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一行在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等陪同下视察了中科院水利部、西北农林科大水保所。在人工模拟降雨大厅，吴邦国委员长听取了所领导关于研究所概况、科研进展及科研成就的情况汇报，对该所在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研究和所取得的成效表示出浓厚兴趣，尤其对中科院资深院士、我国著名土壤学家、该所朱显谟研究员集几十年科研经验提出的以迅速恢复植被为中心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与国土整治的“28字方略”高度关注，并当场进行朗读：“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米粮下川上塬，林果下沟上岔……”这无疑是对“28字方略”的认同，是对朱显谟院士的最大支持和鞭策。

    在此之前的1997年，朱显谟提出的“28字方略”就引起了国家有关部委的极大重视。原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曾专门接见并听取了他关于“28字方略”的汇报，对其给予了极大肯定，并指示“希望尽快提出落实‘方略’的具体办法”。朱显谟说：“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如果按每年向黄河输入16亿吨泥沙计算，3000年后黄土高原就会变成一片戈壁滩……”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资深院士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深深忧虑，正是基于此，他已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纵横驰骋了半个多世纪，和黄土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其执坚披锐、奋斗不止。

    科学农民曾抱负

    朱显谟从小生长在上海崇明农村，民间的疾苦，苍生之饥寒，稼穑之艰难，他深有体会。所以高中毕业时，他便有了“将来当一名科学农民的抱负”，并把这句话写在全班同学的毕业纪念册上。正是基于此，他才“辜负”了数学老师的希望，没有去报考交通大学，而是走进了中央大学农业化学系的课堂。

    在学校，由于对实验工作特感兴趣，他常“违反”实验室作息时间进行化学分析和农产品制造，后又坚定地选择了土壤肥料这一专业，开始踏进了土壤学的探索领域。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在朱显谟学业直上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掠抢，使得大片国土沦陷，人民惨遭杀害。朱显谟内心十分痛苦，但这更坚定了他学好科学知识、拯救国家的决心。

    红壤研究出新说

    1940年，朱显谟大学毕业，进入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工作，此期间，他师承我国著名土壤学家侯光炯，转战川、黔、桂等省进行土壤调查，并逐步养成了治学严谨、从不人云亦云的好学风。因此，在对江西的土壤作了普查和分析后，他大胆地开展了红壤改良试验，指出我国南方红壤主要是古土壤和红色风化壳的残留及红土冲积物的堆积，而不是现代生物气候的地带性土壤，并认为江西红壤改良的方法中，以“客土”和“烧土”方法最为显著。这些见解曾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多少年来争长论短无止休，鸣鼓而攻击者也屡见不鲜，但他依然“咬定青山不放松”。

    后来，他的观点终于被从土壤侵蚀和沉积学、生物反馈矿质元素等研究结论所证实。他提出的红壤改良方法也被人民政府大力倡导，在江西省进行了大面积推广。1978年1月，他的论文在香港召开的第二次东亚古气候学术会上宣读后，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和支持。

    黄土研究结硕果

    1949年，新中国的灿烂阳光使朱显谟的研究工作获得了新生，并步入了一个新天地。这时，他在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工作，1951年受命赴东北考察，经大量调查研究，他发现土壤灰化层(A2)不是过去一直认为的铁铝的淋溶层而是硅的积淀层，继而提出了山地棕色森林土的新观点。1986年，他在对德国灰壤进行了观察研究之后，又进一步肯定了这个事实。

    东北考察之后，朱显谟服从组织安排，从“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很快来到“七沟八梁一面坡，一年四季黄尘飞”的黄土高原工作，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西北水保所土壤室主任、第一副所长、名誉所长、西安黄土与第四季地质研究室顾问等职。从那时直至他1959年携妻将子扎根于陕西关中偏僻的农村小镇——杨陵，从未间断过他的土壤和黄土的研究。

    在漫长的40多年里，朱显谟带领一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风霜雨雪直向前，餐沙饮尘不怕难”地进行了多学科的科学考察，系统地探索了黄土地区土壤发生和土壤侵蚀及演变规律；拟定了黄土区土壤侵蚀分类系统，提出了黑垆土、塿土建立独立土类的意见；阐明了黄土中古土壤黏化层的生物起源问题；在土壤形成过程方面，修正和发展了原苏联土壤学家威廉斯提出的成土过程与风化过程同时进行的观点，认为黄土地区是沉积、成壤和成岩同时同地进行的；关于黄土和黄土高原的形成问题，朱显谟经过对黄土和黄土区土壤性征的对比研究，进而提出了“风成沉积”的新理论。认为250万年以来黄土高原的黄土一直主要是从天而降，其风成过程主要是西来尘暴和东来湿气在黄土高原上空相遇交锋，以高空泥拦水、水截泥而自动坠落形成的得天独厚的黄土沉积。正是由于黄尘不断空降、增厚和植被尤其是草本植物的不断蘖生，才使得黄土地区的土壤保持有高度的透水性、巨大的水库作用，使得深厚土层得以叠加堆积。据此，朱显谟大胆提出了“没有季风就没有黄土沉积，没有植被的繁生就没有黄土高原”的惊人论断。

    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同行的兴趣和重视。几位前苏联的土壤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曾大量引用朱显谟关于黄土高原土壤和土壤侵蚀的研究成果。作为国际土壤学会会员，朱显谟还赴印度、联邦德国出席过第12届、第13届国际土壤学大会，还以中国学者的身份随团出访过美国、意大利、泰国等，这一方面是想用在国外看到和学到的先进知识充实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将我国的黄土高原研究成就推向世界。

    国土整治做贡献

    为了深入研究黄土成因和黄土高原的整治战略，40多年来，朱显谟实地考察黄土高原山山水水20多个轮回，曾3次飞跃昆仑，两度入疆考察，足迹延伸到长江、黄河源头。在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重点研究和定位试验及数千个水土样品的化验镜检，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因及其机理有了规律性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融科学、技术和工程为一体的“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米粮下川上塬，林果下沟上岔，草灌上坡下坬”的“28字方略”。从“七五”开始，该“方略”在黄土高原综合治理攻关试区、陕北无定河流域、定西和晋西北等地区的大面积治理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应用和验证，均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

    为使“方略”在水土保持工作中更全面、具体地得以实施，十余年来，朱显谟一方面通过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完善着“方略”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以旺盛的学术热情投入到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宣传中。1997年4月，在全国第六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已是耄耋之年的朱老又以洋洋洒洒近万言的《提出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的前前后后》一文作为向大会的献礼，引起国务院重视。此后，他还写出了《黄土高原地区农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三论国土整治“28字方略”》等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实施“方略”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和办法，推进了“方略”实施的步伐。

    “三库协防”治水害

    近年来，长江、黄河及其支流由于连降暴雨而泛滥成灾的情况时有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对此，朱显谟说，治水要治源，治根本。明万历年间水利专家李景明指出：“治水之道在于治源。水用之则利，弃之则害。”水源在哪里？就是土壤水库。土壤水库简言之就是土壤可以大量蓄水，但这和其植被的好坏关系极大。

    为此，朱显谟指出，只有保持和重建土壤水库才是根治河害之本。首先是凡一切水土流失的坡地均应以千方百计地迅速全面恢复植被为当务之急，这才能先把大范围的降水尽可能地涵蓄于大地之内，让潜在的洪水转化为持续无害的潜流。二是“三库”(地表、地下、土壤水库)协防，以土壤水库为先，充分发挥水土资源效应：这其一是水资源短缺日益严峻；其二是合理蓄水有利于下游堤防安全；其三是治水需走综合治理之路，并要与生态建设相结合。三是积极实施“28字方略”，标本兼治。再加上群众参与、领导支持、政治力量推进，治理河害、根除河害才能有望实现。

    汗洒黄土，春种秋收。60多年来，朱显谟先后撰写发表了200余篇学术论文，著有《塿土》、《中国黄土高原土地资源》、《黄土高原土壤与农业》等专著，参加了《中国土壤》一书的编写。曾获全国科学大会、陕西科学大会奖，中科院科技进步奖、陕西省科技成果奖、中科院首届竺可桢野外科学奖，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工作者及陕西省劳动模范等称号，1998年入选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

    “壮心未与年俱老，鬓衰犹能挽硬弓。”而今，朱显谟并没有因年事已高和身体多病而停止对黄土的研究，他的一切有关黄土的研究，都是为了黄土高原的繁荣昌盛和黄河水利的兴旺发达。他说他现在还有两个心愿未了，一是黄河变清，一是中国土壤学的复兴。为了这两个未了之心愿，今天已是90高龄的他，依然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慷慨激昂述怀：“我虽老矣，然治黄之志不减。愿意为实现黄土高原山川秀美、黄河变清出谋献策，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