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气候变化多边舞台

　　新时期大国博弈更加强调占领多边舞台的能力、议程设置的能力。2009年下半年，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充斥着国际社会的日程。9月22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联合国192个会员国均派代表出席，其中包括9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紧随其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新一轮会议于9月底至10月上旬在曼谷举行。在11月巴塞罗纳谈判之后，饱受争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于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为《京都议定书》2012年到期后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磋商新的协议，虽然这一任务最终并未完成。

　　上述的“气候变化”日程并未包括此前众多国际多边组织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持续关注。目前，全球有大约60个国际组织涉及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法国总统萨科齐以及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纳等在不同场合，建议成立一个单一的“世界环境组织”，以期有效管理和处理全球气候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一项国际议程后，使得国际政治面貌发生了令人瞠目的变化。

　　综上所述，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立足多边舞台、提出核心理念、主动设置议程，特别是符合本国发展利益的议程。实际上，通过多边舞台将本国议程变成他国接受的“国际议程”或“全球议程”，已经成为大国引领国际政治发展、掌控国际政治事务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第二天，一份由英国、美国、丹麦拟写的提案浮出水面。之后，主席国丹麦“违规”操作，私自抛出一份“丹麦文本”强行推动大会讨论，酿成“私拟草案风波”。

　　其实，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欧洲国家早已经是最重要的“推手”。英、德等国是《京都议定书》等重要国际文件的主要起草者、推动者和履行者。“低碳经济”这一概念也是由英国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中率先提出的。2006年，英国财政部公布了一份由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撰写的报告称，为控制气候变化产生最坏影响的风险，全世界需要在未来的50年内每年拿出相当于全世界GDP1%的资金用于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在理论上，低碳经济概念使全球气候控制的理念与经济模式的转换之间建立起联系，使拯救地球的道德呼唤与实质性的国际行动建立起联系。这一演变过程，堪称议程设置的经典案例。

　　在2009年由世界气象组织等主办的第三届世界气候大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议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旨在改进各种气象服务，帮助各国决策者获得准确、及时的气象信息以及气象预测情况，提高社会对气候异常和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上述议程设置及其持续推动，在今后相当长时期里，将各国气象服务部门和各国气象用户以一种新型的方式捆绑在一起，以多边合作的方式，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注入了新的内涵。

　　探讨多边舞台和议程设置问题对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一定程度上，中国长期以来是在对一个接一个的“国际议程”做出被动式的“回应”，如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汇率问题等等。这样的回应当然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然而今天，是进一步超越“回应心态”的时候了：在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中国不妨主动地提出有利于自身的方案，包括具体的要求和抽象的游戏规则，通过多边舞台使之成为“国际议程”。

　　四、气候变化舆论阵地

　　新时期大国博弈更加强调占领舆论阵地，公共外交能力直接影响大国形象亲和力，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致力于传播本国声音。公共外交被认为对美国赢得冷战“功不可没”。“9?11”之后，公共外交在美国学界和政界再度受到追捧。重视公共外交已成为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的鲜明特色，在国际场合刻意打造温和、谦逊和注意倾听他国意见的形象。概言之，加强公共外交堪称世界性潮流，甚至联合国以及其他重要国际组织为赢得公众支持以推动其重要议程，也不忘竭力开展公共外交。为配合2009年9月22日的气候变化峰会，联合国于9月21日至25日举办“全球气候周”活动。世界贸易组织2009年9月也在其日内瓦总部举办了自成立以来的首个“公开日”活动。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演变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日益迎来世界或关注、或审视、或疑惑、或挑剔的目光。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地球上凸显出中国版图，或者再插上一面中国国旗，旁边列表注明这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勿庸置疑，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国际主流社会对中国抱有误解、心存疑虑也是不争的事实。除非是过分的要求，我们都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看得见的方式，去做面对面的国际思想政治工作”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用契合普世价值、他国受众熟悉的话语方式，阐释中国立场，应该给予外部世界令人信服的答案。做到这一点，世界对中国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大。这正是新时期中国公共外交的职责和使命。历史地看，由接触，到参与，到影响国际事务，这是我国融入国际体系，积极影响国际舆论的基本路径。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借助国际多边平台，在全球性问题上传播我们自己或接近我们的声音。

　　拉扎斯菲尔德曾经提出“意见领袖”概念，认为在专业性领域，专家作为“意见领袖”的作用更为突现。欧洲在环境气候领域研究早，投入大，水平高。“温室效应”、“温室气体”及“低碳经济”等概念均来自欧洲科学家。正是依托这些“意见领袖”的研究成果，欧美国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才显得“底气十足”。不仅在全球气候控制领域，而且在碳排放交易市场领域取得了“话语权”。因此，在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我国也应积极开展公共外交，进一步传播中国声音，把新时期中国外交引入更广阔的领域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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