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以贫困为代价保护生态
天还没亮，祖文芬就带着女儿做豆腐，这天赶场，她想在乡场上卖个好价钱。祖文芬是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刘家巷村村民，虽然生活在美丽富饶的草海边，祖文芬一家却难以维持温饱的生活，女儿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祖文芬与３万多草海农民以贫困为代价，一起守卫着草海。
草海是一个完整的、典型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被列为一级重要湿地。当草海水域面积缩减到５平方公里时，就失去了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功能，这个地区一度空气湿度减小、降水量减少，春旱、大风、冰雹频发，村寨井水干涸。1982年，贵州省将草海水域面积恢复到25平方公里，草海农民人均耕地随之从近２亩下降为不足半亩，随后草海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禁止农民捕捞水域资源，草海农民因此减少了生活来源。
淳朴的草海农民用几代人的贫困守卫家园。农民王邦志拾到一只生病的黑颈鹤，他知道，卖了这只鹤，他可以买回一家人近半年的食物，但他没有这么做。听着鹤鸣长大的王邦志掏空口袋里所有的钱，买了药，医治好病鹤，然后步行30多公里路，将一只完好的黑颈鹤送到了原草海保护处。
中国西部地区许多贫困山区农民为保护中国生态安全付出贫困的代价。记者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访时看到，为了保护当地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大多数保护区内的农民生活贫困。
环保和发展的两难抉择
尽管国际合作和各级政府正在积极帮助草海农民摆脱贫困，有关部门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力图改善草海的生态环境，但贫困的农民在人均不到0.5亩的土地上寻求活路，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大部分保护区。
原草海保护处副处长余永清说，现在，草海保护陷入两难境地，一边急需退耕还水还沼泽，以增加鸟类容量，减少环境拮据压力；一边是农民耕地减少，带来生存压力。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蒋明康认为，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生物多样性往往非常集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给当地群众带来的发展制约十分明显，特别是在短期内，保护区农民承担着生物多样性保护造成的许多不利影响。
西部自然保护区大多处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农民对于发展的渴望已积聚很久，但受自身文化教育和经济意识限制，农民总是最先把眼光盯在自然保护区内有限的资源上。社区经济发展的需求对于资源的依赖十分明显，也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带来很大压力。与此同时，保护区由于经费不足，需要依赖开发区内资源创收，扩大多种经营途径，这也是造成保护区与社区矛盾紧张的原因之一。
建立贫困地区生态补偿机制
为改变无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的不合理状态，2005年，中央对珠江流域贵州等境内的18个县、市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管护人员给予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同时对天津、河南等地的森林资源开始进行生态效益补偿。
贵州省林业厅厅长张锦林说，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的实质性确立。
同时，我国各地区在探索建立境内生态补偿机制。据了解，贵州省今年开始，将对境内主要河流上游因工业生产、生活污染对下游造成环境破坏的，给予受破坏地区补偿。因上游保护有效使下游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的，下游地区也将给予上游地区补偿。浙江东阳市和义乌市之间实行的水购买协议，江西省兴国县实施的生态建设基金等都体现了地方生态补偿理想。中国1998年实施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2002年实施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项目、2003年退牧还草工程，表明我国正在试图探索建立国家层面上的生态补偿机制。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