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环境行为的内涵及测量维度

环境行为是环境保护行为的简称，指的是个人或团体发生的对自然环境有影响或者参与环境保护的行为，亦称“环境友好行为”、“环境负责行为”或者“环境适宜行为”等。与“环境意识”相比，对“环境行为”的界定和测量难度更大，争议也更多。这主要是因为在界定和测量环境行为时，人们原则上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要确定哪些领域的行为与环境相关，第二步还要确定每一领域的行为中，哪种行为方式才是符合环保要求的方式（Diekmann/Preisendrfer 2001: 105）。而在这两个方面，选择的空间都非常巨大。

武春友/孙岩（2006：62）通过分析后认为，西方学者对于环境行为的测量指标，其实可以分成“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两大类。在国外关于环境行为的经验研究中，德国学者Schahn设计的指标体系比较具有代表性。他选择以下七个领域来测量环境行为：垃圾分类与回收；购物与消费；家庭节能；汽车与交通；节水与净水；运动与休闲和环保公众参与（Schahn et al. 1999）。在这七个领域中，前面六个领域基本上属于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而环保公众参与可以视做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综合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上述行为领域中的最前面的四个领域可以被视作测量环境行为的“最小目录”（Diekmann/Preisendrfer 2001: 106）。

与环境意识相比，我国学者在环境行为的界定和测量指标方面的研究更显不足。不少学者或者团体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使用的词汇通常是“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或者“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活动”等词汇，而不是“环境行为”或者“环境保护行为”。例如，具有比较浓厚的官方色彩的《中国环境保护行政二十年》编委会（1994：308）建议，我国应从如下几个方面支持、鼓励和引导“公众参与”：积极参加净化、绿化、美化环境工作；在本职工作中为环境保护尽职尽责；参与对污染环境的行为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的监督；参与对环境执行部门的监督；参与环境文化建设。任莉颖（2002：94）认为，这几方面的“公众参与行为”可以划分为从易到难的三个层面：公众对环境宣传教育的参与；公众自身的环境友好行为；公众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监督环境污染行为和环境执法。

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在1998年进行的“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中，设计了一组关于“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活动”的问题（参见同上：110）。在这个基础上，任莉颖（同上：95）将环保领域里的公众参与行为总结为从易到难的四个变量：

——与他人谈论环境保护问题；

——参与环境宣传，增进环境了解，充实环保知识；

——参加有关环境保护的公益劳动或活动；

——为解决日常环境问题进行投诉、上访。

综上所述，在国外学者看来，“环境行为”既包括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环保行为，也包括个人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行为。其中，前者更为重要。而国内学者的注意力基本上只局限在个人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行为上面，而没有关注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环保行为。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本人认为，从个人的日常环保行为和个人的环保公众参与行为两个角度对“环境行为”进行界定，是比较妥当的。其中，对个人的日常环保行为的测量可以借鉴西方学者的观点，主要包括垃圾分类与回收、购物与消费、家庭节能、汽车与交通、节水与净水、运动与休闲等六个方面，而对环保公众参与则可以借鉴国内学者的意见，主要包括谈论环保问题、参与环境宣传、参加环保公益活动和进行环境投诉与上访等四个方面。

注释：

1、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多地使用“环境保护意识”（环保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环保行为）等术语，但学术界则惯于使用“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等概念，并将它们作为连续变量看待，一般不将它们与“逆（反）环境意识”和“环境破坏行为”分开（但也有少数学者明确区分了“逆环境意识”，参见王民1999：64-67）。

2、1992年，Dunlap和Mertig在一项名为“星球的健康”（Health of the Planet；简称HOP）的调查项目中，对全球24个国家的民众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发现，民众对环境质量的忧虑程度与所在国家的富裕程度更多地是呈反比，而不是呈正比。作者认为这从经验上否认了Inglehart的后物质主义的论点，并断言存在着“世界范围的环境意识”（Dunlap/Mertig 1996）。

3、根据王民的统计，国内公开发表的书刊上有关环境意识的定义就多达三十余个（王民1999:3）。邓拉普/琼斯更指出，国外关于环境关心的操作性定义大概有数百种（Dunlap/Jones 2002）。

4、从这个角度讲，将Environmental Concern翻译成“环境忧虑”也许更为贴切。

5、Dunlap和Jones（2002）将（单个/多个）环境话题和（单层面/多层面）关心两个角度进行交叉，得出了四种主要的测量“环境关心”的类型（参见洪大用2006）。

6、这12个项目分别是：1）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被打乱； 2）人类对大自然的干扰常常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3）为了生存，人类必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4）人类已经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环境；5）目前的人口总量正在接近地球能够承受的极限；6）地球就象宇宙飞船，只有很有限的空间和资源；7）工业社会的增长是有极限的；8）为了维持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控制工业增长的速度；9）人是最重要的，可以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改变自然环境；10）人类生来就是主人，有权去统治自然界；11）动植物的存在是为了供人类使用；12）人类不用去适应大自然，因为我们有能力改变自然环境，使它们适合我们的生存（参见王民1999：121）。

7、2000年，Dunlap等人（Dunlap et al. 2000）又将该量表拓展为15个项目，修改后的量表也成为我国学者洪大用最近相关研究（洪大用2005，2006）的基础。

8、例如，Albrecht等人和Geller/Lasley都提取了三个因子：自然界的平衡，增长的极限，人类控制自然，而Kuhn/Jackson的研究结果则包括如下四个因子：科技与增长的负面结果，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生活质量，生态圈的限制（参见王民1999：122-124）。

9、这些因子的名称分别是：1）相信科技，2）支持经济增长，3）相信物质富裕，4）相信未来会成功，5）支持个人权利，6）支持私有财产权，7）支持维持现状，8）支持放任主义政府（Preisendrfer/Franzen 1996: 224）。

10、这三个部分、9个叙述具体是：情感部分：1）如果想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生活在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我就会感到不安；2）如果我们的行为一如既往，就会导致环境灾难；3）当我看到报纸上或电视上关于环境破坏事件的报道时，我常常感到很生气。认知部分：4）经济增长是有极限的，而且我们已经或者即将达到这一极限；5）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人的日常行为仍然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6）在我看来，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被人为地夸大了。冲动部分：7）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仍然太少；8）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大家都应该限制自己对生活水平的追求；9）即使会降低本地的就业水平，我们也应该贯彻环境保护措施（Diekmann/Preisendrfer 2001: 103f.）。

11、事实上，西方学者所说的“公众参与”，一般是指公众通过各种方式对决策过程的参与，而不是泛指一切发生在某一领域里的个人行为。

12、当然，这六个日常生活领域非常具有西方社会的特点，不一定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因此，有必要研究并确定更符合中国国情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日常生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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