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代朴素的可持续思想

　　西方经济学家马尔萨斯（Malthes，1820）、李嘉图（Ricardo，1817）和穆勒（Mill，1900）等的著作中也是认识到人类消费的物质限制，即人类的经济活动范围存在着生态边界。

　　（2）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

　　当对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资源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人类已认识到单纯暂时经济发展，不顾环境造成的后果，对全局和后代带来灾难性危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于80年代逐步形成。各种思潮反映了发展与环境认识观。

　　悲观派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早在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梅多斯

　　（D．L．Meadows）研究小组历时21个月，耗资25万美元，完成了《增长的极限》报告，被西方称为“70年代爆炸性的杰作”。他们以系统动力学方法为工具（计算机），根据大量的数据，分析了人口增长、粮食生产、经济发展、环境污染和非再生资源消耗之间关系。其结论是：如果人口和工业按1900～1970年期间趋势发展下去，就无法避免在2100年以前发生“崩溃”。社会、经济的增长将突然急剧下降。人类社会必然面临停滞，因此提出：为避免这种前景最好的方法是限制增长即“经济零增长”（图1-1）。

　　关于“增长的极限”的分析，穆勒早在上个世纪就进行过了，1960年福伊斯特（Forester）等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世界末日：公元2026年11月23日，星期五》的论文，可惜的是，这篇论文发出的警告当时被认为是危言耸听的奇谈而打入冷宫。

　　然而，70年代梅多斯等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的极限》认为“如果目前的人口和资本快速增长模式继续下去，世界就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

　　英国著名生态学家史密斯（G．Smith）在《生存的蓝图》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悲观论点。他认为高度工业化社会的末日在半个多世纪内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主张对现存社会发展方向作战略转变。

　　《增长的极限》发表后，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卡恩（H．Kahn）对它指出系统的批评，于1976年发表了《今后200年——美国和世界的一幅远景》。文章着眼于从长远来观察问题，证明现存的一切重大问题在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卡恩认为，人类历史的两大分水岭是1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和约200年前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目前仍在扩展，可能在400年内基本完成。在前200年，世界各国各地人口都比较少，生活贫穷，并受自然力的支配；而后200年则到处人口众多、富裕，并能控制自然力。从18世纪到22世纪的400年是人类社会的大过渡。目前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问题：如人口增长、粮食短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基本可以解决。卡恩观点的主要缺陷在于对当代世界人类困境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认识不够；过分强调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认为人类困境单纯依靠科学技术就可以完全解决。

　　另一些乐观主义者称为“技术至上者”，则认为科学的进步和对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将有助于克服这些困难，典型乐观派代表人物朱利安L．西蒙（Julian L Simon）的《没有极限的增长》（即《最后的资源》，1981年出版）、《资源丰富的地球》（1984年出版）等阐述了人类主宰、征服自然的论点，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人口增长会在未来的自然达到平衡，环境恶化只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暂时现象，新增人口的生产大于消费。旧有的能源的耗竭必将促进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乐观派认为人类能力的发展是无限的。依靠技术进步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乐观论，也受到许多学者猛烈评击，著名科学史学者李约瑟批判道：人主宰自然的狂热是欧洲科学思维中最有破坏性的特点之一。《寂静的春天》的作者——海洋生物学家卡逊（R．Carson）也指出，主宰自然是妄自尊大的，是当生物学和哲学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产物。

　　世界未来学会主席爱德华·科尼什（Edward Collins）认为：“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却以不同形式告诫我们放弃努力，我们不能上当，世界的好坏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