻是如何影响我们对待大地的方式的？我们如何能够把自然写作当成一种文类（genre）？除了种族、阶级、性别，场所（place）应否成为一个新的批评范畴？男人的自然书写有别于女人的吗？文学经验（literacy）本身以何种方式影响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荒野的概念是如何随时间而改变的？环境危机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渗透到当代文学和流行文化中来？何种自然观充斥着美国政府报告、企业广告和电视自然记录片，产生什么样的修辞效果？生态科学和文学研究有什么关系？科学本身如何对文学分析开放？文学研究与历史、哲学、心理学、艺术史、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环境话语如何可能相得益彰？[10]
     《读本》除“导论”外共收录文章25篇，作者多为生态批评领域的新锐，所以算得上是一次阶段性的总结。格劳特费尔蒂列举的问题基本上囊括了这些文章的主题。整部《读本》尽管始终都围绕着生态主义或生态环境危机展开，各位作者选择的对象、关注的问题和进入问题的角度却差别极大。其中，既有对文学文本的生态式阅读，也有关于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的一般性探讨；既有对生态批评若干理论原则的论述，又有把生态主义视角和女性主义、东方主义问题联系起来的尝试；既有对自然写作和户外经验的内在性的心理学分析，也有关于生态批评与生态科学关系的长篇大论。从理论定向、批评对象的选择和批评策略上看，这些文章总体上没有显示出一个能够与既有批评模式相抗衡的新的批评流派应有的气象。1999年《新文学史》出版了一期生态批评专号，刊发论文10篇（包括上面提到的布依尔的文章），作者都是该领域的中坚人物。通览下来，批评家们各自为战的情形仍无明显改观。这里面既有关于生态批评的根基牢靠与否的探讨，也有对经典文本的生态式细读，而两者之间又好像没什么关联。布依尔的《生态批评暴动》是在读了其中9篇文章以后写的。他在文中提出几个问题：生态批评迄今取得了什么成就？它何得何失？它可望选取何种新的方向？它必须选取何种方向才能实现其潜能？他通过对运动历史的简要回顾初步回答了这些问题。应当说，此类问题是需要所有从事和关注生态批评的学者们共同来面对的，这关系到生态批评能否由一场“暴动”发展成一个成熟的批评流派。
     从思想资源的积累看，生态批评与生态哲学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究其原因，主要还不是个历史长短的问题，而在于它们与生态环境运动实践的关系不同。生态哲学是应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需要产生的，从一开始就担当着总结和引导运动的角色。主要依靠生态哲学家们的努力，生态主义（或曰激进环境主义）话语才得以构成。生态批评则不一样。它既不是运动的直接产物和参与者，就其研究现状而言，也不能成为生态主义话语的有机部分。生态批评实际上是在生态主义感召下的一种自觉的文学批评活动。在未来的发展中，它必须处理好两个问题：1.如何理解生态主义的基本问题、精神实质及政治意向？2.如何获得一种从文学角度介入生态主义运动的批评策略？这两个问题逻辑上是平行的，但就目前情形而论，前者更为急迫，因为它决定着“生态批评”的思想定位。事实上，这也是当代生态批评家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因此，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将集中研究生态哲学方面的问题，由此适当地延伸至文学批评领域。
    
     二、人类中心主义问题（略）；三、自然中的价值（略）
    
     四、后现代科学或意识形态
    
     现代机械论自然观是科学革命的产物。它产生于16—17世纪，在18世纪初随着牛顿体系的完成得以确立，此后又广泛渗透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形成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从而成为现代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信条。
     机械论自然观是建立在机械力学的基础上的。从机械力学的观点看，世界是由运动着的物质粒子（原子）组成的。物质粒子是永恒的，即在物理学意义上不可分和不毁灭。它的最基本性质是不可入性，因此，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它占据固定的空间。整个自然界就是运动着的物质粒子在空间中相互作用的结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出现，物理学关于质量、空间、时间、能等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机械论依据经典力学所假定的稳定性被否定了。“在新物理学看来，世界是处在一定时空关系中的‘事件’组合而成的统一体，而事件只不过是‘多种关系’的综合而已。而且量子理论已经证明‘能就是质量’，物质只不过是振动的一种方式”[11]。怀特海（AlfredNorthWhitehead）借助现代物理学的成就，在总结柏格森等人探索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事件”和“过程”概念为核心的“有机体哲学”，又称“活动的过程哲学”。怀特海系统地批判了传统的的机械论观点，主张把自然理解为生命机体的创造进化过程。他说：“现代理论的基本精神就是说明较简单的前期机体状态进向复杂机体的进化过程。因此，这一理论便迫切地要求一种机体观念作自然的基础。它也要求一种潜在的活动（实体活动）表现在个别机体现状态之中，并在机体达成态中发生演化。”[12]
     怀特海认为，构成世界的“终极单元”是“事件”（event）或“现实实有”（actualentities），又称“实有”（entities）。实有不是具有“现实完整性的元素”（实体），而是活动的结构。怀特海用“过程原理”来界定实有：“一个现实实有如何生成就构成该现实实有是什么，因此对现实实有的这两个描述不是独立的。它的‘存在’（being）由它的‘生成’（becoming）构成。”[13]这样，怀特海就以本质上是运动、变化、发展过程的现实实有概念代替了机械论的实体概念。他说：“‘现实实有’……是构成世界的终级实在物，在现实实有的后面，找不到更实在的东西。”[14]从哲学范式上看，现实实有概念的内涵相当于传统哲学的属性概念，而它的外延则相当于实体概念。这种实体与属性关系的颠倒和量子理论中质量与能之间的颠倒是一致的。怀特海说：“无论如何，质量的概念已经渐次地失去了它的突出地位，不再是惟一终极恒定的量了，往后我们可以发现质量与能量的关系颠倒了。物质变成了一定量的能相对于其本身的某种动态效应而言的名称。这一系列思想引导出一个概念，认为能是根本的，代替了物质的地位。”[15]
     怀特海认为，现实实有的生成机制在于“摄入”（prehension）。所谓摄入，就是现实实有以自身为主体，把其他实有作为对象来抓取。现实实有在摄入的同时，也被其他实有摄入。摄入过程就是现实实有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包容、相互共生的过程。就已经建构起来的现实实有而言，它是“现实”；而就后续的生成过程而言，它又是“潜能”。“作为一个真正的许多实有共生中的要素由潜能成为现实，是系于一切实有——现实的或非现实的——的普遍的形而上学特征；宇宙中的每一个事物都卷入每一个共生过程。换言之，每一个事物对于每一个‘生成’都是潜能，这属于‘存在’的本性。此即‘相对性原理’。”[16]由于摄入过程永无止息，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事物在全部时间内都存在于所有地方。因为每一个位置在所有其他位置中都有自己的位态。因此，每一个时空基点都反映了整个世界。这样，整个世界就被描绘成一个复杂的动态关系网络。
     有机体哲学或过程哲学是一种与机械论的自然观相对立的新的自然哲学，它在现代知识背景下重新确认了古代自然观中的生命机体概念。怀特海因此被尊奉为“后现代科学”（postmodernsciences）的先驱。如格里芬（DavidR.Griffin）就认为怀特海的观点是“深层生态学的”，因为他的宇宙论表明个体事物是由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产生和构成的，从而为自我的生态学性质、内在价值观念以及生命平等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7]。
     从怀特海起，经贝塔朗菲（LudwigvonBertalanffy），到拉兹洛（ErvinLaszlo），在科学发展的背景下，有机论自然哲学出现复兴之势。在科学界，罗夫洛克（JamesLovelock）和马格里斯（LynnMargulis）主张把地球理解为一个“活的机体”。罗夫洛克以希腊大地女神“盖亚”（Gaia）来命名全球生态系统。“盖亚假说”包含着“同情”大地母亲的呼吁[18]。这些对于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当然的资源。当代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尽管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之分，在自然观上都坚持有机论，而且主要是以生态学为根基的有机论。由于这种有机论把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个体还原为关系性的存在，从而对现代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体”观念，以至整个人本主义传统形成挑战。从生态学角度，一个生态系统可以被描述成由太阳能和化学能流动构成的能量循环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的存在完全在于它和别的环节以及整个能量流的关系。生物物理学家莫洛维兹（HaroldMorowitz）说：
     从现代（生态学）观点看，每个生物都是一个耗散结构，即它不靠自身而只是作为系统中连续的能量流的结果持存着。……依据这个观点，个体的实在性是成问题的，因为它本身不存在，而只是作为整个能量流的局部紊乱存在。……例如，水流中的旋涡。旋涡是由总在变化的水分子群形成的结构。在西方经典意义上，它不作为单体（entity）存在；它存在，只是因为水的流动。同理，形成生物体的外部结构是一些暂时的、不稳定的、由不断变化的分子组成的单体，分子的变化依赖于保持其形状和结构的不间断的能量流。[19]
     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和深层生态主义者的个体关系性原则即缘此而生。然而，生态学是一门科学，而形而上学是与之相区分的知识领域。所谓科学，以其内容和逻辑形式而论，是对经验对象特定方面的性质的陈述，在本质上是特称判断。通常基础科学（与交叉科学相对而言）划分的根据，就是做出判断的约束条件的独立性，即学科视角的特定性。一门科学的结论的有效性只限于其约束条件或视角范围内，越出这一范围，则必须对约束条件加以重新规定，并就扩展的有效性给出相应的证明。而所谓形而上学，从内容和逻辑上讲，是对经验以外（即广义的“超验”）的对象的陈述，必定是全称判断。判断的主词（如“自然是…”中的“自然”）在经验世界没有对应物，只存在于观念之中。对它的陈述也不可能在经验范围内得到验证（肯定或否定）。当然，在传统上，形而上学也有自己的证明方法，所谓“本体论证明”、“因果性证明”等等即是。不过，自康德以来，尤其是黑格尔之后，此类方法已不大行得通，以致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要将形而上学贬入抒情诗之列。严格地讲，形而上学不是一个无序的战场，而是有一整套规则约束。20世纪的形而上学家涉足这一领域前，在方法上都是慎之又慎。在最低限度上，形而上学的规则约束是对自身领域的否定性规定，即与经验科学的截然区分。这是20世纪不断被强化的一个界限。当代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凭借对生态科学的信任，大胆踏上了这个禁区。
     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III）说：“在环境伦理中，人们关于自然的信念，既植根于又超越了生物科学和生态科学；这种信念与人们的义务信念有着密切关系。”[20]这表明了生命科学，特别是生态学，在当代生态哲学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在许多生态主义者看来，这门科学不只提供生态知识，而且能够提供一种“生态智慧”；借助后者，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关于自然的信念体系，指导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实践。如此一来，生态学这门科学一跃而具有了形而上学功能。
     克利考特在《生态学的形而上学意义》一文中指出，虽然生态学既非基础科学（如物理学）也非宇宙科学（如天文学），却具有形而上学意义，因为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于自己以及地球环境的理解。所谓“意义”（implications）并不是指在生态学前提和形而上学结论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若前者真后者亦真；而是就它的拉丁词根“蕴涵”（implicare）而言，前者“唤起”（evoke）后者。在此“意义”上，生态学与当代物理学在概念上相互补充，指向共同的形而上学观念。
     这样，处在自然科学体系顶端的“新生态学”和处于基础地位的“新物理学”，分别以最复杂、最具体和最基本、最普遍的表述，勾画出相互一致、相互支持的抽象自然图景。因而，一个牢固的形而上学共识似乎正从20世纪科学中浮现出来，它最终或许会取代植根于19世纪科学范式的形而上学共识。[21]
     克利考特简要回顾了生态学从海克尔（ErnstHaeckel）到坦斯利的早期历史，以及二战以后受利奥波德（AldoLeopold）影响的若干生态学家的思想，把它们和罗尔斯顿、奈斯等人的观点联系起来，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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