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正积极倡导和创办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循环经济园区，但事实上，一些所谓的生态园区的经营方式却是粗放的，仍然在没有节制地污染。”12月8日，在“2006中荷可持续发展论坛”年会上，荷兰驻华使馆一等秘书马丁·毕克说。他眼下最想做的，就是把那些成功的生态园模式，推介给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让他们明白，什么样的生态园才是经济的、环保的和有效益的”。为此，马丁·毕克浓墨重彩地推介了“卡伦堡生态园模式”。

卡伦堡模式

　　丹麦的卡伦堡生态园是世界生态工业园建设的肇始，它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建立，已经稳定运行了30多年。卡伦堡生态园已成为世界生态工业园建设的典范。

　　卡伦堡是一个仅有两万居民的小工业城市。最初，这里建造了一座火力发电厂和一座炼油厂，数年之后，卡伦堡的主要企业开始相互间交换“废料”：蒸汽、（不同温度和不同纯净度的）水以及各种副产品，逐渐自发地创造了一种“工业共生体系”，成为生态工业园的早期雏形。

　　在卡伦堡工业共生体系中主要有五家企业、单位：阿斯耐斯瓦尔盖（Asnaesvaerket）发电厂，这是丹麦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发电能力为150万千瓦，最初使用燃油发电，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改用煤炭，雇佣600名职工；斯塔朵尔（Statoil）炼油厂，丹麦最大的炼油厂，年产量超过300万吨，消耗原油500多万吨，有职工290人；挪伏·挪尔迪斯克（Novo Nordisk）公司，丹麦最大的生物工程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酶和胰岛素生产厂家之一，设在卡伦堡的工厂是该公司最大的分厂，有1200名员工；吉普洛克（Gyproc）石膏材料公司，这是一家瑞典公司，年产1400万平方米的石膏建筑板材，拥有175名员工；卡伦堡市政府，它使用发电厂出售的蒸汽给全市供暖。这五家企业、单位相互间的距离不超过数百米，由专门的管道体系连接在一起。此外，工业园内还有硫酸厂、水泥厂、农场等企业参与到了工业共生体系中。

　　由于进行了合理的链接，能源和副产品在这些企业中得以多级重复利用。这些企业以能源、水和废物的形式进行物质交易，一家企业的废弃物成为另一家企业的原料：发电厂建造了一个25万立方米的回用水塘，回用自己的废水，同时收集地表径流，减少了60%的用水量。自1987年起，炼油厂的废水经过生物净化处理，通过管道向发电厂输送，作为发电厂冷却发电机组的冷却水。发电厂产生的蒸汽供给炼油厂和制药厂（发酵池），同时，发电厂也把蒸汽出售给石膏厂和市政府，它甚至还给一家养殖场提供热水。发电厂一年产生的七万吨飞灰，被水泥厂用来生产水泥。

　　1990年，发电厂在一个机组上安装了脱硫装置，燃烧气体中的硫与石灰发生反应，生成石膏（硫酸钙）。这样，发电厂每年可多生产10万吨石膏，由卡车送往邻近的吉普洛克石膏材料厂，石膏厂因此可以不再进口从西班牙矿区开采来的天然石膏。　

　　炼油厂生产的多余燃气，作为燃料供给发电厂，部分替代煤和石油，每年能够使发电厂节约煤3万吨，节约石油1.9万吨。同时这些燃气还供应给石膏材料厂用于石膏板生产的干燥之用。

　　制药厂利用玉米淀粉和土豆粉发酵生产酶，发酵过程中产生富含氮、磷和钙质的固体、液体生物质，采用管道运输或罐装运送到农场作为肥料。

　　据了解，卡伦堡16个废料交换工程投资计6000万美元，而由此产生的效益每年超过1000万美元，取得了巨大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中国的生态工业园建设

　　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生态工业园项目在规划或建设，其中多数在西方。从丹麦、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生态工业园的发展现状来看，建立和发展生态工业园的行业多以化工、能源和农业为主体。因为这类工业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多，耗能高，产生的“废物”也多，这有利于其他行业和部门对该体系的“排泄物”再次利用。尤其是石油炼制、塑料加工、药品生产等化工行业，在传统经济模式下，都是污染最严重的，污染物最难处理，但在生态工业体系中却发挥了优势。

　　不过，这种几近完美的生态园模式，对于许多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界的人士来说，还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2006年8月公布的执法检查报告，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只有56.1%。“工业固体废物的减量化工作进展迟缓，产生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堆存量越来越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称，2005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达到13.4亿吨，比2000年增加了64%。全国固体废物堆存量累积已近80亿吨，占用和损毁土地200万亩以上，对土壤和水体造成了严重污染。

　　近年来，各地拥有“生态工业园”头衔的工业园也纷纷出现，但实际上有很多生态工业园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其经营方式仍然很粗放，甚至有些生态工业园中的企业仍然在没有节制地排放废弃物，一些工业园区由于环保设备未达标，变成了“污染集中排放地”。

　　“很多生态工业园的规划非常宏伟，物质与能量的交换网络非常复杂，设计也极其完备，但实际上这些规划的物质与能量交换是否可行却鲜见论证。”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李凯称，许多生态工业园都是由政府出面推动和规划，通过一些行政手段让一些企业参与生态工业园的实践，这种与市场脱节的模式未必可行。因为园中企业面对的最终都是市场，生态工业园所面临的时间风险和稳定性都会由此而受到影响。

　　总体来讲，对生态工业园建设比较成功的都以发达国家为主，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很多生产领域都拥有先进的生产工艺，掌握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熟练的市场经营方法和技巧。而我国工业化的进程还正在进行，这就使得我国的生态工业园建设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外国许多成功的经验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的实践。

　　“比如，有些国家生态工业园在建设中所使用的一些高科技可能中国没有，但是要引进这些技术，则需要耗费巨大的财力，同时还有可能受到相关国家技术出口政策的约束。”李凯认为，在生态工业园建设过程中，政府应该充当一个服务者而不是指挥者，它可以为生态工业园建设提供一些资金、税收、信息方面的支持，可以为生态工业园建设制定相关的法规和政策等，而不能使用一些强制的行政手段来推选这些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