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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先秦时期，既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又是我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奠基时期,在这灿烂的传统文化基石里，处处闪烁着生态文化的光辉。现对其中的生态文化观进行初步提炼、分析，寻求古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原则、立场与观点，以期对当代面临的环境问题有所启示。
自然崇拜
大自然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惟一家园，又因其不可抗拒的伟力、极端的严酷性和神秘性令人类祖先折服和惊恐。原始先民们对高山大川、洪水猛兽一方面感到畏惧和神秘；另一方面对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富有好感和依附性，于是形成了“万物皆有灵”的自然崇拜。
在文化荒芜的蒙昧时代，人们对山水的认识，只能以山水神崇拜的形式出现。先民的自然崇拜对象很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不在崇拜之列。据《尚书·尧典》说虞舜“堙于六宗”。所谓六宗，即“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礼记·祭法》中有“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先民之所以要广泛地崇拜自然，这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认识能力有关。他们不可能明晰地理解自然现象与人的关系，只能被动地、盲目地观察自然。自然崇拜实际上是万物有灵的观念的结果。他们认为在自然的背后有某种神性的东西支持着时空中的一切。人们崇拜自然的结果，是希望自然按一定规律发展，阳光普照，雨水滋润，草木茂盛，牛羊肥壮，人们生活安康。
殷商时代崇拜的自然神包括天神与地神，天神有日风云雨，地神有山河社方。商朝初年，汤在位时发生了7年大旱，汤举行了隆重的向天神祈雨的活动。《帝王世纪集校》第四中记载：“汇聚汤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请雨者，民也。若必以祷，吾请自当。’”汤王当时为了求雨，宁愿焚烧自己。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纣，在洛邑（今河南洛阳市以西）的孟津，连续十几天雨雪交加，武王在姜尚的导演下，敬神祭天，到甲子这一天，突然发晴，武王在牧野誓师并且打了大胜仗。
自然崇拜，崇拜的是包括山川土石、飞禽走兽在内的物质对象，这使先民能用较多精力关注自然界的变化，这是人类由文化初级阶段向文化高级阶段发展的幼稚表现，尽管有些迷信的成份，但却是人类揭开大自然神秘面纱的基础环节。
天人合一思想观
在先秦文化中，不论儒家、道家或墨家，也不论哲学、文学或艺术，把天地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从而表现出对自然的深切关爱与亲近，把自然看作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或共鸣的有情宇宙。《吕氏春秋应同》记载：“类同则召，气同则合，声比而应。”这就是物物之间的感应。《尚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天人之间的感应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观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而且也影响到中国科学、经济、文化的发展，当然成为传统文化中生态观的主流。
古代“天”的涵义主要有两种，一是人格化的神，即主宰之天。二是相对于地面的上空，即自然之天。
中国传统文化对“主宰之天”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殷商之际，天神、地祗、人鬼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先民相信天有意志，就祭天。甲骨卜辞中以天为“帝”或“天帝”，王从天命，人从王命，因此，每事必告天，求天恩准或赐福。如商汤祭天求雨。周天子一年四季都要祭天（《礼记月令》）等都属此类。《诗经小雅?天保》有专门讲述苍天佑国的诗，如“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意思说上天保护着社稷，没有不兴盛的地方，山阜冈陵河川处处丰收。《墨子》有《天志》篇，专讲天的意志。夏末、商末、周末都有天降之灾，所以暴君都亡了。《尚书?汤誓》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泰誓》说：“商罪贯盈，人命诛之。”三代的诸侯国都相信天对人间起着主宰作用，《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晋、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执戈逐之，曰： ‘国之存亡，天也’”。
周人提出了“天命靡常”的观念，统治阶级认为只有“敬德保民”，才能“祈天永命”，这样把“尊天”与“敬德”联系起来，使“天”具有一定的道德含义。至孔子时，虽然他对天仍怀有敬畏之情，但已开始将“天”所具有的神秘性淡化，把“天”理解为具有必然性之命运的含义，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所称的“命运之天”。这种认识，不仅包含有宗教感情，又包含有人德（人的道德）与天则（自然的秩序和规律性）的合一。孟子继承 “天人合德”的思想，但他不再重视或强调“天”的主宰性和宗教意义，而是通过“尽心知性”，赋予“天”以道德的内容，这在中国哲学史上称之为“道德之天”或“义理之天”。
老子和庄子等从“天”的自然属性上对“天”做了解释。在老庄的体系中，把“天”理解为“自然之天”。所谓“自然之天”，既包括各种自然现象，又包括自然现象及事物客观存在的、不受外力制约的、天然的本性或状态。天道自然无为而有为，这是天道存在的方式，也是其生命力所在。因而道家反对儒家把“天”赋予仁爱的道德意义，而使生命返归于自然的本真，达到自然主义的“天地与我为一”的和谐思想境界。《老子》七十三章云：“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都是这种自然之天思想的体现。
“自然之天”的意义包括：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所产生的；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自然界普遍规律与人的道德原则是一致的；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谐，人与万物应该“并肩而不相害”。
对“天”的这两种看法，都意在阐述天人关系，而在《周易》中，它把天地人看成是整体系统，倡导遵循天地之道、天人协调，要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周易序卦传》曰：“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先民们认为：万物生于天地之间，所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周易文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象辞上传泰卦》中说：“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意为君王应据天地四时变化之规律，治理民众。《周易》的天人观，既没有过分强调自然因素，也没有偏执于人的能力，而是兼顾两者的和谐，其精髓在于倡导效法天地之道。
以上的“天人合一”观至少包括了三层意思：其一天主宰自然与人类社会，进而“尊天”与“敬德”相统一；其二是天人一体，构成完整的系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共生共荣。只要自然生态和谐，人类就和谐。其三是人应遵循自然规律，法则自然，从而达到天人和谐，具有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生态伦理观
中国先哲把自然当作人类的一部分，有时甚至当作父母兄弟，主张对生态环境要有正确的伦理观。在古代的伦理道德范畴中，《论语》概括有中庸、礼、义、智、勇、信、忠、恕、孝、悌、宽、敏、惠、良、俭、和、爱、善等范畴，而且儒家学说认为人的伦理来之于自然，自然之理与做人之理有同一性，所以人应对自然讲伦理，而不能违背自然之理。
在儒家的哲学里，智、仁、德、义、道、法、正、察、善、志等均来自自然。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在回答子贡：“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时，孔子曰：“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乎不掘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人，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荀子宥坐》)
《荀子劝学》论述自然界之理是“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对于做人之理是“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老子注》第二十五章中说：“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复，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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