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重提“自然哲学”，意义何在？我记得80年代中期，当我们还是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的时候，“自然哲学”实际上是一个贬义词，指那种以粗浅的思辨、幼稚的想象、凭空随意的猜测研究自然的“前科学”。在科学越来越复杂、科学的世界图景远远超出人们的直观想象的时代，自然哲学想以如此简陋、原始的“工具”从事自然的研究，我们觉得，真是可笑极了。

　　那种态度与当时的启蒙主义理想有关。思想解放运动将科学确立为标准，科学主义成为那时的旗帜。科学首先为自己开辟了一个世界，它拥有对这个世界的独家解释权。科学主义进而将这个世界宣布为唯一真实的世界。于是，在现代性的话语中，“自然”一开始就是作为科学的对象世界而出现的。于是，对自然的任何研究，都必须唯科学之马首是瞻。近代哲学已自觉地由研究自然转向研究科学本身，认识论和方法论大行其道，科学哲学取代自然哲学。今日重提自然哲学，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人们必以现代性的方式提出异议：如果研究自然，自然哲学在当代不能胜任；如果研究科学，自然哲学实无取代科学哲学另立门户之必要。这个异议再现了自然哲学的历史命运。

　　在这个异议中，“自然”的现成性被引为前提。不言而喻的是，自然作为某种被给定的东西而事先存在，只有其中的细节等待科学来描画。“自然”在这里已经丧失了它本真的含义。它成了一个对象域。
无论中文还是西文，“自然”一词向来都有两种含义，第一略与“本性”、“天然”同义，第二略与“天地万物”同义。前一含义最为古老，也是古代“自然”一词的主要含义。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学》(physica)和老子的《道德经》中，“自然”指的都是某种内在的根据，不是“物之集合”意义上的自然界。即使是后一含义，也总是与第一含义密切相关，因为“自然”总是自然物之为自然物的根据。近代以来，后一种含义逐渐成为主要的词义，而且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消失了。自然被看成是由自在的自然物组成的一个物的集合，除了物质以及支配物质运动的外在的力，并无其他任何内在的神秘的东西。曾经隐藏在事物内部并作为支配着事物生长发育的原始力量的“自然”消失了，一切事物的运动不再取决于事物的“本性”(自然)。“自然”不再象征着内在的根据，相反，就象黑格尔表述的那样，自然是纯粹的外在性，自然甚至就是外在性本身。
这个观念转变的后果是，“自然物”取代了“自然”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对“自然物”的描述取代了对“自然”的思考。这个时期，所谓“自然哲学”，在完成了自然概念的这一转型之后，就沦为“物理科学”的代名词。现代人已经忘却了自然(本原)，眼中只有自然物。传统所谓自然哲学，面对的也是自然物，因而不可避免要与自然科学同流。“自然”逃之夭夭，躲避于哲学反思的视野之外。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状况：关于自然物的科学研究甚嚣尘上，关于自然的哲学沉思消声匿迹。

　　由于自然已被整个时代以一种对象化的方式接受，本真的自然隐而不彰，因此我们还遭遇到人文哲学家们对“自然之思”的冷漠。他们将“自然哲学”看成一个给自然科学打下手的角色，不认为“自然”之中还有什么真正的哲学问题存在。他们与科学哲学家殊途同归，共同的忽视“自然之哲学”。人文哲学与科学哲学本来就活跃在人与自然的二分两岔之中，而“自然”正好就是这种二分的牺牲品。
然而今天，对“自然”的少思或无思，成了今天人类一切危机的深层根源。自然之逃匿所造成的后果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忧虑，绿色运动与后现代思潮，在其对工业文明和现代性的反思之中，均显示了“追思自然”的思想向度。

　　自然的退隐与16、17世纪科学革命相伴随，正是这场革命塑造了新的自然概念，确立了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科学革命将自然展开为一个图景，从而使我们进入一个世界图景的时代。科学革命并不是世界图景的转换，而是创造世界图景本身。希腊人以及中世纪的宇宙，是一个层层相套的有限的球体，地球则居宇宙的中心。这一宇宙模型由于同时负载着人生意义和伦理价值，而表达了一个附魅(enchanted)的宇宙体系。这里还没有空间概念，因此宇宙并没有在空间中展开从而表现为一个图景。近代思想的革命性变化，用科学史家柯瓦雷的话说，是从有限封闭的世界，走向一个无限的宇宙。实际上就是世界被图景化。这一思想主题反映在许多方面：在天文学方面，最终抛弃了天球的概念，而将天体撒向一望无垠的宇宙空间；在物理学方面，最终抛弃了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的天然运动概念，而提出了惯性运动概念，这种运动除非受到干扰，将延一条直线无限地运动下去；在视觉艺术的创作方面，定点透视代替全景透视，确立了欧几里德几何学在观察世界中作为先天形式的地位，人，随之被确立为观察世界的主体，世界即是观察者眼中的世界；在精神生活方面，对人类有限性的深刻意识以及从而对上帝的虔诚、恭敬，被无神论的狂妄、放肆以及对主体无限能力的崇拜所取代；在经济活动领域，对自然资源无限的开发和索取代替适度规模的小农经济。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从封闭的世界走向无限的宇宙”这一时代主题的表现。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哥白尼革命对于近代世界这么重要，因为，这场宇宙论革命，带来了一个世界图景的时代。技术时代的形而上学本质就建立在这个世界图景之上。

　　自然被展开为一个图景，成为物的集合的场所，与此同时，一切自然物被统统“去魅”(disenchanted)。自然界的事物不再与价值、与意义相关，它是纯客观的、独立于人的、非生命的。作为主体的人只是自然界的不相干的旁观者、认识者。人与自然的对立是古典自然观的突出特征，也是认识论上主客二分的自然哲学前提。自然一旦被物化，它在质上就被均一化了，就不再闪烁着诗意的感性光辉。这一步是通过自然的数学化来实现的。质的齐一性表明构成自然物之差异的只是它们量上的差异，因此，自然界是最适合进行数学计算的，自然的数学化是古典自然概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数学化的自然被认为是原子构成性的，整体可以还原为部分之和，高层次的特性可以还原为低层次特性的组合。自然界被认为是一架服从决定论规律的机器。
科学革命中诞生的自然概念，成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观念基础。科学在近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在自然概念中可以找到先验的根据。正是在古典自然观的保证之下，人类才大胆而肆无忌惮地开发这个无神秘可言的、作为人类征服和算计对象的、只是作为无限的能源和物资仓库的自然界。在古代社会，每一件大规模改造自然的活动，必得佐之以安慰神灵的礼仪，体现了对自然之神性的敬畏。如今这种对自然的谦卑，被认为是原始的愚昧。

　　对自然放肆的开发，最终导致了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在紧张之中。由于环境污染损坏了我们生活的家园，环境问题已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高度警醒，可持续发展的口号成为人类社会新的发展纲领。绿色思想家们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分离的亲缘关系，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应当和平共处、协调发展。生态学力图恢复自然的生命和神秘性，恢复自然界质的多样性和不可还原性，开始重建自然概念。
然而，我们的世界图景掌握在物理科学这门最硬的科学手中。生物学家迈尔说过，科学哲学始终是物理学哲学。物理科学是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是科学界的中流抵柱，是所谓基础科学。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物理科学始终提醒我们世界作为图景的存在，它在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中展开。在世界图景中，地球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星球，它与人类的关系是偶然的、外在的。人们完全可以设想，在地球被毁坏得不象样子的时候，人类可以移居别的星球，就象欧洲人当年移居美洲大陆一样。

　　很显然，在古典科学的概念框架内，在由启蒙运动铸造的现代性话语中，生态伦理学很难得到辨护，它必定最终滑入人类中心主义为之设立的陷阱之中：保护自然只是为了保护人，因为损害自然最终要损害人的利益。同样，在古典的世界图景中，环境保护运动只能是一种人类自我拯救的权宜之计，而不具有终极的理由和意义。因为，宇宙茫茫，冰冷而孤寂，地球象一只宇宙飞船，终要老化而被废弃。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也难免要灭绝。恐龙称霸地球几千万年，最终灭绝了，人类为什么要例外，凭什么例外？

　　令人振奋的是，生态科学所呼唤的自然概念在物理科学的当代发展中找到了回应。19世纪末以来，古典物理学的自然概念被不断地修正、补充。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将物质、运动、时间、空间结成一体；量子论在微观领域引入了不确定性和几率概念，修正了牛顿的完全决定论的世界体系；热力学引入了物理过程的不可逆性，对古典科学的时间可逆性提出了最严重的挑战；系统科学、自组织理论和混沌学注重世界的复杂性和整体性，与牛顿科学注重世界的简单性和原子构成性形成对照。在这些变化中，整体的观念、非还原的观念、非决定论的观念、复杂性的观念、不可逆性的观念突现出来，与自然界生命的原则、有机的原则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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