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动频繁的六十年代，谁会想到中国环境保护的种子便开始了它漫长的成长过程；谁会想到在1970年---1974年周总理就做了三十一次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讲话；谁又会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1979年就已经出台，并且是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出台有关影响环境评价方面法规的国家。虽然那时中国还只是一个刚刚打开国门的、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

跟随中国二十五年的环境立法的脚步，探寻曲格平三十五年的环保生涯，见证中国环保的发展历程。

周总理为我们国家的环保事业打下了基础

记  者：曲格平先生，您是怎样走上环境保护这条道路的？

曲格平：七十年代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开端，是在周总理的重视下开展起来的。1969年，我调到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有幸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那个时候我才接触了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每当我回忆起中国环境保护的历程时，就非常怀念周总理。他在世的时候，对环保非常重视，讲过许多话，今天我们国家制订的一些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基本思想就是从他那里来的。

我记得，当时我们很多人，包括一些领导同志都觉得中国的环境问题不大，好象不必太急，周总理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这个看法不好，不要认为不要紧，我们对环境保护问题不能再等待了，从现在开始抓紧这方面的工作，防止环境问题的出现。

周总理从1970年到1974年，对环境保护共做过三十一次的工作讲话。特别是1971年3月，北京发生了一起污染事件，市场出售的鲜鱼有异味，吃的人都感到全身无力，出现头痛、胃痛、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卫生部把情况及时汇报到了国务院，周总理看到后非常重视并立即指示要查清原因。调查的结果是官厅水库被污染了。6月份，调查组把调查的结果向国务院做了汇报，周总理马上做了批示，并要求成立领导小组，开展对官厅水库的污染治理，经过几年的时间，官厅水库的污染被控制住了。

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无法回避环保问题

记  者：您认为中国的环境污染是不是必须通过立法才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曲格平：从世界范围看，主要是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就会出现。比如西方国家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为此西方国家走了一段摸索的路，发现是市场经济机制本身导致了综合污染，因为市场经济本质就是竞争，就是利润，因为竞争，利润谁也不考虑对环境造成的损害。那个时候，西方还曾设想社会主义经济对环境是比较合适，因为计划经济是按比例发展的。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能对控制污染有一定的益处，但实际上，从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实际情况看，污染问题也是十分严重的。所以说，就全世界来讲，污染问题，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存在；就存在而言，社会主义国家更为严重。最早，资本主义国家探讨如何解决环境问题，特别提出了政府必须干预。所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控制环境污染开始的一个措施就是依靠政府！他们希望政府给他们的企业提出环保要求，并制定相关的法律。后来，西方在环境保护上，提出了“科技+法律=环境改善”，实际上还是法律起决定作用。这是西方国家走过的环境保护之路，我们现在所走的路也是这样的。

环境评价是否真的有效？

记  者：我们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79年就出台了，那么在中国环境保护上都起到了哪些作用，在今天看来，这个法律在环境评价上是不是有效？

曲格平：那时候法律出台后，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第一就是政府设立了专职的环境保护机构来解决这些事情，而在这之前，根本就没有这种机构。环保局就是在那个时候设立起来的。在那个时候环境保护的管理制度和环境评价制度也开始实行了。

当时从全世界来看，中国是世界上第二个出台有关影响环境评价法律政策的国家。第二是制定了“三同时”的制度，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一项基本制度。比方说，你要建一个工厂或者立一个项目，如果有不利环境的，你就必须采取措施，你建工厂，立项目的时候就要进行“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三同时”到现在还是一项非常有效的制度。

走发展与环境双赢之路

记  者： 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作用，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能否做到在有效地保护环境的同时，又有利经济的发展，这是否太艰苦了？

曲格平：从产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中，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长期处于尖锐的冲突中。在严格法规约束下，工业界开展了对污染的治理。这种治理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老的环境污染尚未得到控制，新的污染又源源不断地冒出来，防不胜防，治不胜治。从工业长期发展历史看，工业界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大多是消极的，被动的。为了缓解工业生产与环境的冲突，各国政府普遍用强制手段“命令——控制”方式去管理环境。

有没有一种办法，经济在发展，又不污染或很少污染环境呢？人类为此进行了长期探索。上世纪70年代末国际社会提出了“清洁生产”的概念。这是对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传统工业发展模式的变革，在寻求一种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双赢的路子。这种路子从工业生产的源头，包括工业设计、原材料使用、生产过程、产品和产品使用寿命结束以后对人体和环境影响的各个环节都采取清洁措施，预防污染的产生或者把污染危害控制在最低限度，概括地说就是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推行这种生产方式，就调动起企业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两个积极性，从而把政府与企业在环境问题上的“命令—控制”的对抗关系，变为政府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发展思想的大变革，是传统环境管理模式的大变革。国际国内实践证明，清洁生产是一条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积极方针。

在工业生产包括其他各类物质性生产过程中，之所以出现对环境的污染，一条基本原因是物质使用效率不高所致，资源未全部变成产品，很多是作为有害废物排到环境中去了。如果物尽其用，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废物，或者产生废物后将其变为原料循环使用，就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危害了。不仅防止了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可促使经济持续发展。

环境激素说

记  者：有人说您把环境定义为“环境激素”，那么环境和激素有什么联系呢？

曲格平：这不是我的理论或者说是定义，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环境激素所下的定义，就是说，如果内分泌功能发生变化，并因此对个体及子孙或者集团产生有害影响的外因性化学物质或者混合物。环境激素通过环境介质和食物链进入人体或野生动物体内，干扰其内分泌系统和生殖功能系统，影响后代的生存和繁衍。专家们已经筛选出70种化学品为环境激素类物质，其中有7种最危险的多用来制造人们日常用的涂料、洗衣剂、树脂、可塑剂等。

英国科学家发现，长期生长在受污染水域中的大部分雄性鱼会变成两性鱼或雌性鱼；鸟类吃了含有杀虫剂的食物产卵减少，蛋壳变薄，很难孵出小鸟，一些鸟类甚至濒临灭绝；日本、美国等20多个国家的专家广泛调查后发现，1938年——1991年期间，成年男子的精子数量平均减少了50%，致使20%的妇女不能生育，畸胎、怪胎比例明显上升。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记  者：生态安全在我国的情况怎样，是否有严格的防护措施和预警系统，我们现在如何看待生态安全？

曲格平：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或组织把目光聚焦在生态安全。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托普费尔在多个场合提到，环境保护是国家或国际安全的主要组成部分，生态退化则对当今国际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我国在过去的时间里，甚至到目前，在这方面缺少实际的经验，关于生态安全，目前国际社会也没有确切的定义，但人们普遍认为其中有两层含义，环境质量状况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防止环境问题引发人民不满特别是导致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影响国家安全。

影响我国生态安全的有国土安全、水安全、生物安全和环境与健康安全。浮尘、扬沙就是国土安全受侵害的表现。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土壤质量变差、耕地减少威胁着国土安全。据近期遥感调查，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面积37.42%，损失的肥力折合成化肥，竟然是全国年化肥产量的一倍以上；流失的土壤淤塞河道水库，全国水库泥沙淤积已达200亿吨，相当于减少了200座库容一亿立方米的水库。全国已经有17.6%土地沙化，168.9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中有116万平方公里是目前技术和财力条件下难以治理的。旧的难治好，新的还在不断地增加，目前有9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处于明显沙化过程；一条西起塔里木盆地，东至松嫩平原西部，东西长约4500公里，南北宽约600公里的风沙带已经形成；近50年来我国土地沙漠化面积有三个海南省那么大。我国每年土地沙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40亿元。

保护生态环境仅仅有法律条文是不够的

记  者：依靠我国现有的法律来保护生态环境，能否收到效果，法律与实际的现状有没有差距？

曲格平：现在来讲，一是虽然法律的框架已经搭了起来，但整个法律配套还没有形成，而且法律的本身也要根据形势和情况的不断变化去认定和修改，这方面的任务还是大的。二是执法上的问题，有了法律如何执行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我们行政监督能力了。对法律的行使，首先是国家的行政部门来推行。其中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以法行政。这个依法行政现在看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着问题，比如，我们有很多的干部在环保方面法律的知识比较缺少，法治观念也淡薄，哪方面违法了，哪方面没有违法，对这些事情不清楚，因此对一些问题不能依照国家的法律来评判。另外，在发生这些事情后，应该运用法律武器来解决的，却不知道怎么来解决，因而往往不了了之，敷衍了事。我们的法院、检察院对这方面案件的业务也比较生疏，概念也不是很清楚，这些都影响了执法的力度，要解决这些问题，得需要一个过程，干部水平不可能一夜就提高起来的。

中国的环境将发生绿色的变革

记  者：请您谈谈对中国未来的环境构想。

曲格平：展望未来，我们国家的环境保护是有希望的。首先我们现在西部大开发就有两大任务，一个是经济建设，一个是生态恢复和建设。这个进展对中国来说，可能会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在中国有70%的土地面积在西部，第二个是中国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最终的结果是会对环境有好的改善，这将给中国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变化。第三是城市环境。因为中国正在加速城市化进程，2001年，国务院划定了重点城市，对重点城市环境要限期进行改善，并同国家环保总局初步提出以100个城市为重点，五年内进行改善，100个城市从人口来说，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说，大概占60%－70%。所以100个城市如果在五年把城市的环境改善了，全中国就会发生可喜的变化。现在中国有20几个“环境模范城市”，将来会更多。获得这个称号的城市，必须达到27项指标，比方说，大气、水、噪声、绿化、城市布局等各个方面都在内。所以，中国的环境将发生绿色的变革！

    曲格平，1930年6月出生，山东省肥城人。教授，著名环境科学家，现任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1993年至2003年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环保总局局长，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中国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系统地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独创性的环境保护理论，著有《中国的环境问题及对策》、《中国的环境管理》、《中国的环境与发展》、《世界环境问题的发展》、《我们需要一场变革》等书籍。1987年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质奖章”；1992年6月在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获“联合国环境大奖”；1993年获中国首届“绿色科技特别奖”；1995年获荷兰王储颁发的“金方舟”大奖；1999年获日本国际环境奖“蓝色星球奖”；2001年获世界自然基金会“爱丁堡公爵保护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