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时期广东出现了基塘农业、稻田养鱼、稻田养鸭、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植物农药防治害虫等生态农业，还延伸到近现代。本文还初步探讨了它们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文化
   

 明清时期广东农业经济发展最为迅速。这一时期农业技术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生态农业的萌芽。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桑基鱼塘。①但较全面地论述这一时期的生态农业的萌芽，以及将它作为农业文化的延伸形态来探讨的文章尚未见。本文试对此作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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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相关研究见谢天祯：《明清时期广东的农业经济与农业生态》(载《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杨晓棠：《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梁光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态系统分析》(载《农史研究》第7辑，农业出版社，1988年)、赖作莲：《试论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兴起的原因》(载《古今农业》2000年第4期)、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载《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等。
 
一、基塘农业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基塘农业分布很广，在当地的农业经济中占有的地位最为重要。以往学者论述桑基鱼塘甚多。笔者也曾将基塘作为农业工程的一种重要类型来探讨[1]。但以往的研究蔗基鱼塘注意得还不够。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有所涉及[2]。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明朝就有蔗基鱼塘的出现，其实蔗基鱼塘是在民国时期才发展起来的。在上世纪的20—30年代，由于国际市场的影响，广东的蚕桑业一度衰落。而在30年代前期，广东机器糖业促进了甘蔗种植业向没有蔗糖业传统的顺德基塘区扩展，桑基鱼塘便向蔗基鱼塘转化。蔗基鱼塘成为占优势的类型。但蔗基鱼塘在顺德不是完全排挤了桑基鱼塘，而是二者并存，农民根据市场需要和产品的市场价格决定基面的作物栽培从而改变基塘的类型。蔗基鱼塘的应用促进了基塘技术的创新。如种植桑树的基面，采用上泥往桑树壅土的施肥方法，使土壤趋向紧密，而改种甘蔗的时候有利于改良基面的土壤，基面作物变为桑蔗轮作。[3](p6-8)在实践中，顺德农民很好地解决了蔗基鱼塘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流与循环的问题：一是将蔗叶用作喂鱼的饲料，使基面甘蔗完全加入基塘生态系统的循环，二是加大对蔗基鱼塘生态系统外的物质投入。如1950年顺德县龙清乡的农民郭炎在每亩鱼塘加入蔗叶以及用上泥的方法给蔗田施肥之外，往鱼塘投入的还有猪粪、蚕蛹、嫩草、水草(是长在水里的一种野草)、花生麸、蚕粪、米糠，总投入量为9620斤，每亩鱼塘鱼的产量为470斤，而当时的一般鱼塘产量只有150斤。基面的甘蔗也获得了高产。有的农民还用蟛蜞沤水给甘蔗施肥，用野生的凤眼莲给蔗地作绿肥。[4]20世纪的30—50年代蔗基鱼塘在技术上才成熟。
从上世纪的50年代—70年代末期，蔗基鱼塘与桑基鱼塘基本保持并存的局面，根据蚕桑业和蔗糖业的市场情况互有消长。但在80年代开始，桑基鱼塘在基塘区已经衰落，蚕茧生产与其它作物生产相比，比较效益低，农民纷纷将桑基改种其它作物，各级政府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蚕茧派购任务，给予每亩桑基一定的补贴，而1985年以后蚕桑生产下降幅度更大。[5]到了90年代，蚕桑业已经完全退出，现在基塘区已经没有桑基鱼塘的踪影。其实自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广东的学者包括华南农学院、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的专家都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桑基鱼塘的研究。世纪之交，基塘农业一直是生态农业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基塘农业经过现代科学的改造，出现新的面貌。据华南农业大学学者于2001年在顺德、南海、番禺等市(区)的实地调查，目前珠三角存在6种典型的基塘系统模式：精养家鱼—草(A)、鸽—家鱼—草(B)、鸭—家鱼(C)、猪—家鱼—草(D)、猪—家鱼—特种鱼—作物(E)、异地鸡—饲料鱼—特种鱼(F)。这些基塘农业模式具有以下特点：资金投入大、经济效益高，市场风险也高。其中以综合养鱼模式的经济效益最高，也值得推广。但在基塘的生产过程中畜禽粪便和饲料不同程度存在污染水环境的问题，以及由于传统基塘技术如挖泥上基面的方法弃置不用，以致鱼塘淤浅，基与塘之间缺少物质交流的环节，等等。[6]这是基塘农业在从传统农业时代向现代农业时代转型过程中的现象，有必要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方法与途径加以解决。
 
二、稻田养鱼
 
    稻田养鱼在唐代已有记载。《岭表录异》记载的新、泷州相当于今新兴县、罗定县一带，直到明代以前是壮瑶族聚居地。这一技术起源于山间低地塑田或者河口地区的低洼田中稻鱼共生的生态环境中。珠三角基塘区的稻田养鱼与基塘农业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明清南、顺的基塘区中，在蚕桑业未占绝对优势的时期，基塘系统中的鱼塘一直有稻鱼轮作的方式，如万历《顺德县志》卷30《杂志》第九：“负郭之田为圃……圃中凿池畜鱼，春则涸之插秧，大者至数十亩，若筑海为池者，则以顷计。”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的《广东新语》卷22《鳞语》有一段关于基塘的文字几乎完全抄自万历《顺德县志》，记载基面的图中栽植的作物有荔枝、茶、桑、柑、橙等。说明不论在桑基鱼塘或者果基鱼塘中都有稻鱼轮作，在鱼塘中稻的栽培方式可能是插秧，也可能是播秧，或仅仅是作为秧塘。因为鱼塘泥土较肥，利于秧苗的生长，如顺德的龙山：“塘于春则播种取秧，于夏秋则养鱼，塘基上则种桑，下则栽芋。计其所入，鱼桑为重，鱼利之兴也”①。道光陈炬墀所撰新会《龙溪志略》卷下，记载在新会外海乡的一口池塘：“秋冬为菇塘，春为秧塘，夏为鱼塘，其利甚溥”，这也是用作秧塘的鱼塘。不过在南海、顺德基塘区，清代后期随着稻米种植业的衰落以及鱼塘需要挖深以适合水利建设的需要，池塘里的稻鱼轮作基本消失，专门用于养鱼。
    在盛产四大家鱼鱼种的西江边上的高要县，稻鱼轮作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宣统《高要县志》卷11《实业》记载：“邑人佃塘畜鱼，比比皆是。城北郊外之波海、黄塘、大榄俱鱼禾两利。碌步朗之南塘，广利之大框亦然”。但当地稻鱼轮作的历史会更早。乾隆张渠《粤东闻见录》卷上记载：“高要又有西水塘。塘居低洼，江涨必遭淹没。四围为土堤，留窦出纳。涨至，大江之鱼入焉；涨退，以竹篱遮窦，使不得出，而鱼乃留。此天地自然之利也”。虽然没有说明高要的西水塘(西水指雨季时节西江的洪水)有否种植水稻，但可以从民国时期记载说明这些鱼塘是实行稻鱼共作的。民国《高要县志稿》记载：高要县的渔业养殖分为人工养殖和天然养殖，前者为鱼花塘和大鱼塘，天然养殖是塑塘和装荒塑塘，“塑塘面积至大广至百余亩，小至十余亩。水深至寻丈，四面有基，基有窦穴以备放水出外，穴口常以竹塑断绝塘鱼潜出。收益多半为鱼禾两利”，在种植水稻收获以后，就放鱼池中，“不必饲料，全赖浮生物及塘底自然物质。然必赖天雨平匀，乃成丰岁”。[7]塑塘就是《粤东闻见录》上所记载的“西水塘”。由于西江上的水流进入，塘水常满，塘中种植的是“能随波争高，不受淹没，秆长盈丈”的耐浸稻品种“深水莲”②。
现代珠三角的高要、中山、斗门、新会等地的低田中，稻鱼混作是一种重要的种养方式，或两稻一鱼、或稻鱼稻、鱼稻鱼、稻虾鱼等两鱼一稻的一年三收轮作制，或两稻两鱼的一年四收轮作制。上世纪90年代初华南农学院的学者已经总结了一整套的稻田养鱼技术，推广到珠三角的农村。在土地整治方面，筑高筑固田埂，开挖鱼沟鱼坑，并且规格化，选择高产抗病再生力强的稻种，合理混养多种鱼类，建立水体生态平衡，建立鱼格塘，培育中型鱼苗，将鱼苗培育成中鱼，水稻收割以后才移于大塘中加快鱼的生长。在稻田养鱼中也总结了饲养管理的技术。肇庆市广利镇低洼地一直有稻田养鱼传统的专业户，使用了新的技术以后，产生了高于水稻种植农户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8]

三、稻田养鸭
 
在珠江口的沙田区中，蟛蜞“岁食谷芽为农害”③。所以方志上将此作为灾害记录，光绪《香山县志》卷22《祥异》记载道光元年有“蟛蜞食禾苗”的记载。沙田区防治蟛蜞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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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龙山乡志》卷4《物产》。
    ②《高要县志》卷11《实业》。
    ③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0《禽语》。
 
害稻田，一是人工防除，如咸丰《顺德县志》卷6《经政略》记载：清代“顺、香田亩蟛蜞山积，蛋妇日率其童稚携具而捕之，卖于居民以饲蓄鸭，田稼以是不害”。二是养殖鸭群放养于稻田中。珠三角的稻田养鸭，在明代的洪武年间已经开始。万历《新会县志》卷之2《食货略》记载：“天顺中都御史韩雍谓：蟛蜞害稼，鸭可治之。田有遗穗，鸭得食之。税为军需，亦一美也。乃立埠焉。革之己久。正德初复佥民之有恒产者，立埠如故，蹂禾失业。致有掠鸭而斗者，于是复革。”嘉靖年间南海人霍韬《渭崖文集》对鸭埠的兴废过程有较详细的记载。当时在稻田中大规模地放养鸭群，不是一家一户的一般农户所能为，而是由当时的“势豪”之家进行，明代嘉靖年间香山县“濒海为害者有二：曰看鸭船，曰禾虫船，皆顺德大户。相殴至于杀人者有之。不可以不禁也”①。由于大规模放养鸭群牵涉到农户、田主、鸭户三方的利益，如果没有协调一致的社会行为作为制约，任何一方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从而引发社会冲突，这种有利于生产的技术应用就受到限制。明代嘉靖《香山县志》卷2《民物志》，万历《新会县志》卷之2《食货略》都提到了这种技术应用时所发生的社会冲突。大致在明末清初，在这种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农户、田主、鸭户三方已经得到很好的协调了，所以《广东新语》卷2《禽语》记载“畜鸭有埠，埠有主，以民有恒产者为之。凡鸭食人田稻，责之埠主，埠主责之畜鸭民，按名以偿，无有敢为暴者。”清代很少发生由于大规模放养鸭群出现的冲突，一种良好的协调行为作为民间约定保证了各方的利益，制约着养鸭户的行为。政府将养鸭地段即鸭埠的课税用作水利建设，或者教育设施的公益收入。
    从文献看，稻田养鸭不局限于珠三角的沙田区，还见于海南岛。光绪间定安县社德堂村，共10多村议定乡规，“议六畜纵伤错者，按伤物之多少议取赔罚”，其中关于养鸭的条款：“议鸭埠各村轮掌，不论大熟，小熟，俱要监期，不许先春。如果欲先春者，众议外，取租埠钱四千文人庙”。有不服者，“合众鸣官究治”。[9](p947—948)禁止先春的意思大概是禁止先行放鸭于田。这一禁令表明了海南鸭埠的习惯做法。而在粤东客家山区，则对在田间养鸭有严格的限制。乾隆六年大埔县的《通乡禁碑》禁止将鸭和牛乱放牧：“吾乡耕田，坎高塍小，崩坏甚难修整。践踏致崩田坎，兼食禾以防谷食，莫若牛牵田为甚”，“鸭……无论食谷种则秧不足，啜禾头则禾难生，及将熟蹂泥，十倍于啄食，且三勤壅肥，水尽被搅去，致田瘦无收……二者均害农家。既以国课，前屡禁革，日久怠玩，兹通乡再禁，勒石垂久……如犯禁，鸣锣公罚，持强呈官究治”。[9](p893—894)可见山区田地细碎，坎高塍小的特点不利于大规模的养鸭业。
在民国时期广东的农业界没有对稻田养鸭进行过深入研究，但1935年广州第一甘蔗营造场在推广甘蔗害虫防治法时建议蔗农在蔗园中放养鸡鸭以消灭甘蔗蝼蛄。[10](p46)在20世纪50年代，稻田养鸭还在沙田区中应用。早晚两造禾收获后放养专门吃田中遗穗的鸭群分别称为早造埠鸭和晚造埠鸭。埠鸭有不同的饲养时期。禾苗生长期间还有“春水鸭”和“西草鸭”(粤语将水田中生长的藻类植物称为“西草”)，其作用是在禾苗生长过程中放养鸭群于稻田中啄食蟛蜞和稻田中的杂草。秋收之后吃田里遗穗的才是埠鸭。这一时期的农业科学工作者还将稻田养鸭的技术做了总结和推广。[11]与此同时，由于农药的应用，使这一传统的技术开始退居比较次要的地位。1956年邬祥光研究了广东沿海蟛蜞生态习性及其防治方法广东沿海农民6种消灭蟛蜞的方法，仅有一句提到“放鸭啄食：潮田区农民最喜欢养鸭啄食蟛蜞”，文后又提到“放鸭啄食应该尽早，因为蟛蜞开始繁殖时，田问出现的是小蟛蜞，若蟛蜞长大了，仔鸭就捕不到大蟛蜞，这样会大大影响天敌的作用。”但作者似乎更为推崇药物防治的方法，详细介绍了番禺农民创造的米糠拌和六六六防治蟛蜞的方法。[12]1956年广东农业厅《麻雀、田鼠、蟛蜞、山猪的生活习性及消灭方法》，介绍了对这些动物的防治方法。其中对蟛蜞，提到的方法有药剂防治、人工捕捉、在基边筑小基，然后放六六六水溶剂以除蟛蜞、铲除田边杂草，用泥巴糊住蟛蜞洞，生物防治的方法是养鸭啄食蟛蜞，不要捕捉青蛙等食蟛蜞的有益动物。[13]
    现代华南农业大学的学者深入研究稻田养鸭的方法，将它作为一项具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生态技术来推广，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现在国内不少稻区都推广这一项生态农业技术，将鸭子围养而不是放养在稻田中，稻和鸭建立一种共生关系，利用鸭子起到除草、除虫、耘田、鸭粪肥田的作用，生产出来的大米被称为“生态米”，市场上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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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香山县志》卷2《民物志》，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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