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全国解放，结束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长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治理开发长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得天独厚的大江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川、滇、渝、鄂、湘、赣、皖、苏、沪九省市，全长6300余公里，沿程较大支流近千条汇入。流域面积约180余万平方公里，山地约占2/3，丘陵约占23％，平原湖泊盆地约占10％。流域内人口约3.5亿人，耕地面积约3.7亿亩，粮食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40％，其中水稻约占全国总产量的70％，并盛产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工商业比较发达，工农业总产值约占全国40％。

　　通常将宜昌以上划为长江上游，宜昌至湖口为中游，湖口以下为下游。上游地区干支流由于山高坡陡，水量充沛，水利资源蕴藏丰富，治理开发的任务主要是修建综合利用水库，防洪灌溉，结合发电航运和农田基本建设，大力开展水土保持，改善生态环境。中下游地区地势较为平坦，沿江广大地区以及支流尾间地区为我国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达地区，但处于长江干支流洪水严重威胁之下，根据历史经验极有可能发生大面积的毁灭性灾害，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危害极大。因此，治理开发的任务首先要解决防洪问题，整治河道，保障广大城乡人民安全发展，排涝灌溉，航运发电，建设好商品粮棉油基地，积极为工农业生产城乡经济全面发展而服务。

　　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组建

　　1949年全国解放，百万雄师过大江，不久长江汛期来临。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水利设施严重失修，该年虽非特大洪水年，可江汉、洞庭湖、赣、皖、鄱阳湖、华阳河水系以及江淮、太湖水系沿江滨湖发生了严重洪水灾害，堤防大量清决，千万顷良田尽成泽国，广大人民深受灾难。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正式成立，解放战争仍在进行，党中央对此极为重视，决定筹建长江水利委员会，归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当时已确定林一山同志去广西担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9月间临时改变，邓子恢、陶铸同志找他谈话，让他组建中南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立即调集干部组建机构开展工作，并经中央决定将南京的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机构（解放前不久更名为长江水利工程总局）迁至武汉。11月林一山同志带领我们去华东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接收指导委员会华东工作团，接收国民党中央政府。团长是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同志。林一山同志负责接受伪水利部系统，并安排将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主要部分分期分批迁至武汉并入长江水利委员会，留一部分在南京成立长江水利委员加固了荆江大堤。荆江分洪工程的竣工，为防御1954年洪水、确保荆江大堤创造了重要条件。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少遇的洪水，洪峰流量之大、历时之长远远超过1931年。荆江分洪工程3次开闸分蓄洪水，降低沙市水位1米多，从而避免荆江大堤发生严重决口的毁灭性灾害，并为荆江河段以下长江沿岸城乡防洪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战胜1954年洪水作出了重要贡献。毛主席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和周总理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充分体现了这一工程的伟大意义。荆江分洪工程是体现江湖两利、团结治水的重要范例。在长江中下游大量超额洪水不能安全泄入东海的情况下，长江两岸必然要发生演堤决口，造成大量的洪涝灾害。有计划分蓄洪水，提高分蓄洪的效果是我们长江中下游防洪规划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各省拟定的分蓄洪方案开辟分蓄洪区都是从权衡利害尽量减少损失这个角度出发的。兴建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也是基于这种规划思想，在总结1954年防汛斗争经验后兴建的另一项分蓄洪工程。分蓄洪工程建成后，在丹江口工程本建成前经常运用，改变了汉江中下游堤防三年两决口的严重局面。蓄洪垦殖就是将一些适于开辟为蓄洪区的洼地荒湖围起来，需要分洪时破堤分蓄洪水，不需要分蓄洪时进行垦殖加以开发利用。1954年的实践证明，这项措施符合长江中下游实际，对防洪和发展生产都是有利的。光靠堤防和分蓄洪工程只能对长江中下游防洪条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解除历史上频繁发生的规模不是很大的洪灾，在遭遇大洪水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灾害；但在遭遇特大洪水时，严重的洪灾威胁远非堤防和有计划分蓄洪措施所能解决。因此，要在长江干支流上建设控制性工程，实行综合利用达到从根本上进行合理开发的目的。

　　1954年长江中下游洪涝灾害相当严重，虽然保住了荆江大堤、洞庭湖区重点堤垸，武汉、南京等重要城市及其它干堤和圩堤，但仍淹没了4700万亩耕地，受灾人口达1800万，铁路中断、工厂停产，损失严重。当然1954年洪水比起1931年要大得多，灾害却轻得多；不像1931年那样，长江中下游陆沉，武汉、南京大街行船，对比之下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治江所取得的初步成就。但是这决不能说治理开发长江干支流的任务已经完成，而只能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早在1954年大水以前，中央就指示要研究长江干支流防洪治本方案，进行全面的资料收集整编规划研究工作。1952年荆江分洪工程甫毕，水利部领导即指示长江委着手汉江丹江口工程设计。1953年春节刚过，毛主席视察长江，由武汉乘“长江”号军舰顺流东下，我随同林一山同志跟随毛主席前往南京。在军舰上毛主席详细听取了林一山同志汇报关于长江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治理设想方案等。毛主席指示、如果支流水库对长江干流洪水控制作用远不如干流三峡水库控制有效，应着重开展三峡工程的研究，并指示要考虑研究南水北调引汉济黄的方案。根据毛主席指示，长江委立即开展了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南水北调引汉济黄的研究工作。

　　从1954年开始，我们根据林一山同志的建议，鉴于汉江治理开发的要求紧迫，并可独立进行规划，当即开展了相对独立的汉江流域规划与丹江口工程勘测设计研究工作。1954年大水后，毛主席指示聘请原苏联专家协助长江委开展长江流域规划（以下简称“长流规”）和三峡工程的研究工作。1955年毛主席又听取林一山同志汇报，亲自检查了三峡工程研究工作进展情况。1955年，周恩来亲自组织了由长江委负责、各有关部门参加，在原苏联专家组协助之下，全面开展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研究。1956年，有些同志对以三峡工程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提出反对意见，集中表现在1956年《水力发电》第9期上，他们认为三峡工程规模大，发电很多用不出去，投资积压，经济不合理，技术问题也不能解决，水库淹没四川来保湖北不合理等等；提出用沅水五强溪工程来替代三峡工程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因为1931、1954年长江洪水都是江湖并涨而引起的灾害，他们认为五强溪工程可替代三峡工程等，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历时两年的争论。

　　1958年1月党中央南宁会议期间，毛主席召见了林一山同志，研究了三峡工程，指示要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工作，并要周总理负责抓这项工作。有人说，在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否定了三峡工程，批评了林一山同志，这纯属无稽之谈，如果否定了三峡工程怎么会提出“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工作方针？怎么会指示周总理要一年抓4次？而且南宁会议结束不久，1958年2月侨日至3月6日，周总理就亲自组织各部门各地区主要负责人及中外专家100余人从武汉乘船溯江而上，视察荆江大堤、三峡坝址和库区。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同志组织了这次视察，并于纪念周总理诞辰叨周年时发表了他所记的日记，详细介绍了这次视察活动。日记中记着周总理在轮船上听取了长江委作的汉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工程设计的汇报，重点听取三峡工程研究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详细汇报，还组织讨论。在讨论过程中，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及早修建三峡工程及长江流域规划的基本原则。

　　会议在重庆结束时，周总理作了总结，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两个方面考虑，三峡工程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他并对规划设计研究工作做了全面的具体安排，并提出加强组织领导和规划设计审查工作，指出：“由于条件比较成熟，汉江丹江口工程应当争取在1958年做施工准备或正式开工。”这次会议从而结束了50年代的一场大争论，个别始终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在会上也不得不表面上表示赞成。事后他们又翻案，企图用党中央成都会议根据周总理报告作出的决定中的个别词句加以歪曲，从而达到否定这次会议结论的目的。例如《决议》指出：“长江较大洪水一般可能5年发生一次，要抓住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 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它和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实际情况是，长江中下游防洪几十年来各地都在努力去做，中央提出要我们不要因为有了三峡工程就放松了其它防洪建设和全面规划工作，丝毫没有否定以三峡工程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之意，更没有否定三峡工程之意，《决议》中明明写着：“三峡工程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至于《决议》中说：“－－xu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这充分说明中央决策的科学精神，丝毫没有当时中央是接受了某人的意见而搁置了三峡工程计划之意。事实上，《决议》中也明明写了：“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的方针。”并明确要求：“三峡工程的规划性设计应当争取于1959年交出，初步设计应争取在1962—1963年交出”，而且成都会议结束不久，周总理就责成国家科委和中科院组织三峡工程的全国科研大协作。1958年6月召开第一次科研大会，分配了任务，如果计划被搁置了，为什么还要那么急迫地要求提出设计报告，还要动员那么大力量开展科研工作，他们显然是断章取义，歪曲整个《决议》的精神实质。

　　干支流治理开发的新里程

　　1958年9月丹江口工程开工，开始了长江于支流治理开发的新里程。丹江口水利枢纽位于湖北省均县汉江与其支流丹江江口处，是汉江流域规划中选定的治理开发汉江的第一期工程。在防洪方面控制了汉江洪水集水面积的70％，在遭遇1935年同样大洪水时，可将碾盘山最大下池流量从45000立方米每秒削减到15000-170000立方米每秒，目前初期运用规模可降至25000-30000立方米每秒；配合杜家台分洪可基本免除1935年洪水造成汉江中下游地区淹死8万余人和700万亩耕地的毁灭性灾害；在灌溉方面，可引水15亿至100亿立方米l年（约占坝址年平均径流量的26％），灌溉南阳盆地及鄂北岗地，并为引汉济黄淮创造条件；在发电方面，电站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40亿千瓦时；航运方面，库区汉江丹江均形成深水航道，为发展航运创造良好条件，坝址下由于水库调节减少了洪水下泄流量，增加枯水下泄流量，使航道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库区水面近1000平方公里可大规模发展养殖业，并有利于开辟旅游事业。丹江口工程正如周总理说的那样，做到了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

　　丹江口工程设计蓄水位最终规模为170米，初期规模为157米，大坝坝高设计最终规模为110米，现已建成初期规模97米，相差13米达到设计高程。工程于1958年开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湖北省委、省政府、水电部给予大力支持，全体建设人员克服重重困难，于1968年建成拦洪发电，1973年全部竣工。水电站装机90万千瓦，工程总投资9.6亿元，与设计概算基本相符。丹江口水利枢纽自投入运行以来。拦蓄人库流量1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洪水20余次，累计减少下游淹没损失1000余万亩；总计发电700余亿千瓦时；灌溉方面，河南可引水8亿立方米，湖北7亿立方米，随着灌溉设施逐步完善，丹江口水利枢纽水位按科学调度运行，灌溉效益将逐步扩大。1983年10月汉江发生特大洪水时，坝前水位曾蓄至160.07米，没有发生类似1935年毁灭性灾害，所有工程设施经受了考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全面建成后，华中电网也已与华东电网相联，丹江口工程已得到重大的补偿调节的效益，在电网所居地位日益重要。当然，要充分发挥丹江口水库的综合效益，还需要将大坝建至设计最终规模。

　　随着丹江口水利枢纽和杜家台分洪工程的建成，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的治理开发取得了初步成绩。随着石泉、安康、黄龙滩、王甫洲及其它干支流枢纽工程相继兴建发挥效益，汉江干支流综合利用将日臻完善，实现汉江流域规划的最终使命。

　　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葛洲坝工程

　　长江干流洪水控制关键在修建三峡工程，三峡以上干流洪水是长江洪水的主要来源。控制上游洪水，对解决中下游防洪具有关键性作用。当然，积极兴建三峡工程的同时也不能放松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堤防、分蓄洪工程建设以及河道整治，最大限度地提高其自身防洪能力，达到江湖两利，有关部门几十年来都在朝这方面努力。可一旦遭遇1860、1870年那样的上游特大洪水，势必发生不可抗拒的毁灭性灾害。荆江河段、两湖地区面临严重的威胁，而修建其它支流水库是起不到三峡水库作用的。这就是几十年来党和政府一直关注修建三峡工程的根本原因。

　　50年代长江委对修建三峡工程做了充分准备，除了常规勘测设计研究工作外，还包括河流水库泥沙问题、工程防护问题等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工作，三峡工程基本上具备了开工条件。但由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三峡工程已丧失了最佳的开工建设时机，否则80年代工程已经建成，开始全面发挥效益。长江委当时也面临着解体的威胁，机构能否保住成为问题。1961年经周总理指示，长江委机构不改变，自办农业渡过困难，维持正常工作。

　　在最困难的时期，三峡工程设计科研工作也没有停顿。1965年元月通过经济调整，国民经济走上了建设发展的道路。这时周总理召见林一山同志，听取汇报，并考虑丹江口工程基本建成接着修建三峡工程的方案。不幸的是不久就发生了十年动乱，60年代后半期中央已无暇顾及其它。即使如此，在1967年6月22日周总理还指示让他的联络员王涛清同志在中南海听取了我们的汇报，表示对长江委的亲切关怀。1970年3月，周总理指名解放了林一山，并让他立即上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在会上周总理作报告一方面表示中央建设三峡工程的决心不变，并要求加紧进行这项工作，要在国家计划中予以考虑；另一方面又表示要由比他年轻的中央领导同志接替他继续抓这项工作。同年秋冬又发生了先上三峡工程还是先上葛洲坝工程的争论。经过反复考虑，中央认为先建葛洲坝工程可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1970年底经毛主席批准，葛洲坝工程于1971年开工兴建。由于设计工作准备不足，未按正常建设程序施工，对工程质量重视不够等问题， 1972年11月，周总理抱病主持会议对工程建设进行通盘研究，决定暂时停工修改设计。周总理还决定改变葛洲坝工程会战指挥部的领导形式，指定由林一山负责，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袁宝华、谢北一、张体学、钱正英、王英先、马跃骥、沈鸿、廉荣禄等参加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对中央负责，设计交由长江委负责。1974年修改设计工作基本完成，李先念副总理指示要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同志亲赴现场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听取长江委详细汇报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报告国务院正式批准工程复工。1975年修改的初步设计报告经审查通过。以后，经过将近7年的艰苦奋斗，排除了极左思潮的干扰，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后，葛洲坝工程加快了建设步伐，取得了巨大成功。1981年初大江胜利截流，6－7月间船闸通航，电厂第一台机组发电，泄洪建筑物经受了70000立方米每秒洪峰的考验，1994年全部工程胜利完成。在航运方面，长江上最为险要的川江航道中的三峡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有利于航运发展，船闸引航道运行正常。这项伟大的建设项目得到了中外水利工程界一致好评，被誉为中国现代长城。

　　三峡工程步入新纪元

　　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三峡工程的反调节水库，建设三峡水库必须有葛洲坝水利枢纽进行反调节。

　　作为实战准备，葛洲坝工程成功地解决了三峡工程的主要技术问题三峡工程的建设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80年夏，邓小平同志亲自视察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并作了重要指示。1983年国家计委通过了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不久得到了国务院原则批准并积极着手进行准备工作。但正在这时，一些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言论开始出现。为了答复这些反对意见和不同意见，中央和国务院在1986年指示三峡工程要重新论证。为做好论证工作，有关部门组成14个专题组。经过两年半的时间，14个专家组一致通过重新编制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报告。经过重新论证，愈益证明三峡工程要早建快建，它是治理开发长江所必须建设的关键工程，有关移民安置、资金管理等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正如小平同志在1986年对美国《中报》傅朝枢先生所讲，建设三峡工程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这是一件造福于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1990年，中央组建了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1991年8月，审查委员会通过了审查意见，认为：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是可以承担的。1992年1月对日，李鹏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一致原则同意兴建三峡工程，并报请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审议。1992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由李鹏总理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请予审查。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和《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1994年三峡工程一期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11月实现长江二次截流（修建葛洲坝工程时，实现长江首次截流），第二期工程已经开始，预计2003年第一台机组发电，三峡工程已步入新纪元。

　　治理开发长江的几点意见

　　回顾长江委几十年的历程，我认为，治理开发长江，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要明确“为了广大人民利益”是治理开发长江的指导思想，只有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才能做到“江湖都对人民有利”，才能做到上下游、左右岸、各地区、各部门团结治水，取得最大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利用效益。

　　第二，要正确治理开发长江必须做好流域规划。其基本原则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并正确解决近期与远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方面的关系。根据情况区分轻重缓急洗后次序进行具体安排，按照流域规划实施治理开发建设。

　　第三，要正确进行长江治理开发，必须要有一个功能比较齐全的机构，从事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编、分析、研究工作，包括水文、泥沙、河道演变、观测、地形地质测量勘探等。这个机构要从事于流域规划编制修改补充工作。随着情况不断发生变化，资料不断积累，这个机构要从事于对流域治理开发具有控制性的关键工程进行勘测设计科学研究及施工监督，建成后还要负责调度运行管理，这样才能保证治理开发工作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个机构还要从事干流域治理开发的政策的研究，诸如开展水土保持、生态环境保护、统一防洪调度、开发洲滩海涂、进行分蓄洪区建设、协调水事纠纷等，几十年来我们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第四，要建设一支思想过硬的科学技术队伍。他们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通过理论学习紧密联系实际，在参加长江治理开发建设的实践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技术业务水平、组织管理水平，能够名副其实地担负起治理开发长江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任务。

　　第五，一切工作把重视质量摆在首要位置。长江委几十年来一贯要求广大职工重视质量，严格把关，这样就能够少出差错，防止失败。

　　值此建国50周年之际，展望未来，长江治理开发必将在新的世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必须遵循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努力加快综合利用水利枢纽的建设，为开发水利工程的防洪、发电、航运、灌溉等综合利用效益做更大的努力。同时结合农田基本建设，搞好水土保持，将当前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长江上游，尤其是四川盆地建设好，使这块经济繁荣、人口密集、地少人多的地区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要加强防洪治理，整治江河湖泊，特别是洞庭湖、都阳湖等大型湖泊和流域水系的治理。从治理开发长江的全局来看，关键问题是要加快三峡工程的建设步伐，为中下游防洪治理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控制设施，并实行综合利用，为长江中下游能源交通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

　　其次，要加强队伍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这支具有一万余人的专业齐全、具有一定科学技术水平、为社会主义水利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队伍不断前进。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加强国际合作交流，进一步用现代科学武装自己，加强管理，提高效率，提高水平，在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