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物之间、生物和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保护、恢复、改善人类周围环境的学科，称作生态学。

需要指出的是，“非生物环境”、“人类周围环境”包含着人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精神道德环境。因此，生态学不只是研究自然、生物环境的保护和改善问题，还应研究社会文化环境的保护和改善问题。对于人的生命来说，由人的祖先的文化和他本身所创造的环境即文化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自然环境对人的生物活体是必需的，那么，文化环境对人的精神生活、道德生命也是必需的。保护文化环境的任务和保护自然环境的任务，对人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如此说来，生态学应包括两个相互区分而又相互联系的领域：生物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或称精神道德生态学。生态学有着一般的共同的规律，生物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又有各自的特殊规律。人们能够认识这些规律，顺应它们，利用它们为自己服务，而不能和它们相对抗，企图用强力控制它们、改变它们。只有在认识、顺应、利用生态学规律的情况下，人们的活动才是自觉、自主的、与己有益无害的社会实践，人类才能谈得上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相反地，如果违背这些规律，人类将面临严重的后果：违背生物生态学规律，可使人的生物活体至死；违背文化生态学规律，可使人的精神泯灭、道德沦丧。

发展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硬道理”。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然而发展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按照生态学观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建立在生物环境内部、文化环境内部、生物环境和文化环境之间的协调、平衡、和谐的关系之上。发展必须遵循生态学这一基本规律。发展应当是生物生态、文化生态得到有效保护和不断改善的发展，应当是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免受危害和威胁的发展，应当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要求。

起源于“二战”结束后初期西方特定制度环境、为后现代化社会所尊奉的“发展主义”，将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认为：工业现代化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状况的基本标志；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尺度。“发展主义”论者以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什么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因而主张在实践中通过尽量使用技术、控制自然、牺牲生态环境来追求“效率”的提高，“现代化”的提速，把“高效率”和“现代化（实际上是片面的工业现代化）”作为其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实践已经证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和目的的发展观，对促进经济增长，迅速积累财富，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体现收入分配、资源流向的改善和社会公平机制的完善，并不能反映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的客观的全面的要求，并不能代表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实际状态即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质量，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所期望的幸福。人们发现，极力推行“发展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在生产着一种不均衡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交换——分配关系、不公平的社会机制和大量腐朽的文化“垃圾”，破坏着资源日益减少的自然环境和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使得生物生态和文化生态越来越脆弱，威胁着人的生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发展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思潮，对于我国社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消极影响，不可小视。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要的是要尊重生态学规律，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增长是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的增长，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就没有发展。但是，发展不等同于经济增长。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要丰富生动、复杂得多，在实践中难把握得多。发展包括了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共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调整，包括了经济的健康繁荣，社会的安定团结，文化的丰富多彩。如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只抓经济建设，忽视抓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的建设，忽视抓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忽视抓生态环境的保护，忽视抓民生、民主、民权、民治、民发各种问题的解决，就会出现经济畸形、社会撕裂、文化衰败的局面。人们付出的代价将是惨重的。因此，讲发展，必须十分注重宏观调控、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以人为本、生态保护和质量效益。 （作者黄民成系湖南省邵阳师专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