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在开始演讲之前，我想先强调一下，当我们在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防止意识形态化。因为有很多“听上去合情合理、正确的话”很容易成为某个领域的主流话语，而这些主流话语的背后又往往有着强大的利益结构在支撑，一旦这个话语上升为意识形态化，它所涉及的问题的可讨论性范围就很狭窄了。由于这些话语在很多时候会往往带有所谓的“政治正确性”色彩，那么这个时候还有必要来讨论吗？讨论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以前并不科学的行为方式或主流话语，如果都正确了，地球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残缺不堪了。

　　我在很多学校进行演讲的时候，我说我们这代人已经五十多岁了，等到七老八十的时候，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肯定是最紧张的。因为在二三十年之后，人口数量将达到一个最高值，大概16亿（国际最极端的分析是18亿），而耕地能养活多少人？水资源能养活多少人？矿产和能源又能支撑多少人？这些资源的约束我们叫做紧约束，也就是说资源的短缺和人口的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紧张的关系，它的约束是不可逆转的，无论你主张什么主义，无论你崇尚什么样的理念，在这样一个紧约束面前， 它就是作为一种考虑的框架。

　　前不久我和一位著名的学者交换意见时，他说：“你这个道理不对，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短缺，要素短缺才要研究要素如何合理分配。”这点我同意。但不要忘了，任何社会的科学理论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由某一部分经验归纳而成的，它总是和某个发展过程，以及在该过程中所形成的经验结合在一起的。而我们现在社会科学中的主导地位的这些理念是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高度结合的吗？当然不是，它是和发达国家的发达经验高度结合的。有人要问了，那么发达国家的根本经验是什么？为什么今天的欧洲可以让它的民众享受到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一种民主的制度、比较好的人权保护、一种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呢？那仅仅是因为现在发达的欧洲只有3亿多人。如果说在欧洲这个小小的半岛型大陆上囤积着10亿人口，它还不会有今天这个环境和社会制度吗？我想不太可能。这并不是简简单单依靠人口问题来回答的，我们应该从它们的整个工业化历史来看，它们为什么有这个现状。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在工业化过程中，越是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通过殖民战争、通过炮舰向外转移的人口就越多。气候寒冷、面积狭小的英伦三岛，资源条件不那么好，所以英伦三岛就转移出去1/3的人口，如英伦三岛中的苏格兰转移了20多万；西班牙也是一个半岛型的地带，高原、土壤条件不太好，它也是大量向外转移人口……越是工业化就越意味着对资源的占有欲。这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早期进程，难道不是充满着残酷、血腥和肮脏吗？如今，它们早已在掠夺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难道还不应该让人们过得舒坦一些吗？但是，如果你再看看这样一个人权实例，你也许就会恍然大悟了：现任美国总统布什之父老布什曾说过，印第安人作为一个民族在美国本土不存在了。印度安人是什么，他们是处于石器时代，连铁器都没有的人。而美国却用工业化的洋枪洋炮收拾他，当然就消灭了，消灭到他完全失望，看不到任何前途了，放在保留地，允许你继续活着，但像动物一样，供人来参观，弄几个尚且还保留他这个文化记忆的印第安人的那种草棚子，然后你活在那儿。难道这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崇尚的人权和自由吗？

　　如果你要去依赖发达国家发达起来的根本途径的话，你就发动殖民战争吧，去掠夺资源，去把人家的人口杀光，然后这个国家就属于你了。但是，这条路现在又已经被堵死了，为什么？因为当中国一跃而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时候，美国人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了一种挑战性，所以美国哈佛大学非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这样说：“20世纪曾因日本和德国的崛起而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而21世纪将会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挑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不是很直白吗？西方不会容许你再走它的路。看来，我们还是需要踏踏实实地发展吧。

　　现在反过来看看我国究竟用了多少年才完成了欧洲人用几百年通过殖民战争完成的工业化呢？不过30年而已！在没有资本的30年里，靠的是什么支撑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是靠人力的堆积，是靠无私的理念，它把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了——西方人评价说我们没有人权，说我们人海战术，你倒是有资本、有技术，那么怎么不评价评价他们资本积累的初期经历呢？但奇怪的是，恰恰是那个时代中，没有人权的中国却树立起了不为人权而默默耕耘的时代楷模：雷锋是军人的楷模，王进喜是工人的楷模，陈永贵是农民的楷模。

　　说来说去，还是希望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一定要防止意识形态化的讨论，要更多地看看某个观点或某种话语所生成的那个条件，如历史条件、地区条件，而不要以为它就是真理，就可以拿来用。现在，我们简单概括一下，为什么说本世纪中国正处在一种重大战略转变之中。

　　不过，在阐述这个重大战略的转变之前，我想说一个插曲。美国著名的莱斯特·布朗博士曾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撰文，抛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严峻问题。他认为，人口不断增长的中国将使世界挨饿。正好在那个时候，中国出现了粮食高产大丰收的现象，他的“谬论”于是受到了中国理论界的强烈批判，被认为是空穴来风。但几年之后，中国粮食产量却降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最低值，耕地人均占有面积降到最低，而且土地总量大幅度下降，他的忧虑开始得到印证，这也说明了那种现代的“以破坏环境和牺牲生态为代价，以经济为绝对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一定弊端。但是，请不要对这一成果进行全盘的否定。否定的原因只能说明是归结于认识的不统一，是对中国快速增长并且是粗放型增长这个过程本身不理解，我们其实应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粗放增长并不意味着收益会小。其实越是粗放，收益可能越大。如今，莱斯特·布朗博士以他的“B模式”（“B模式”，意指以人为本，关注环境与生态，并将经济视为生态系统一部分的生态经济发展新模式）框架，在新世纪初期时，成为我们的座上佳宾，他的书成为中国省部级高级干部政治学习的参考书之一——实例正说明我国这正处于这个重大战略转变的阶段，上世纪90年代盲目的高增长所带来的教训正是我们今天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现在，就先来看看我们的发展过程，因为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放开了市场，所以1992年中国“十四大”把市场经济写入报告。由于经济基础已经是一个放开的市场了，因此上层建筑就必须跟上步伐，所以上层建筑最终承认了市场经济。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中国恰恰是资本经济活跃的空间，房地产、股票证券和期货市场。只要你原本没放开的领域放开了，大量的经济就会随之而上。但是这种快速增长必然使三大差别拉大：贫富差别、城市差别、沿海和内陆城市。资本周转快了，每周转一元钱所产生的资本就又多了，最后资本密集带来的资本收益就越高。为什么中西部地区不发达呢？因为它的资本量小，所以收入就低；因为它仅仅依靠供应能源，所以收益就少。随着三大差别的拉大，社会上由经济差别所引起的冲突开始愈演愈烈。这时，有人说话了：你看你们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不解决？只要你们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在他们简单的、想当然的解决方案的理论中，似乎每一个问题都只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这就是步入意识形态化的错误表象。他们怎么不想想任何事情都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呢？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这一战略执行起来的第一大困难就是我们以往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那些理念，它们阻碍了科学发展观贯彻的进程。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战略转变，无论是市场经济的提出、资本经济的提出，还是全面小康的提出，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并不是一个盲目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恰恰是实事求是的符合中国实际的。但是，当你和这些持有疑义的人交流时，你讲循环经济、讲有效经济、讲生态工业、讲以人为本、讲要到达可持续发展、讲全面小康，在这些人看来都是错误的，他难以接受——看来这些人还真的应该好好地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了。

　　30年发展的结果已足够令人兴奋的了，诚然这其中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缺陷，但是，哪个国家的党的代表大会不是与时俱进呢？不是针对当前的问题而推出解决意见呢？以往单纯讲究GDP效益的确是不科学的，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时提出：放弃单纯追求GDP的发展，转变为追求综合发展的思路，并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作为现在科学发展观的前提。难道这就不能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吗？

　　我经常会向人们提到这么一个公认的现象：无论是高层建筑还是低层建筑，每家每户都要用铁门和铁窗户把自家封闭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感觉到不安全。这和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有什么区别？这就是因为盲目的、快速的、粗放式的增长带来的社会矛盾被激化了。现在是需要适当调整的时候了，但是这个调整肯定不能指望企业自己调整，也不能指望市场的力量自发调整，而只能通过政府的职能来解决。

　　中央的指导思想越来越清晰，包括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包括现在财政正逐渐向公共财政转化，包括最近被媒体广泛关注的被叫停的大项目，这些都是政府主动承担责任的表现，是政府先进性的表现，也是体现重大战略转变的表现，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高度、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够心平气和的去看待那些不同的声音，我们才能知道不同的声音背后一定是有意义的。

　　当然，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充分理解那些不同背后声音的利益也有其正当性。为什么呢？以前是那个发展阶段造成的这种粗放型增长，根本不考虑煤电油运是否平静，只要能招来商引来资就好；然后就是这种典型的加工贸易，根本没什么技术含量，看过《天下无贼》影片的人都记得葛优对那些打劫者所说的：“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把农民手里的土地像打劫的一样抢过来，不给人家什么补贴，或者给很少一点，然后转手说我零地价、零地租向外商转让，让人家把那些高污染且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业转移到你这儿来，然后你还倒贴三农一平，只要你来，我就给你把三农一平整好，这可不就是那些打劫的嘛，有技术含量吗？

　　所以我说中央领导同志讲得很清楚，认识不统一。我认为，这其实就是因为利益不统一，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结果。今天我们看到的确实是中央做了很多有利于平缓这个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做了很多关注弱势群体、缓和三大差别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符合我们新世纪的重大战略转变的。我们如果把这个重大战略转变作为一个我们理解问题的基本观点，我想大家心情上会顺得多，听到了那些批评的时候我们大概也就有很多的抵抗力了。

　　我这个名字里面有一个铁字，我是从来不伤感的，但是听到大家掌声的时候，我有点伤感，有点遗憾，这其实是关系到我们21世纪这个民族能否生存下去的重大的问题，组织这样的活动意义非常重大，它确实扣住了中央在这个世纪之初所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的转变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我们也只能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我们后代多多少少可持续的发展一下经济。所以，我说今天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有一种伟大的情怀，不是有一种真正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的那种负责任，他们为什么不随波逐流，非要在这里为子孙后代而奔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