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经济、技术落后，自然灾害频繁，发展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较多。建国50多年以来，我国人民为了求生存和发展，改造自然，开发资源，加快经济
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没有正确地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盲目超量开发利用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环境恶化等。特别是近年来，只求经济效益，对资源保护和管理不力，只求索取，不求投入，掠夺式利用资源，加剧了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由于城市和工业发展，盲目占用耕地，致使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因此，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发展持续农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农业与农村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难题

　　我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众多不容乐观的制约性因素：

　　(1)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和人均农业资源的减少。据预测，至本世纪30年代，我国人口可能增加到15～16亿。人口大量增长和城市化、工业化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大，将使我国人均占有的农业资源越来越少。1978年，我国有农村劳动力3.06亿，其中从事农业的有2.84亿，从事非农产业的只有0.22亿。而到1997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增加到4.5亿，虽然非农产业消化了1.3亿，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依然增加到3.234亿，劳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1952年至1997年，我国人均耕地由0.187公顷下降到0.093公顷，目前劳均耕地仅有0.33公顷，户均耕地不足0.7公顷，是世界上农户经营规模最小的国家之一（户均耕地国际略比：美国160公顷、法国25公顷、意大利8公顷、日本1.2公顷、韩国1公顷）。尖锐的人地矛盾直接制约着我国农业的规模化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2）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低下和大量剩余，耕地和口粮的重压，使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受到严重的制约。我国农民文化素质总体偏低，农业人口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40%，文盲半文盲占农业劳动力总数26.5%；劳均拥有的农业固定资产低，约为美国的1／100。2000年我国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29.7%，而发达国家一般占到50%以上。生产结构不合理和人均支配生产资料有限，使得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效益差。目前，我国农民人均产值约为工人的1／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约为美国的1／70。

　　（3）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和农民投资“非农化”倾向强烈，致使我国农业现代化所需投入的技术、装备、管理、信息等要素有限，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差。20世纪50至70年代，我国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近年来，我国农业基本建设投入日趋下降，从“二五”、“三五”、“四五”、“五五”时期农业基建投入平均占全国基建总投入的11.3%、10.7%、9.8%、10.5%下降到“六五”、“七五”、“八五”时期的6.2%、3.2%和3.0%。目前，我国已建成的8.4万多座水库中有1／3在带病运行。受价值规律调节，作为农业投资主体的农民和农村集体近年来投资取向“非农化”较为强烈，农业剩余较多地投向二、三产业。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农业投资比重有下降的趋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护不足，以及农户农业的粗放式经营，使得资源浪费严重，生产成本偏高，抗灾能力弱，生产波动性大。

　　（4）双层经营体制中“小而全”的农户经营和“大而松”的集体经济使农业走向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步履维艰。广泛分散的农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依然很突出，目前，联结农户和市场的中介组织还没有稳定的组织实体，农业一体化经营中的“利益链”安排尚没有较好的产权机制，农技推广缺乏有力载体。

　　（5）农产品增长潜力有限，较难满足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需求。我国的粮食、棉花、肉类等主要农产品已跃居世界首位，耕地粮食单位产量也居世界前列，但按人均占有农产品产量计，我国依然处于较低水平。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将大幅度增长，但受制于我国后备耕地资源少和单产提高潜力有限，我国农产品有效供给将越来越成为难题。

　　目前，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农业已步入“WTO时代”。由于我国农业生产规模过小，现代化装备水平低，比较效率低下，其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悬殊较大，因而，新形势下我国农业发展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如农产品标准化的挑战和国际市场供求波动的挑战等。

　　二、我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

　　第一，在二元经济的背景下，我国农村经济结构日益朝城市形态发展，但当前却无法以相应的城市化为空间载体。由于乡镇企业产权的社区属性，阻碍了乡镇企业在地域上的聚集，使农村工业化普遍只能依托于小城镇和自然村望而却步，无法与现代城市相结合，导致农村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由于农村小城镇的作用主要限于社区内，其经济聚集程度普遍很低，许多小城镇仅是相对集中的居民点，缺乏产业聚集空间载体的功能，“镇村相像”的现象较多。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与空间基础载体之间发生很大偏离，由此导致了农村工业一方面同城市工业同构，另一方面又形成相对封闭的内循环，无法融入城市工业体系。并且，第三产业失去城市载体，也使其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导致整个农村产业结构呈低级形态发展。

　　第二，乡镇企业原有的有利经济环境和优势条件正趋于弱化或消失，由于乡镇企业所处的地理环境、人文状况，以及其资本、技术、管理上薄弱等劣势，使其在当前产业结构雷同度较高的激烈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其增长势头将日趋减缓。

　　第三，我国农村集体所有的产权制度阻碍了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中的建立，并妨碍其资本进入资本市场运营和重组，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乡镇企业上规模、上档次的速度。乡镇企业面临着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二次创业”，因此，如何界定和设置乡镇企业产权，在农村资本市场发育不良的条件下，加快其“改制”的步伐，是尚待求解的难题。

　　第四，农村工业布局过度散乱和农村城镇“泛小镇”化，使乡镇企业集约化和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农村内部消化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正在减弱。受发展速度下降和企业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及布局分散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我国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1995年和1996年，乡镇企业吸纳的新就业人数分别为844万和646万，而1997年就业人数却减少了58万。据统计，1997年全国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为1.25亿人，1999年为1.27亿人，比上年增加了200万人；2000年这一数字是1.28亿人，比上年增加了100万人；2001年与上年大体持平。“八五”期间，我国农业中的劳动力总量减少了1001.9万人，而整个“九五”期间，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总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463万人。如不开辟新的转移渠道，仅靠在农村内部、靠发展乡镇企业就地转移这一种方式，本来就相当严重的农民就业不充分的状况将会更加恶化，对提高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都极为不利。发展第三产业是农村“低成本”消化剩余劳动力最具潜力的出路，但农村城市化走进“泛小镇化”误区，大大制约了这一出路。据统计，发达国家的大、中城市工业与第三产业的劳力比为1∶2至1∶3，我国大、中城市这一比例为1∶1左右，而我国农村的小城镇规模通常较小，因此，发展第三产业的空间也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