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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如果生态批评的倡导者们不了解生态这门课程的始末，就无法完全把握生态批评这个术语所暗含的生态学问。Eco 与critic 分别源于希腊语的oikos和kritis。两个词连起来的意思是“室内判断”。这个含义会让许多户外绿色作家感到吃惊。“生态批评家”一词可以冗长地解释为“倾向于赞美自然，谴责自然的掠夺者，本着试图通过政治行为来扭转对自然造成破坏的观念，对叙述文化影响自然的作品做出是非功过评判的人”。就是说，oikos指自然，被爱德华•侯格兰（Edward Hoagland）称为“我们最野性的家园”的地方，而kritos 则指要保持室内的秩序，不允许吃的用的随处乱丢损坏了原有布局的趣味仲裁人。
我在此玩弄词汇的意图是希望能借此对生态批评及其未来提出一些问题。如果其实际政策仍坚持我们-他们之间二元对立，那么生态批评便无法自省，而只能呈对峙局面。既然生态学研究物种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那么生态批评必须看到它所要批判的对象在其中所担当的角色。所有的作家和评论家都陷在语言的泥潭中，然而，尽管我们把自然与文化看作对立的双方，事实上，二者总是如流动的小溪中的水与土壤一样难以滤清。生活在环境危机的时代，我们响应艾比（Abbey）、波利(Berry)、狄拉德(Dillard)、威廉姆斯(Williams)振聋发聩的预言性呼唤。如果面对自然的敌人，我们喜爱的作家采取了正确的立场，那么我们凭什么质疑他们的思想抑或拷问他们是否写出了好作品呢？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巴利•娄派兹（Barrry Lopez）的一篇收在小说集《穿越开阔地》（1989）中的短篇小说“景物与叙述”。巴利•娄派兹是我敬仰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小说复述了纽玛纳特（Nunamiut）人打猎的故事。故事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一个人乘着机动雪车穿过一望无际的冻土地在追踪狼獾。这个动物不时地停下来回头看他的追踪者。当猎人爬上一个高坡时，猎物就猛然向他扑去，越过挡风玻璃径直扑到他的胸前，用鼻子一扭就连人带车都给扭翻了。狼獾既不撕咬也不抓挠，只是“盯着对方”，令他原地不动，然后走开了。娄派兹说这个故事很独特。“甚至不足以强调引人深思人与野生动物接触时，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的某些事情”。
我感到这句话会让人产生误解，因为这个故事所强调的——不是关于野生动物之谜，倒是关于人类尤其是乘机动雪车的人追踪狼獾的愚蠢行为。步行的猎人情形将会不同，也会说明一个不同的问题。开始，娄派兹对狼獾所作的独特的介绍是：“很少看到…易激发人们的想象…会突然威严地隐现在景物之中…是名副其实的坚定形象”。那些干巴巴的抽象描述反射着作者所接受的经院哲学的教育经历，也让他的散文充满了辩证法。既然对土族人的故事进行了意译，就无法不感受到有些东西在翻译过程中遗失了。最后，娄派兹说，他把狼獾的故事拿给与克里（Cree）人生活在一起自称是野生动物生物学家的朋友看，希望听听他们的看法：“‘是啊’他告诉我，‘它们就是这样’，他们说，‘这事儿不稀奇’”。
娄派兹忠实地使用了双重引语。我应该用三重引语来表明我是在引用娄派兹与他的朋友谈论克里（Cree）人对纽玛纳特（Nunamiut）人故事的反应。四层次的叙述不仅仅重复一种传统，而是经过层层学识以及对时间、地点、动物、和人类的偏见来筛选甄别传统。然而，娄派兹的散文与叙事的复杂性，或观察者改变研究条件的事实无关。他只是要说明他的理论：我们总是生活在内在与外在两种景观中。而这个故事将两种景观结合在一起。这个理论不错，但狼獾的故事并未证明这一点。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克里（Cree）人怎么想。但如果假定“这事儿不稀奇”表达了他们相信并同意说：是的，这种事是可能的。为什么？也许他们比娄派兹更了解狼獾——或者至少比娄派兹想要告诉我们的更多。
当我转向哈特莱•H.T.杰克森（Hartley H.T.Jackson）以及他的著作《维斯康星的哺乳动物》时，丰富的意义就开始浮现出来。狼獾常见的名字有美国狼獾、魔鬼熊、臭熊。名字的由来与两个因素有关：狼獾无所不吃而且臭不可闻。它们嗜好腐烂的、化脓的、腐肉的臭味，自身也散发出硫磺的麝香味。秘密在于它的直肠腺。作为独处的动物，他们没有什么社交的技能：住在粗陋的窝里，交配速战速决。在崽子五个月时，就赶他们出去，自谋生路。他们的冷酷与凶猛令远近的动物们敬而远之：熊和狮子对狼獾退避三舍。主要由于狼獾能吃大动物，能将鹿和驼鹿一口吞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然扑向猎物然后撕下它的头。当克里（Cree）人说：“那并不稀奇”时，他们也许指乘着突突响、散发着汽油味、冒烟的雪橇的纽玛纳特（Nunamiut）人在警告中脱身是幸运的。而这一点很好理解：与猎人和作家不同，自然不加掩饰地直来直去。
在阅读娄派兹或者其他自然写作作家的作品时，我努力遵循一系列全面而行之有效的原则，分别源自四个学科：生态学、伦理学、语言与批评。我认为他们提供了综合探讨环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交叉学科，生态学描述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应用伦理哲学提供协调社会历史冲突的方法。语言理论审查文字如何表现人与非人类生命。批评对作品的质量和完整性作出判断进而传播他们的影响。每一学科都以在不断变化的形态强调自然与文学的关系——一个建构中未完成的房屋也许坐落在某一领域。在以下对这些原则探索性的描述中，期望找到能使生态批评家在评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文学自然(oikos)时，保持他们批评家（kritos）角色的方法。
生态与伦理
生态是与文字表现的历史紧密相连的科学。在早期人们的医药仪式中，萨满人通过唱歌、念咒、跳舞来治病驱灾。他们认为疾病和灾祸是由于自然界失去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而导致的。古典学者通过肉体与地球的类比来解释和表现平衡，通过沉思和跟踪来界定知识的界限。古代科学具有两重性，因为它把自然看作由对立的因素构成的复合体。 卢克莱修（Lucretius）论证了物质与过程是不可分离的。所有的物质——岩石、水、谷物——都是经过要么聚合要么分离的行为过程构成的。这种整体主义思维随着中世际知识的增长而消亡，经过了伊斯兰缜密的数学研究以及基督教大学的分科，知识分化为不同的科学-语言学科。迪卡尔的理性主义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分离。而几百年来，自然、叙事科学一直局限在地方、世俗的文字之内。生物种类的名称在卡洛斯•林奈（Carolus Linnaeus）编著《自然系统》(1734)之前一直处于零散状态。这部著作利用了拉丁语词汇的曲折变化将有机体进行了明确的分类或者建立了命名系统。这是静态的、具有等级分化特点的死语言。把王国的固定等级、门类、阶级、秩序、家族、种类、物种强加给了自然。
1750年以降，重大发现扩大了已知的时间和空间。西方霸权的全球殖民化与探险促进了自然科学领域新的动态思想的发展。在一个世纪内，科学家制定了海洋流动图、追踪了冰川世纪、发现了特罗伊遗址以及尼安得索尔人（Neanderthal）和克罗马尼厄翁人（Cro-Magnon）的遗迹。这些事件提供了新的阅读地球，辨认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的方法。有关洪堡（Humboldt）、莱伊尔(Lyell)、阿加西斯（Agassiz）和达尔文游记的著作把时间不断延伸变化的认识传播开来。他们把过去看作直线型的发展演进模式与哲学著作相提并论，接着就寻找东西方语言史前的根源（阿斯莱夫Aarsleff）。把词语看作是不断生根发芽的有机体与通过形式和功能来命名物种的生物，两者的倾向于宿求不谋而合。
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论采用了林奈的分类法，即把自然界中的名词，附加在动词身上，表示构成变化的行为。最关键的发现是在南太平洋岛屿上，在那儿，他观察到雀鸟(Weiner)因为吃种子或昆虫的缘故而生出不同的喙。达尔文根据生活习惯与形式之间存在着关系这一发现把进化分为三个共时的阶段；遗传：父母遗传给后代的东西；变异：后代可能改变的东西；自然选择：一代代为了生存而必须作的，适应环境的行为。自然在不断交换信息中起到了语言的作用。在1866年，格雷戈•蒙德尔（Gregor Mendel）用遗传学再生密码表明了其中的句法结构。
在此期间，西方诸国在迅速工业增长的同时，经历了环境危机。某一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嬗变是辩证地从田园牧歌文化向帝国主义文化的转变(Worster1993) ，因为当自然主义者开始记录大众社会的有害影响时，生态学出现了。亨利•D. 梭罗在1860追踪造林对森林持续化的影响时(Howarth)，1864年乔治•柏金•马施（George Perkins Marsh）的著作《人与自然》发表。这是对由于伐木垦荒和过度放牧造成的水土流失的研究。生态学一词的创立应该归功于在耶拿任教的德国动物学家厄尼斯特•海克尔（Erns Haeckel）。海克尔因为创作通俗散文而不受同行的欢迎。但今天，他被尊崇为生物遗传学的创始人和“个体发育重述种类发育”原理的发明人。（一个有机体生命重复物种的历史）。
对个体与群体的关注可以看出孔德和马克思的著作对他的影响。生态学一词是林奈提出自然秩序（Worster1985）这个术语的变形。从oikonomia 到oikologia，房屋管理到房屋研究，是把物种从资源变成相同领域的伙伴。海克尔的科学反映了他的社会主义信念。在充满着民族主义暴力冲突的时代，从美国的内战到席卷欧洲的冲突，海克尔在思考有机体如何保持形成数量和分配的复杂社会盟约。在比较物种出生、死亡及迁徙的数据中，他发现社会组织以不断扩大的螺旋方式复制原始的形态，从组织结构、人口到群体无不如此。他们周围或者“环境”的每一个层次都在编织着复杂的、相互联系的网络。利用统计模式，他注意到了食物与能量之间交换与流动的规律。这一规律表明了生态系统的能力。因此，生态学吸收了林奈的分类学，量化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且革命了蒙德尔的遗传学，生成了具有世俗民主特征的科学。面对物种共同的日常话语，生态学的范围自由地跨越了许多领域，涉及到进化、行为和生理——引起了经典科学的敌视。
生态学不仅在欧洲被广泛接受，而且在富饶的、平原广阔的中美洲也开始通行了。毛利尔（Morrill）土地许可法案通过后，中西部州的大片土地被捐赠给了农业技术学院。这些学校有两个目标：其一是低成本的教育，其二是进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研究。此项研究助长了跨学科应用研究的发展。土地许可具有一箭双雕的功效，既支持农业产业把大草原的草地转化为谷物-麦类的单一经营，也恢复这个地区遗失的生物多元化的原貌。现代生态学（1887-1899）的开山之作出自伊利诺伊、威斯康星以及密执根州的科学家之手。他们研究冰川湖、沙丘（Real）。这一片恢复区动植物迅速连成一片。这片土地曾世代荒芜，在那里，生态学家发现了纷繁复杂的物种互动。后来阿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其赞美威斯康星的沼泽和草原的通俗之作《沙川年鉴》中戏剧性地再现了这一原则。（1949）
作为世俗科学，生态学被许多学科在阅读、翻译、叙述土地历史时广泛采用。1900年以后，居民的迅速分布及对美国土地的滥用激发并提高了对森林和渔业资源的保护意识，生态学的群落、演替顶级、小生境概念被用来描述东部森林和西部草地的生物群落。许多生态学家记录地方土地使用史时，将生物地理学、农学和社会学联系起来检查自然与文化的互动（Malin）。这一工作扩大了研究群体，到1920，美国生态学会（Egerton）成立。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欢呼这个新的潮流。马斯顿•贝茨（Marston Bate）认为生态学家太文学化，依赖修辞和象征而不是准确的数据，故而反对以“生态学”取代自然史。这些抱怨的背后延伸着百年句法的衍生，因为早期的生物语言生成了广泛的生态学叙事的语篇。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生态学强有力地推向大众叙事，因为在跨越界线时，生态学抵制了管理保守的一面，攻击其对天然资源产业的支持。许多保护主义者援引生态原则以挽救野生态或抗议军工业研究。因此，二十世纪60年代，一些观察家把生态看作左翼政治具有颠覆性的关键要素（Shepard）。对激进的生态女性主义者来说，科学是压抑的男权式的敌人，总是强调性再生的生物特征( Daly)。种种声音都表明生态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现代萨满人为这个病态的世界吟唱的药方。
在社会话语中，生态学也界定了伦理原则。例如，雷切尔•卡森里程碑式的著作《寂静的春天》（1962），就激发了人们对杀虫剂毒害地下水并破坏生物多样性的意识。二十世纪70年代，生态-爱国者攻击他们的对手：军事、政治、技术、商业——视它们为贪婪的丑化了进化真实进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力量。80年代，有目共睹的公共伦理的沦落催生了深层生态学的出现。这个概念摈弃了破坏性的意识形态，呼唤恢复土族美国文化的“大地智慧”（Devall）。与此同时，商业开始从“绿色”政治中获利。当然，有些观察家批判深层生态学的逻辑及其生物中心主义(Luke, Wright)。在世纪之交，生态学是理解自然的通俗模式，也是把空间与生物地理学和土地历史联系起来的通俗模式。
在生态学不断强大的漫长的进程中，生态学已成为一种叙述模式，因为自然科学从来没有完全拒斥世俗语言。在今日地质学中，地貌的命名常常与人的资源有关：
麓、岬、岩脉、港湾、河口——身体
分水岭、节理、沙洲、岩床、圆柱、裂口——建筑
地盾、岬、堤、岔路、闸——工具
盘层、凹地、锅穴、盆地、落水洞、深海槽——器皿
顶板岩石、地幔、区域、柱带——服装
科学词汇之所以多义正是由于与文化记忆之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附属关系。生态学通过研究物种的特性、空间分配以及在时间上适应进程确立了学科地位。在关注种种关系时，生态学常常使用隐喻：水是地形的雕刻家，生命补缀而成，生态系统拉起了耦合的链条或网络（Tudge）。巧妙的语言描述吸引一些作家，他们不由自主地把生态学感性化，夸张了它的神秘、浪漫想象的整体主义（Oates）。这些观点对现代生态学家来说显得很天真。生态学家们与其说找到了证明自然整体性或稳定性的证据毋宁说找到了非直线型、断断续续的秩序的证据（Hayles）。
六十年代以后，生态学的叙事显示了影响土地与人们关系的伦理选择，从叙述上升为倡导。如同望远镜和卫星照片提供了新的地球面貌（Kepes, Hall）一样, 生态学研究形成了环境历史中的新型伦理学。这改变了使用土地的视野，也修改了美国文化史，因为大部分早期传奇（边疆、处女地、园艺）都与驱动欧洲探险家来到新大陆并定居下来的不可一世的自然科学有关。原来描述征服新大陆的美国经历现在越来越令人质疑。残酷的、进步修辞仿效了早期自然史的调查方法（Regis）。
因此，美国的生态历史学家将土著人与探险家之间交手的一幕看作是以土地与海洋为本的价值观念的冲突（Hendrickson）,或者把早期殖民者看作沿海殖民者。他们要砍伐森林，扩大文明秩序的边界（Cronon, Harrison）。另一种终伐的观点：他们要重复旧世界的定居，也曾称为处女地。美国殖民向森林进发中，既促进了移民和开发，也认识到了要有限度地开发并保护资源。这正是地球经营的开始（Bechmann, Perlin）。
建国初期，殖民者跨过东部区域，渗入到开阔的大草原。在草原上创造了北欧定居地（Looney）。在这张空白的、神秘的“白纸上”，男男女女写下了改写社会传统并让他们的家园与城镇适应当地资源的生活篇章（Hurt, Fairbanks, Eaton）。后来的南北之间从奴隶制的取舍冲突演变成两种生物区的斗争。原来的经济伙伴发展成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Cowdrey）。遥远的西部似乎是缓冲地带。因为平原上的人们可以建立边疆定居地，或者越过高山去淘金陶银——后来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并把这一地区洗劫一空（Huseboe, Limerick, Marttews）。
二十世纪，美国历史是关于接近或超出极限的历史，是个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增长能破坏自然资源的时代。但资源的损失惊醒了一种关于土地及与其保持复杂关系的新感觉。从西北大沙漠到北阿拉斯加的冻土地带，遥远的没开化的地方让环境保护主义者激情满怀，他们寻求梭罗的“原野的主音律”。开阔的、无人居住的土地提供了新的伦理选择，测试着人类向土地学习的能力。在最黑暗的历史时刻，生态提供了求生的文化和伦理。土地自身的故事不能被忘却，而必须被阅读并由忠实的作家重述（Murray）。
未来文化史的资源也许是环境生态。它避开了自然与被滥用地区之间的界限，使用一种新的空间语言按形状、功能、和变化来描述土地。这种动态的观点接受了混沌理论，强调多样复杂性。环境生态主义者们对地域提出新的问题：他们在哪？他们奉献或索取什么？改变或影响什么？他们也提出了大地的隐喻——诸如嵌合体、美人斑、覆道、母体——这些隐喻使用了环境伦理，证明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文化原因，动荡是不可避免的。环境是个连续不断的历史，永远不会完结（Forman）。
语言与批评
对生态和伦理的叙述可以说明为什么生态批评虽赢得了拥护却遭到了目前文学研究的抵制。将科学与文学联系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二者的文化大相径庭。如我们所见，古典学科对新方法持怀疑态度，因其浮夸而排斥它。也许最大的障碍是享有相当特权的物种：即职业文人，他们赞美革新，却倾向于维护现状。文学理论家们往往认为如果生态批评家们的兴趣与现行的意识形态时尚不明确吻合，那么生态批评就会显得“既不充分又问题重重”。伦理政策是可行的，然而一旦聚焦非人类主题如景物、动物、或者垃圾倾泻时就不可行。
这些问题似乎与文学研究遥不可及。可是，事实上，文本确实表现了文明如何看待它的自然遗产。我们通过词汇和意象了解自然，不可避免地就会从科学或文学的领域提出真实性的问题。无论通过数据或是隐喻找到的有效性，两者的分析模式并驾齐驱。生态批评观察自然和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符号、构成形式和意义的价值标识。生态学把我们引向对生命言说的认识，生命的言说通过按一定方向和目的编码的信息流交谈，需要我们学会忠实地解译信息。
要看到这些价值与现行的人文主义距离多远，我们可以阅读现代语言协会指南，《重划界线，文学研究的变革》（1992）。如题目所示，这一调查发挥大胆的空间想象，在所有文学领域，从中世纪文学到后殖民文学，提出了横扫一切的土改法案：思想从奇特的视角切入，学科图景提出了界限问题（民族、种族、性别、政治）和构成想象空间的边疆项目的信念。然而设想者认为这种地理学只停留在修辞上，因为文学居无定所：“事实上，就文学来说怪就怪在想象的领土没有显而易见的自然界线——因此，似乎在文学批评领域也就没有显而易见的自然界线（Greenblatt and Gunn6）。
文化总是主宰自然的信条长期以来一直指引着西方的进步、激励着战争、侵略以及其它形式的占领，已经让地球变得越来越拥挤并超出了它的承受能力。人文主义者对种族侵犯怒不可遏，即使蔑视各种形式的霸权，仍然为了夺取统治权而发动战争。最大胆的新学者集中研究了1500-1900这四个世纪的全球统治，带着这样修正主义者的野蛮性，竟然要保持里•S.马科斯（Leah S. Marcus）尖锐地指出的“一系列地理隐喻…表明我们以一种精神倾向拒绝了另一种精神倾向持续地介入一个层面”（Greenblatt and Gunn 61）。最近许多批评理论著作列表表示边界、界限、边地、范围、边缘，但是这些比喻并没有自然和地理的内涵（Marshall）。然而，如果现行的文学地图失去了内容，后现代地理学家却没有：有些已经使用当代理论重新考察空间、知觉和地图与土地的文本传统。（Entrikin, Monmonier, Wood）。
生态批评家在寻求重新确立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向，在不排除自然科学的情况下，强化生态思想的可行性阅读。文学与科学都源于对宗教和法律的阐释学，这是时间和空间或者历史与特性的早期思想根源。特性和权利的概念是科学的中心指令，长期为西方扩张提供服务（Bowler）。今天，科学的进化超越了迪卡尔二元对立，向着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方向发展，以无常的、不停变化的准则相互交换。在一些后现代的批评形式紧随其后的同时，许多人文主义者却死守忽视近期科学进展的理性主义偏见不放。
后现代批评家目前把科学描述为对社会和政治产生影响的文化，描述为具有超强界定能力的语言（Beer, Hayles, Jordanova, Levine, Williams）。还有一些人追踪文学对科学的借用，比如梭罗利用植物学或吐温对进化论研究的借用（Boudreau, Cummings）；而科幻小说的读者认识到文学是如何掠夺科学资源建构其乌托邦或地狱般社会的想象（Erlich）。科学幻想小说把技术既看作是异己的，又看作是同道的；既为进入太空边境开辟道路；又预言生态的崩溃（Barter, Mogen, Rabkin）。这些叙事即复制了科学理论与实验，又对进步所持的信念表示怀疑。这种反讽的，对立的模式具有喜剧性和惩治性的特征，是生态伦理的雄辩代言人（Elgin, Wendlen）。
尽管如此，许多人文主义者仍歪曲科学探索的本质。某位文学史家把80年代中期变化的经典描述为“相互竞争的文字世界”，朝着更加复杂多样演变（Elliott）。这种观点错误地陈述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的理论认为变化不是竞争的结果，而是适应危机的结果。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成语指的不是最强大者最适合变化，而最适应者最适合变化。这种误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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