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主要内涵是阐述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来说，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应成为哲学基础。这一自然观包含着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唯心主义和强调人与自然联系性，人的科技能力在自然面前的有限性等等。以上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众所周知，恩格斯于1873-1886年写作了著名的《自然辩证法》。这部论著的主旨在于创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同时也是对当时自然科学重大发现的总结和对自然科学领域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进行批判。而当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之下的工业的发展也进一步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过度开采日渐严重，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科技能力进行哲学的审视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这就是《自然辩证法》写作的背景。诚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想表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26）对于这部理论界已有深入研究的论著，当我带着当代诸多生态方面的理论问题进行重新阅读时，真是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并且获得了许多新的体会。首先，我发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像某些人曾经理解的那样主要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自然的支配。恰恰相反，恩格斯的重点讲的是人与自然的联系，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批判“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唯心主义”观点，而且对人的劳动与科技能力的有限性与自然的不可过度侵犯性进行了深刻的论述。读后深感对于当前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传统观念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在谈到辩证法时，恩格斯给予明确地界定说：“阐明辩证法这门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的一般性质。”（27）谈到自然界时，恩格斯认为整个自然界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28）而且，恩格斯借助于细胞学说，从人类同动植物均由细胞构成与基本结构具有某种相同性上论证了人与自然的一致性，批判了人类高于动物的传统观点。他指出：“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人类在研究比较生理学的时候，对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唯心主义的矜夸是会极端轻视的。人们到处都会看到，人体的结构同其他哺乳动物完全一致，而在基本特征方面，这种一致性也在一切脊椎动物身上出现，甚至在昆虫、甲壳动物和蠕虫等身上出现（比较模糊一些）。……最后，人们能从最低级的纤毛虫身上看到原始形态，看到简单的、独立生活的细胞，这种细胞又同最低级的植物（单细胞的菌类——马铃薯病菌和葡萄病菌等等）、同包括人的卵子和精子在内的处于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胚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29）恩格斯在这里把“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观点看作“唯心主义的矜夸”并给予“极端轻视”，这已经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有力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是从比较生理学的科学视角，立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均由细胞构成这一事实，因而是十分有力的。不仅如此，恩格斯还从人类由猿到人的进化进一步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同源性。他说：“这些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30）他还从儿童的行动同动物行动的相似来论证这种人与自然的同源性。恩格斯指出：“在我们的那些由于和人类相处而有比较高度的发展的家畜中间，我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动具有同等程度的机灵的行动。因为，正如母腹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是这个缩影更加简略一些罢了。”（31）恩格斯由此出发，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亦此亦彼”性，从而批判了形而上学主义者将人与自然截然分离的“非此即彼”性。而这种“亦此亦彼”性恰恰就是由于事物之间的“中间阶段”而加以融合和过渡的。他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32）由此可见，将人与自然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不恰恰就是恩格斯所批判的违背辩证法而力主“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吗？但是，人类毕竟同动物之间有着质的区别，那就是动物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而人却能够进行有目的的创造性的劳动。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33）正因此，动物不可能在自然界打上它们的意志的印记，只有人才能通过有目的劳动改变自然界，使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34）19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化的深化和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无限制追求，造成了两种情形，一是人类对自己改造环境的能力形成一种盲目的自信，二是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日渐严重，逐步形成严重后果。恩格斯指出：“当一个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心满意足，不再去关心以后商品和买主的情形怎样了。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如此。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高额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士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35）这就将自然环境的破坏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的追求紧密相联，不仅说明环境的破坏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紧密相关，而且同人们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思维模式紧密相关。同时，环境的破坏也同科技的发展导致人们对自己的能力过分自信从而肆行滥伐和掠夺自然的观念和行为有关。恩格斯在描绘在科学的进军下宗教逐渐缩小其地盘时写道：“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36）这就说明科学与宗教对自然界领域的争夺，最后科学志满意得地认为“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其所征服。但是，恩格斯从人与自然普遍联系的哲学维度敏锐地看到，人类对自己凭借追求经济利益的目的和科技能力对自然的所谓征服是过分陶醉、过分乐观的。他说：“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37）这是一段非常著名的经常被引用的话，说得的确非常深刻，非常精彩，不仅讲到人类不应过分陶醉于自己的能力，而且讲到人类征服自然的所谓胜利必将遭到报复并最终取消其成果，从而预见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激化以及生态危机的出现。恩格斯还由此出发对人类进行了必要的警示：“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38）这就是说，对自然的破坏最后等于破坏人类自己。恩格斯并没有仅仅停留于此，而是从辩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高度抨击了欧洲从古代以来并在基督教中得到发展的反自然的文化传统，进一步论述了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他说：“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内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39）这是一段极富哲学意味的科学的自然观，也是科学的生态观，即使放到今天都极富启示和教育意义。恩格斯在抨击人们过分迷信自己科技的能力时并没有完全否认科技的作用，他相信科学的发展会使人们正确理解自然规律，从而学会支配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他说：“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40）由此说明，恩格斯并没有把科学放到与自然对立的位置上，而关键在于运用和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如何运用科学的武器去掌握并遵循自然规律，促使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这在当前讨论科技与生态的关系中，恩格斯的这些理论观点都是极具指导价值的。但是，恩格斯认为，最后解决人与自然的根本对立的途径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地社会生产组织。”他说：“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需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41）恩格斯认为，人盲目地追求经济利益，造成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失衡，实际上是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一种异化，是向动物的一种倒退，而只有这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是人从动物中的提升，人的本质的复归，这就是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开始。我想，在我们中国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历史时期，消除盲目经济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可能，只要我们进一步完善“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就一定能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进一步走和谐协调，从而实现人类审美的生存。
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42）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者，恩格斯讲的的确非常深刻。由此我们也可认识到马恩生态审美观的不可免的历史局限性。因为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还处于发展的兴盛期，人与自然的矛盾还没有突出出来。只在20世纪中期以后，人与自然的矛盾才日渐突出，环境问题十分尖锐，人类社会不仅出现了马恩所揭示的经济危机，而且出现了他们所未曾看到的生态危机。因此马恩对环境问题尖锐性的论述肯定还有所不够。但是，他们所作的包含生态审美意识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关系重建的论述都带有普遍的世界观的指导意义，不仅克服了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形而上学思维模式，而且对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人类中心主义”也有所突破，成为我们今天建设新的生态审美观的理论基础。当然，我们还应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结合新时代的实际，吸收各有关重要成果，建设更加具有时代特色并有更加丰富内涵的生态审美观。
注：
（1）（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16、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2）（12）（13）（14）（15）（26）（27）（28）（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21、510、492、460、484、485、484、492、508、517、535、513、517、520、529、517、518、518、518、458、56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4）（5）（6）（8）（9）（10）（11）（16）（17）（18）（19）（20）（21）（22）（23）（24）（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167、96-97、95、95、167、122、92、97、93、369、126、127、124、153、124-125、12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37-33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上一页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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