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经济政策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
　　实践证明，三大经济政策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有力地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1989年之前，日本东京的生活垃圾量一直在逐年增加，收运和处理垃圾的费用不堪重负。1989年后，垃圾治理的对策从末端前移，在社会物流的全过程循环利用资源，垃圾产生量已持续13年逐年减少。13年间少产生垃圾约600万吨，节省垃圾治理费用67亿美元，还回收再生了大量资源，解决了几万名就业岗位。2003年，欧洲除土耳其和希腊外，所有城镇生活垃圾都出现了负增长。

　　日、美、德、法等经济发达国家，早在上个世纪末就研究或实施上述三大政策。日本于2000年颁布执行的《促进循环型社会发展基本法》中对资源消耗及其价值计入成本，规定了产品生产者对产品最终报废回收、利用的责任；对排污计量收费都作了具体规定。美国在循环经济立法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要求通过资源消耗削减和再循环，减少50％废弃物。限制和减少资源消耗，首先要计量消耗量。如果连消耗量都不计量，就好比不计量支出，节省就无从谈起。如果只计量消耗量而不计量其价值和计入成本，则无法通过市场经济的力量和规律进行调整和约束。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的环境中，必须将限制和降低资源消耗，将利润和利益挂钩才能实现有效的控制。国际上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开始进入操作阶段。

　　资源价值计量——制度保障
　　环境是人类共同赖以生存的条件，不是能够随意支取的公共财产，关乎生命和生存质量，构成人权的基础——生命权。依据国内、外的法律规定，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基本责任。因此，排污收费乃至计量收费，甚至要承担污染环境的刑罚，是责任与公平的结合。因此，污染环境就等同于侵害公共利益和人权，必须承担责任。目前，国际上已普遍执行排污水、排垃圾计量收费的制度。现在，我国资源浪费严重，如塑料、纸类、金属等过度包装，既浪费了资源，又多产生垃圾，污染了环境。以某大都市为例，收运和处理一吨垃圾的成本要150元，每年该市要付出６亿至７亿元解决垃圾问题。

　　实践表明，为了降低产品的成本，提高市场的竞争力，迫使企业必须降低资源消耗，循环利用资源：如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资源再生周期，替代资源的开发速率等。比如数百万、数千万年形成的石油资源，价值如何计量？再如森林，包括水土保持、调节气候、生物多样性、净化空气、木材的经济价值等，虽属于可再生资源，但功能和价值是多方面的。所以，开采资源要有价、收费和计量，目的是提高资源利用率。

　　排污收费——基础保障
　　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单位排放垃圾收费，2000年开始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垃圾排放收费，但迄今垃圾收费的收缴率不高，且没有实行计量收费。自2000年开始，城市生活污水已按照自来水消耗量收费。目前，国际上已普遍执行排污水、排垃圾计量收费的制度。唯此才能从利益上迫使每个人、每个部门承担环境责任。而少排废物的办法旨在节省和循环利用，乃至永续利用有限的资源。

　　排污收费定价，往往通过无害化处理污染物的竞争比选成本，辅以适当的利润来确定。如日本、德国、法国等国不仅对企业、事业单位的垃圾、污水排放采取计量收费方式，而且，对居民生活垃圾排放也实施计量收费。他们通过标准垃圾袋贴上垃圾收费处理票的方式，或在垃圾收集车上安装机械手臂计量装置等方式计量收费。

　　产品负责制——措施保障
　　我们提倡高消费、低消耗和再利用，为的是给后人留下更多资源、较好的环境和发展空间。从责任与公平的角度说，消费者、生产者和经营者都要对产品的最终报废处理和再利用承担资源与环境的责任。所以，产品负责制必然也必须实行。美国、德国、日本等国都明确将产品责任制确定为经济政策。这项制度在国际上已实行数年，起到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效果。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向我国销售了大量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最近日本理光、夏普等公司来北京表示，如果北京市建设家用电器和电子垃圾回收处理和利用体系，他们愿意按照收集和处理数量出资给予补贴。在日本和德国将废旧家电和电子垃圾视为宝贵的资源，可以再生产座椅、污水井盖和通讯线槽等多种产品。

　　三大经济政策互动互补
　　三项经济政策的本质是利益和责任的公平，从源头控制资源消耗，促进循环利用，降低消耗。排污收费乃至计量收费，是从末端控制废物的排放，循环利用还可减少废物产生。产品负责制是在物质财富生产过程中，直接促进循环利用，将源头和末端责任贯穿起来，实现三项政策的互动效应，形成促进循环型社会的经济政策框架。

　　有效推进社会事物的发展，往往需要疏、堵和过程控制三个方面的努力。只堵不疏，好比抽刀断水，溢流难禁；只疏不堵，极易造成旁枝丛生，无序蔓延；如果疏堵结合而无过程的控制，则无法根据需要调节“洪峰”，而互补互动的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