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在《世界》月刊第7期上撰文说，我曾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发言，改革开放以来这25年里，我们的经济计划年年超额完成，唯独环境保护指标没有完成过，不是哪个年度没有完成，25年从来没有完成。我们到2020年经济如果再翻一番，人均国民收入可能要达到3千美元。现在看来可能还会快些，到了2020年状况还会好一些，经济还是在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在不断地改善。但是如果按照中国现在的发展方式，再有20年，资源基本上都用完了，以后难有什么大的发展。自然环境的破坏达到非常大的程度。农业发展、牧业发展也会非常困难。

　　进一步诠释上述观点，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讲得更具体：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万元ＧＤＰ能耗水平超过发达国家3－11倍，我国单位ＧＤＰ的资源消耗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值。与发达国家相比，能源利用效率十分低下。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触目惊心。联合国公布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约20个城市中，16个在中国。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近极限。粗放式发展还导致污染加剧，目前，ＣＯＤ排放总量达1400－1500万吨，接近排放最大允许量的两倍。大气中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1900－2000万吨，远远超出大气达标的1200万吨。城市垃圾每年接近1．4亿吨，处理率仅54．2％，无害处理率更低等。目前我国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已近极限，解决这些问题已到了非常紧迫的时刻。根据专家们分析预计，我国要实现2020年ＧＤＰ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又要保持现有的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必须提高4至5倍，如果进一步想明显改善环境质量，资源和生产效率必须提高8至10倍，这种设想是不太现实的。种种现象表明：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国必须坚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循环经济发展道路。

　　25年没完全完成环保指标说明了什么？这是一个涉及到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问题，梳理起来不外乎以下五点：一是政府官员的政绩观作祟。为了追求GDP增长率，一些地方政府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本地的经济增长。这一点众人心知肚明，无需多言。二是人们的法律意识不强。国家虽出台了环境保护法，但有的人目无法纪，明知是违法的事，只要对发展地方经济有利就敢干。这方面的例子俯拾即是，触目惊心。三是负责环境监管的环保局，因隶属于地方政府，执法检查要看地方领导意图行事，故而不能完全尽职。对此，环保部门很无奈。四是全民环保意识没有真正普遍深入人心、见诸行动。据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公布的调查报告，中国公众普遍认为环境问题非常紧迫，即使影响经济发展也要给予环境保护优先权。然而调查也表明，目前公众的环保参与能力较差，“光说不练”的占大多数。数据显示，80%以上的公众最近三个月没有参加过环保活动，参与的公众仅占6.3%。五是环保民间组织作用发挥受制约。近日发布的《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蓝皮书称，在我国环保民间组织（NGO）中，有76.1%的机构没有固定经费来源，96%的全职人员薪酬属中等收入以下水平，超过一半的全职人员没有任何福利保障。看来以环境保护为己任的环保NGO自身正面临难以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又怎能有效地发挥民间力量促进全社全的可持续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环境保护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澄清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矛盾的认识，走出环境保护阻碍经济发展的误区；必须强化保护环境意识，充分认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人类生存质量的重要基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用是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来确定工作目标，制定工作措施，评价工作成果，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资源、环境账，既要发展物质文明，也要发展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愿曲格平的环保之忧能使更多的人对环保问题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