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苏纪兰在题为《我国近海生态系统恶化的表观因素》的评述报告中介绍说，目前我国沿海地区以13%的国土面积承载了40%多的人口，创造了60%以上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近海生态环境系统已成为国家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的核心区域。但这个地带也同时面临着严峻的全球变化多重压力，沿海经济的未来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海洋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近海生态系统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海洋生态灾害发生频率增加和近海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正在发生变化。

 

海洋生态灾害发生的频率与种类不断增加，正严重影响我国近海生态系统的安全，使我国近海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我国近海有害赤潮的影响近年来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频率上都呈现加大的趋势，充分表明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已经出现异常的征兆；浒苔的暴发则是我国近两年来才出现的海洋生态灾害，2008年黄海和青岛沿岸暴发的浒苔灾害的规模和影响范围为世界之最，给经济和海洋产业造成巨大损失。

 

会议执行主席、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孙松说，继有害赤潮、大型藻类暴发之后，大型水母的暴发已成为另一全球性海洋生态灾害。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渤海、东海北部和黄海南部海域相继出现大型水母暴发现象，规模和频率都呈逐年加重的趋势，使本来就业已匮乏的渔业资源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我国近海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正在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物种组成的变化、生物多样性的改变、近海生态系统的健康问题等。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唐启升指出，50多年来, 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在多重压力胁迫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中黄海生态系统最具代表性，主要表现在生物资源种群数量波动剧烈、种类组成变化不断、生态系统产出质量下降，个体较大、营养层次较高的种类被个体较小、营养层次较低的种类所替代，生态系统营养盐结构变化异常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我国黄海大于77μm的浮游植物生物量有所增加，而大于500μm 的浮游动物生物量降低；底栖生物的生物量也有所减少，而多毛类所占比例增加。这些变化必然会引起整个近海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改变，进而影响近海生态系统资源产出与可持续健康发展。

 

 

“引起我国近海生态系统恶化的因素非常复杂，虽然全球气候变化起到很大作用，但在近海区域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影响也许更大一些。”苏纪兰说。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和不断加剧的人类活动，引起我国近海海洋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有研究表明，全球变暖也使海洋生物的分布格局发生改变，并最终影响上层渔业资源的产出。浮游生物是气候变化的敏感类群，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许多区域海洋浮游生物的丰度和群落结构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会议执行主席、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吴德星介绍，近30年来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近海的海表温度已经上升了1摄氏度左右，局部海区升温超过1.5摄氏度，是整个太平洋升温最显著的区域。我国近海近几十年的升温过程不仅与全球变暖有关，还受自然变化的影响。近海海温的升高对生态系统的直接影响表现在暖水性浮游植物物种的数量增多等，而其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会议执行主席、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王清印强调，人类活动在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大规模、高强度的渔业捕捞活动改变了渔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影响了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大规模对虾养殖以及鱼类养殖，使大面积的沿海湿地、滩涂被开发，红树林面积大幅度减少。二是不合理的填海造地使海洋动力地貌和海洋生境发生重大改变，大面积的围垦养殖活动则破坏了沿海湿地，诱发港湾淤积；同时，海岸带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近海生态系统。三是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的农药、化肥、除草剂等随降水径流进入大海；未经净化的工业废水及城市生活污水被大量排入大海，量大面广的陆源污染物使我国近海生态系统的负荷愈益严重。

 

 

与会专家指出，从生态系统健康、生态灾害等方面来看，我国近海整个生态系统处于动荡状态，但造成这种不稳定状态的根本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亦很难预测，因此保障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需要从生态系统最基本的层面入手开展研究，需要从整个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变化、基础生产力的变动趋势以及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机制等方面入手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探寻其内在的变化机制，并对这些变化的表现形势及其资源环境效应进行预测与评估。

 

会议执行主席、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乔方利建议加强对中国近海海洋生态过程机制研究，力争搞清引发海洋生态灾害的主要藻种及其生长、暴发规律、毒性特征等方面问题；同时，大力建设包括现场观测、卫星遥感、飞机侦查等多种手段在内的立体、综合、高分辨率观测预警系统，为海洋生态灾害的机理研究提供第一手数据；在观测系统的支持下，积极发展物理—生物—化学耦合数值模式这一海洋环境预测工具，服务海洋管理事业。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及其变化将受控于一种多因素的作用机制，不同时期的主要作用因素可能是不同的。在海洋生态学方面，应重点研究因全球变化引起的我国近海生物种类组成与分布格局的变化，研究大规模海洋生态灾害如水母、浒苔暴发的生物学基础和重要海洋学过程；在海洋化学方面，应加强近海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研究；同时应研究导致我国近海生态系统恶化的关键驱动机制及其资源环境效应，进行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研究与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加强生态系统整体水平上的整合研究与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研究，为保障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潘锋 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