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化的经济理性导致对自然环境的损害

　　经济理性是近代经济学鼻祖英国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中提出的。斯密凭着自己对人性的观察，认为每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经济人”，都有理性的利己之心，主观上的利己心在“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展开竞争，客观上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使整个社会福利增加。“理性经济人”的论点成为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支撑点和方法论原则。

　　遗憾的是，经济理性被绝对化、教条化。人类按照经济理性行事，在经济发展中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在自然界却埋下了祸根。在200多年前，人类的人口规模、生产规模、消费规模都比较小，经济活动对自然界的索取不是很多，自然界对轻微的伤害可以自我修复，经济学家们对此都未在意。随着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扩大，对自然环境的损伤逐渐加大，斯密的后来人未尝没有看到，但为了理论的简约性，他们将经济对自然的损伤略去不计。当时，经济理性指导下的经济活动只对局部自然环境有损害，而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尚未造成威胁，这时，其理论体系依然具有合理性。问题在于，当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超过自然界的承载能力并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构成威胁时，经济理性依然罔顾其患，人们继续“在铁砧上锻造自然”，就日益丢失了原先的理性，走向了非理性。

　　对此，恩格斯早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提醒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经济理性下的现代科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砍进了深深的一刀”。人们对经济理性表示深深的质疑，希望寻找一种更高级、更全面、更深刻的理性对它加以校正。

　　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区别

　　如果以莱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作为生态理性觉醒的标志，那么生态理性的崛起迄今已有50年的历程。现在我们可以将200多年前问世的经济理性与50年前问世的生态理性作一比较，看一看有何不同。

　　1. 不同的价值观。以经济理性为出发点的传统经济学，以人类为自然万物的主宰，认为自然界除了满足人的欲求之外，再没有其他价值。经济理性把人的财富积累和物质消费视为最高价值，以大量占有高档奢侈消费品为荣耀，置自然资源的枯竭于不顾。大规模的生产对自然界大规模采伐，大规模的消费对自然界大规模排废，构成对自然界的大规模戕害。与经济理性不同的是，生态理性把生态系统视为母系统，把经济系统视为子系统，视大自然为万物之母，人类之母。生态理性承认人类是万物之长、万物之灵，承认人在自然系统中的卓越地位，但不承认人类是万物的主宰。人类要想从大自然那里获取生存、发展所需的使用价值，就必须保全和养育自然万物的生态价值。因此，生态理性强调把人类的物质欲望及对自然的改造、干预限制在能为生态系统承受和恢复的范围之内。经济活动须得考虑生态环境的规模约束，在经济系统的吞吐量保持常量和较小增量的情况下，改变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从而维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2. 不同的成本观。不同的价值观派生出不同的成本观。经济理性只有经济成本的概念，没有生态成本的概念，把森林、草地、河川、湿地、一切动植物等尽皆囊括在庞大的经济系统中，只管无止尽地索取，无需计入成本。许多自然物一旦被迫纳入经济活动，便失去了在自然界繁衍并保障其他自然物（包括人类）繁衍生存的机会。生态理性看清了这一点，认为经济扩张过度使用自然物，会使它失去生态价值。生态理性还看清了经济理性没有想过的另一笔成本——生产、生活废弃物的处理成本。理性经济人把大量的生产、生活废弃物一股脑儿推给大自然，或倾倒于江河湖海，或堆积于城郊、乡村，除了花一点运输费，不再支付其他成本。生态理性认为，企业和城市一时节省了处理废弃物的成本，却给自然界增加了需要几十年、几百年才能消化的巨大生态成本，给整个社会加重了苦不堪言的生存成本。

　　3. 不同的资源配置观。经济理性追求资源配置的规模，同时追求资源配置的高效。这在传统经济学里一直被夸耀不断，但用生态理性的眼光来审视则问题很多。以经济理性来衡量，有土快耕、有矿快开、有林快伐，都是理性的。而生态理性则要掌握分寸和节奏：有些土地应该休耕，有些矿藏可暂时封存，大多数的林木应该封山保育，或者有选择地间伐，对飞禽走兽不可见猎而喜，对鱼虾不能酷渔滥捕。生态理性在讲配置资源时，更强调保护、培植资源，生生不息，永续利用。

　　4. 不同的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经济理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类为中心，导致全球自然环境的恶化；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以理性经济人为中心，造成贫富分化；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以发达国家为中心，掠夺、牺牲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环境，给世界增添不安定因素。有些发达国家，不肯承担全球的环境责任，或在某方面承担国际责任，在另一方面又制造生态麻烦。如日本，在控制地球升温方面作出努力，但海洋捕鲸却一直未停。英国在向外输出环保技术设备的同时，又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工业垃圾。美国政府堪称经济理性的巨人，生态理性的矮子，一度拒绝签署《京都协议书》，后虽勉强签署，行动上却不受国际约束。然而，不同国家、地域之间的生态系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全球遭受污染，一国岂能幸免？一位高级卫生官员提交过一份全球变暖对美国国民健康影响的听证会书面证词，竟被白宫方面篡改，淡化其严重性。《纽约时报》曾作报道：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办公室多次不顾事实，对气候变化的报告加以删改。显然，经济理性不可能维护生态正义，须得在生态理性的框架下凝聚各国共同建立全球性的生态正义。

　　5. 不同的代际关系。经济理性更不考虑人类上下代之间的代际生态正义。代际正义要求当代人在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发展时，必须维持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为下一代储存足够的资源。然而，经济理性只顾从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那里大肆借贷，高筑债台，且久拖不还。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人们已经在品尝上几代“理性经济人”留下的生态苦果，而当前的“理性经济人”又在继续给下一代、下几代人栽下更深的苦根，留下更难吞咽的苦果。怎样厘清和分配现实的人与未来的人之间的生态利益和生态责任？是生态理性面临的历史课题，也是人类存亡绝续的大事。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