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一个学科体系，生态学好像总是在和经济学唱反调，被认为是一门“限制性”的科学。实事上，生态学只是提醒我们，目前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是错误的，人不在自然之外，更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自然不是我们的对手而是伙伴，人类所做的一切，连同生存与繁衍都有赖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因素，人类没有自封的特权。如果想使自己发展的更好一些，人类文明延续得更长久些，就应该学会用谦恭的态度与自然打交道。生态学要颠覆的并不是人类已经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而是支配着现代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它要限制的只是不顾长远后果的短视行为。

　　应当说，在自然科学的各类学科中，生态学算是最人性化的了。作为一门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的学科，它强调的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和整体性，它要求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而非分离和对抗。它并不要求人类放弃已有的舒适和方便，更不会要求人们回到原始社会；相反，它只是要求人类审慎地利用自己超越于其他动物的智慧，恰当地运用自己的技术能力，努力寻求一种使整个生命共同体保持和谐和稳定的更文明的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生态学的含义远远超越了它的学科范畴而成为了一种新的价值范式。
    
　　所幸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中叶以后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痛苦反思之后人们终于有了觉悟。生态学开始从边缘走入了公众的视野。不过，早期公众对生态学的认识主要来自于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后人们才注意到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对于这一点，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有明确的说明：“在过去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影响，而我们现在则更迫切地感到生态的压力，如土壤、水、大气、森林的退化对我们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在不久以前我们感到国家之间在经济方面联系的重要性，而现在我们则感到在国家之间的生态学方面的相互依赖的重要性。生态与经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互相紧密地联结在一个互为因果的网络之中。” 我国现在在总体上还处在生态觉醒的前夜。
    
　　从关心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到认识到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我们认识上的一个飞跃。看到了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们正在开始用生态学思维方式来认识我们的活动和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一角度看生态学，它就不再具限制性，相反而是具有了建设性。这种建设性蓝图生态学家们早在90年代就绘制出来了。1996年美国生态学会前主席J.Meyer在美国第81届生态学大会上作了题为“面向未来的生态学”报告，呼吁生态学家创造性地运用生态学原理，探索并设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途径和方法，积极推动生态工程、生态恢复、生态经济、生态设计、产业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为建设一个可持续的人类社会创造一个积极的生态学。而今天，生态工程、生态经济学、生态设计、产业生态学、循环经济已经成为当代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学正在为缔造可持续的文明形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Margaret et al, 2005)。
    
　　当然，建设可持续的人类社会不只是经济学家或生态学家的事，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这方面，公众的力量不可忽视，而公众对生态学的态度和对生态学知识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生态学意识和生态学思维方式，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然而，生态学毕竟是专家手中的学问，如何将专家手中的深奥理论转化成通俗而平凡的知识却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在我国，生态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十分迫切但又很薄弱，过去我们的环境宣传主要集中在观念的更新上，但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生态学知识的传播就变得更加重要。(摘录自：段昌群，2006.生态约束与生态支撑。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