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介绍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的基本形势和最新进展，接着回顾和分析自2006年末以来国际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一系列热点事件，从中不难感受到气候变化在当前国际政治议程中不断蹿升的热度。在此基础上，力图从国际经济和政治的视角，分析和解读当前国际气候政治的基本格局和出现的一些新特点，并就未来国际气候制度发展的长期趋势和前景进行展望。

　　一、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的基本形势和最新进展

　　历史的发展往往是走过一个循环又回到一个新的起点。国际气候谈判在经历了十几年艰苦而漫长的谈判进程之后，《京都议定书》作为气候公约下第一个包含量化减排目标的国际法律文件，终于在2005年正式生效并步入实际运行的轨道。然而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2012年之后如何构建新的国际气候制度的挑战。

　　（一）“双轨”制的确立

　　2005年末的蒙特利尔会议在国际气候制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正如会议主席Stéphane Dion概括的三个“I”：一是“执行”（implement），通过《马拉喀什协定》等一系列法律文件使议定书生效并得到有效执行；二是“改善”（improve），通过《未来5年适应气候变化工作规划》以及清洁发展机制（CDM）规则的细化和改革等，改善公约和议定书的运作；三是“创新”（innovate），发掘未来国际合作的可能方式以最大限度地反映气候公约的精髓。显然，这三个任务相比，在各方分歧依然严重的严峻形势下，要打破谈判僵局，通过制度“创新”启动新一轮国际气候谈判是最困难的。

　　在各缔约方的艰苦努力下，会议最终在三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并以“双轨”并行的方式正式启动了后京都谈判。所谓“双轨”并行是指，在《京都议定书》下成立特设工作组(AWG)，谈判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的减排义务（简称AWG谈判）。同时，为了使美国、澳大利亚等非议定书缔约方能够参与谈判，决定在气候公约下就促进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合作行动启动为期两年的对话（简称公约下对话）。这一模式既维护了议定书的完整性，又保证了公约下所有缔约方的广泛参与，还为“双轨”之间的互动留下空间。“双轨”制的确立，被国际社会认为是蒙特利尔会议的重要成果和最大亮点。

　　随着后京都谈判的启动，与此相关的议题也纷纷登场。2006年11月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气候公约第12次和议定书第2次缔约方会议，根据议定书相关规定启动了对议定书义务足够性的审评。发达国家以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减排行动的环境效果十分有限，只有发达国家减排不能实现全球长期目标为由，试图将减排义务引向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坚持议定书义务足够性的审评应该集中在发达国家是否充分履行第一承诺期减排义务的范围内。有人将议定书义务足够性审评作为推进后京都谈判的“第三轨”，但与“双轨”制相比，其实际影响力较弱。此外，俄罗斯提出应允许公约缔约方以自愿承诺方式加入议定书的建议，也与后京都谈判有关。但总的来看，后京都谈判在公约和议定书下基本遵循“双轨”并行的方式向前推进。

　　（二）后京都谈判的最新进展

　　到目前为止，特设工作组谈判和公约下对话分别召开了4次会议，2007年8月底的维也纳气候变化会议是最近的一次。尽管谈判和对话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至今仍处于僵持状态，缺乏突破或实质性的进展。

　　1.特设工作组（AWG）谈判

　　2007年8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特设工作组谈判第4次工作会议，推出了一份《与发达国家后续承诺期减排潜力和可能减排目标相关的综合信息》的技术报告，汇总了包括美国在内的36个主要发达国家与减排潜力相关的人口、经济、能源、排放等方面的指标和数据，以及各国排放趋势的预测结果和IPCC有关全球减排潜力的分析。数据显示，欧盟25个成员国2004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相比1990年下降10%，其中承担主要减排任务的德国下降17%，英国下降14%，完成议定书规定减排8％的目标比较有把握。但部分发达国家排放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增长较快，如作为议定书缔约方的日本和加拿大，减排目标都是6％，实际分别增长了7%和27%。日本要完成议定书规定减排义务难度很大，只能寄希望于通过CDM机制从海外购买减排额度。而加拿大政府承认几乎肯定完不成减排目标，但不会放弃努力。加拿大环境部长约翰·贝尔德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将在本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强制性限制措施。尚未批准议定书的美国和澳大利亚，议定书原定目标分别是减排7％和增长不超过8％，但实际分别增长了16%和25%。

　　对于后续承诺期减排义务，2007年3月，欧盟春季首脑会议达成了欧盟温室气体减排新目标，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削减20%，如果其他主要排放大国的行动跟上的话，这个目标可以达到30%，同时要将可再生能源在欧盟能源消耗中的比例提高到20%。根据欧盟将全球气候变化控制在2℃内的长期目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时必须比1990年时的水平降低50%。除欧盟明确承诺之外，多数发达国家态度保持谨慎和观望。由于美国未批准议定书，美国并不是特设工作组谈判的正式成员。技术报告将美国列入其中，只是为了作为其他国家比较的参考。迄今为止，美国拒绝回到《京都议定书》下的立场非常明确。目前，特设工作组谈判尚未就发达国家后续承诺期减排义务的具体目标达成协议，但报告引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排放情景提出，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ppm，需要发达国家到2020年整体减排25%~40%。确定这一范围尽管没有约束力，但后续可能围绕这一范围进行减排目标的谈判。同时，报告也强调，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科学结论表明，实现该目标必须在未来10~15年使全球排放达到峰值，其后大幅度减排，到2050年要在2000年基础上全球减排50%。

　　2.公约下对话

　　公约下对话确定了四个主题：以可持续的方式推进发展目标，强调适应行动，最大限度地实现技术潜力，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机会促进减排。对话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如何加强公约的执行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各方就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合作行动交流经验，并从长期战略的高度对4个主题进行分析。作为一次全新的尝试，对话与谈判在组织形式上很大不同。对话强调向所有缔约方开放。参与对话的不仅包括政府代表，还包括作为观察机构的环境、科研和企业界NGO代表，所有代表由缔约方和观察机构自行指定，以保证充分的参与。各方可以公开、没有约束地交流看法、信息、意见，以加深相互理解，促进共识。对话不以形成任何决议为目标，也不对未来谈判、义务、进程、框架或授权构成影响，只由联合协调人负责汇总各方的想法，向缔约方大会进行报告。

　　2007年8月，在维也纳召开的公约下对话第四次会议，是为期两年对话的最后一次。公约秘书处应对话会议的要求，推出了一份《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所需投资和流动资金》背景报告，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报告估算了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回到目前水平所需的额外投资和流动资金大约为2000亿~2100亿美元。2030年全球适应气候变化所需额外投资和流动资金的总规模大约在数百亿美元。报告呼吁全球立刻采取减缓和适应行动，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减缓和适应行动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报告强调公约和议定书下，现有资金机制严重不足，建议扩大碳市场，鼓励私营部门投资，并通过多种渠道扩大融资。建议加强国内政策和国际协调的作用。

　　各方普遍认为对话是富有成效的，通过对话，各方对2012年国际气候制度的要素基本达成了共识。对于后续工作，中国、韩国等建议对话延长两年，但其他国家建议将对话提升为正式的谈判。

　　（三）当前国际气候政治的基本格局

　　气候变化不仅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影响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也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格局。自20世纪90年代启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发达国家阵营与发展中国家阵营南北对立的基本格局贯穿始终。在南北立场的基本格局下，在不同时期或不同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都存在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多变。

　　在发达国家阵营中，欧盟作为气候谈判的发起者，一直是推动气候变化谈判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经历几次扩大，欧盟已经从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时的15个成员国，扩大到27个成员国，人口和地域不断扩大，经济和政治实力也不断强化。但各成员国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增大，使内部政策协调的难度加大。但欧盟为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就必须保持一个声音。为此，英国和德国在欧盟内部承担着领导者的角色，不仅承担了第一承诺期大部分的减排任务，而且在内政政策协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2007年春季欧盟峰会讨论新的减排目标时，法国曾对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达到20％有不同意见，由于核能利用水平很高，法国希望将可再生能源目标修改为无碳能源从而将核能包含在内，但在欧洲反核声浪中，德国作为轮值主席最终说服法国接受了可再生能源目标。

　　以美国为首的利益集团是发达国家阵营中另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中，以美国为首组成的“伞形”国家集团，包含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多个国家，曾经力量非常强盛。随着日本、加拿大和俄罗斯先后批准议定书，“伞形”国家集团形式上瓦解，力量也大大削弱。但在后京都谈判中，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仍我行我素，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依然与美国立场保持一致。日本尽管批准了议定书，但其政治立场在很大程度上追随美国，而完成减排目标无望的加拿大显然对第二承诺期承诺更严格的减排目标没有兴趣。以美国为首的“伞形”国家集团出现了重新凝聚的迹象。

　　发展中国家阵营，自谈判启动以来一直以“77国集团加中国”模式参与谈判，至今该模式在形式上仍得以保持。但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分化日趋严重。例如，小岛国联盟，深受气候变化引起海平面上升的直接威胁，支持欧盟提出的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上限的目标，提出应该根据对气候变化影响最脆弱的小岛国的切身感受，制订全球减排的长期目标。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担心全球减排会影响到国际石油市场，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帮助其改善经济结构，以适应因全球减排行动对其国家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因排放量很小，主要关注适应问题，希望获得更多的国际资金援助。在国际资金来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经济利益产生矛盾和竞争不可避免。国际碳市场的发展也是如此。同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印度、巴西各自国情也不相同，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已明显拉开了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如印度）之间的距离，2004年，中国排放总量是印度的4.3倍，人均排放是其3.6倍，单位GDP的能源强度是印度的1.45倍，单位能源的碳强度是其1.5倍。随着发展中大国参与问题成为后京都谈判的焦点之一，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地位凸显，不得不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中国作为大国，要直接面对来自欧盟和美国的国际压力，而另一方面，还必须代言发展中国家，尽可能保持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团结。

　　当前国际气候政治的基本格局呈现群雄纷争，三足鼎立的局面。欧盟、美国和中国在参与谈判的众多缔约方之中可以说位列三强。2004年，三强人口占全球的32.4％，以购买力平价的GDP计，三强占全球的55.4％，能源消费占51.1％，二氧化碳排放占51.1％，均在相当程度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这种态势未来也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国际地位仍然显赫，在能源方面储量非常丰富，多次凭借能源资源的优势制掣欧美。但从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上看，俄罗斯均难与三强相提并论。2004年俄罗斯人口只占全球的2.3％，经济占2.5％，能源消费占5.7％，二氧化碳排放占5.7％。相比1973年前苏联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的14.4％，能耗占15％，相对地位有所下降，还不足以成为后京都气候谈判中的一强。

　　一般而言，影响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气候谈判立场有多种因素，例如：气候变化影响程度及可能带来的预期损失，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外部因素的激励（资金、技术、市场、国际形象等），非气候因素的激励，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其他战略考虑和文化因素等。各国都会全面衡量各自的利益，对参与气候谈判的立场和策略作出综合决策。

　　欧盟积极推进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等方面的背景。作为一个成熟和超稳定的经济体，欧盟人口稳中有降，基础设施业已完善，经济外延扩张的物理空间十分有限，经济技术和管理方面均有独特优势。因此，其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需求十分有限，通过技术进步开发低碳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可以做到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温室气体排放有所下降。从另一方面看，欧洲人生活安逸，重视环境，对全球变暖可能造成危及欧洲冬暖夏凉气候的后果忧心忡忡。欧盟发挥其相对优势，大力推进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进程，维持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也符合其政治上的战略利益。

　　相比而言，美国地域广阔，人口增长较快，仍有经济外延扩张的巨大空间。美国人的消费方式追求奢华、浪费惊人，尽管具有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经济、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但美国无意强调低碳经济，因此排放增长较快。尽管美国也出现了卡特丽娜飓风等极端气候事件的灾害，但美国地理空间回旋余地大，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不及欧洲。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受国内政治的影响非常复杂。在布什政府坚持不减排的立场的同时，国会、一些地方政府和大企业已经开始行动。例如，加州议会通过立法到2020年要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到1990年水平。对于欧盟建立全球参与的国际气候制度的设想，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不愿意受其约束。但也不愿轻易放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话语权。对于发展中国家，美国坚持以发展中大国参与作为自身行动的先决条件。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对经济外延扩张空间的需求很大。加之经济、技术和管理水平的相对薄弱，近年来，中国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速度惊人。1980~2000年的20年间，能源消费总量只增加了7亿吨标煤，而2001~2006年的短短6年就增加了11亿吨标煤。目前，中国人均排放接近世界人均水平，排放总量很快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排放大国。中国一方面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相对脆弱，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至少在2030年以前排放持续增长不可避免。中国在加强国内节能减排的同时，广泛参与国际合作，与欧盟和美国均建立和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中国的立场倾向于哪一方，对于在后京都气候谈判走向的影响将举足轻重。在当前气候变化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促进温室气体减排已经成为国际共识的大背景下，欧盟自身利益被全球利益所掩盖，似乎成为全球利益的代言人。中、美任何一方先行一步，都会给另一方带来更多国际舆论的压力。两国在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上，将有更多微妙的竞争与平衡关系。

　　（四）后京都气候谈判面临的挑战

　　后京都谈判启动近两年以来，随着2012年的迫近，谈判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是时间紧迫。科学家一再呼吁，为了避免气候变化造成最坏的影响，国际社会必须立即行动。采取行动越晚，付出的成本就会越高。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时间所剩无几，不应该浪费在无休止的争吵和相互指责。《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从1995年启动，到1997年签署，再到2005年生效，经历了漫长的10年时间，而后京都谈判2006年启动，为了与《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衔接，避免国际气候制度出现“真空”，新的国际气候协定必须要在2013年生效，距今只有5年时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多个场合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致力于在2009年时达成一致，并使之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期满后生效。”2009年作为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已经基本上成为国际共识。二是谈判难度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各方立场分歧依然严重

　　如前所述，后京都谈判呈现群雄纷争，三足鼎立的局面，围绕非议定书缔约方（美国和澳大利亚）和发展中大国（中国、印度等）如何参与全球减排行动的核心问题，各方立场依然分歧严重，短期内矛盾难以调和。

　　2.谈判议题不断扩展

　　相比《京都议定书》，尽管减排目标仍是谈判最为核心的焦点问题，但后京都谈判的议题已经明显扩展，不仅限于减缓，适应、可持续发展、技术转让、市场机制、资金机制、监测报告和评审机制、遵约机制、长期目标等都是谈判的重要议题。而且这些议题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例如，为了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参与，需要通过技术转让和资金机制作出相应的安排。减排目标的谈判不可能单独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3.参与谈判的利益相关方日趋多样化

　　气候变化谈判本应是政府间的谈判，但随着气候变化议题在国际上的不断升温，各种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包括学术机构、企业联盟、媒体等利益相关者都纷纷参与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的讨论。而公约下对话进程，倡导各方自由平等地交换意见，也为各种观察机构发表意见提供了平台。在鼓励充分参与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谈判的复杂性。

　　4.磋商平台和合作机制日趋多元化

　　尽管绝大多数国家支持后京都谈判必须以气候公约和议定书为基础，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但近年来，联合国框架之外以气候变化为主要议题的磋商和对话非常活跃，如G8+5峰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APEC峰会、美国主办的16个排放大国的气候变化峰会等，气候变化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机制也初见端倪，如“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计划”（APP），中欧、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计划等。磋商平台和合作机制的多元化，一方面有可能作为公约和议定书下谈判的补充，对谈判起到推动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能为某些大国用于牟取自身的政治利益，与公约和议定书下的谈判产生不协调，分散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总之，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不是京都模式的简单延续或轮回，而是正在酝酿的一场重大变革，既需要全面的制度创新，又要与现有制度相衔接，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二、近一年来气候变化相关热点事件的追踪和分析

　　影响未来国际气候制度走向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科学认知；二是经济利益；三是政治意愿。能否打破后京都气候谈判的僵局，就看能否从这些方面为陷入僵局的后京都谈判进程注入新的活力。近一年来，国际上围绕气候变化的热点事件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仔细分析，基本上都是围绕上述几个方面进行的努力。

　　（一）提高全球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问题被提上国际政治议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科学家不断努力揭示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对气候变化的可能影响提出警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同样需要以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为基础，科学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过去的一年中，出台了两份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在全球范围引起强烈反响。

　　1. IPCC陆续推出第四次评估报告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由联合国环境署、世界气象组织于1988年共同发起成立，是气候公约谈判的科学咨询机构，负责搜集、整理和汇总全世界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并提出科学评价和政策建议。IPCC自成立以来，于1990年、1995年、2001年先后三次推出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此后，IPCC三个工作组经过5年的精心准备，组织全世界上千位科学家参与撰写，并通过各国政府和专家多轮评审，终于在2007年2~5月间陆续推出第四次评估报告。

　　IPCC第一工作组的报告题为《气候变化2007：科学基础》，主要负责评估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过程、归因、预估以及存在的科学不确定性。根据第四次评估报告的最新结论，全球变暖已经是不争的科学事实。在近100年间（1906~2005年），地球表面平均温度上升了0.74℃，近50年的线性增温速率为每10年0.13℃。1850年以来最暖的12个年份中有11个出现在近期（1995~2006年）。该报告采用“很可能”（very likely，表示90％以上的可能性），进一步肯定了人类活动是近50年全球气候系统变暖的主要原因。到本世纪末，在多种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预估全球地表平均增暖在1.1~6.4℃，海平面相应上升0.18~0.59米。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高温、热浪、强降水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很可能增加，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将受到严重威胁。

　　IPCC第二工作组的报告题为《气候变化2007：影响、适应和脆弱性》，主要负责全面评估气候变化已有的和未来的可能影响、脆弱性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对策。根据第四次评估报告的最新结论，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对许多自然和生物系统产生了可辨别的影响，但由于适应和非气候因子的作用，还有许多影响仍难以辨别。例如，世界许多地方存在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气候变化改变了温度和降水的分布，但另一方面，人口增加和社会经济发展增加用水需求和造成水的污染，是水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气候变化往往使已经存在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气候变化将对未来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长期的影响，如果不采取切实可行的重大行动，数百万人口将面临饥饿、缺水、洪水及疾病等气温上升引发的种种恶果。媒体形容该报告相比前几次是“对气候变化前景描述最为凄凉的报告”。但报告最后也指出，未来并不是一片悲观，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不仅取决于气候变化，还取决于发展的路径。促进可持续发展，采取兼顾适应和减缓的政策措施，可以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

　　IPCC第三工作组的报告题为《气候变化2007：减缓》，主要负责评估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演变和未来趋势，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力、成本和政策措施。根据第四次评估报告的最新结论，2004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相比1970年增加了70％，相比1990年增长了24％。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还将增长40％~110％。为了减缓气候变化，必须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一定水平，因而需要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于全球减排的前景，报告作出了比较乐观的估计。报告认为，现有各种技术手段和许多在2030年以前具有市场可行性的低碳和减排技术，可以实现较低成本的有效减排。通过国际合作的一致行动以及合理的政策措施，可持续发展与减排之间并不矛盾，还可以相互促进，有助于最终实现公约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较低水平的长期目标。

　　IPCC评估报告是国际科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最权威、最全面的认识，代表了目前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科学认识水平，也是国际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IPCC报告陆续推出，在全球范围引起强烈反响，使得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可谓“一浪高过一浪”。2007年11月，IPCC还将在三个工作组报告的基础上推出综合报告，必然会对国际气候谈判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2.诠释欧盟立场的《斯特恩报告》

　　实际上，早在IPCC推出第四次评估报告之前，2006年10月30日内罗毕会议开幕前夕，在英国政府支持下推出的《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学》（简称《斯特恩报告》），已经在全球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该报告受英国政府委托，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英国首相经济顾问的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领导的小组，历时两年多编写而成。

　　《斯特恩报告》采用的分析逻辑是以气候科学为基础，采用经济学成本效益分析的框架，分析比较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预期损失与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出全球2℃的温升上限，进而呼吁各国迅速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并建立国际合作机制。报告强调：为了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全球必须立即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如果各国政府不迅速采取有效的减排行动，气候变化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其损失和风险将相当于每年全球GDP的5%~20%，而且损失将一直延续。如果立即行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500~550ppm二氧化碳当量，则成本可以被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拖延不仅危险而且成本更高。

　　该报告围绕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范围的减排目标，进一步强调减排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如果要将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稳定在500~550ppm二氧化碳当量，全球排放必须在今后10~20年中封顶，然后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到2050年至少比现在低25％。即使发达国家减排60%~80%，发展中国家2050年的排放在1990年基础上增幅也不能超过25%。

　　面对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提出的严峻挑战，应该如何行动？《斯特恩报告》提出，有效的全球减排政策必须包含三个要素，即通过税收、贸易或法规进行碳定价，支持低碳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应用，以及消除提高能源效率和其他改变行为方面的障碍。因此，排放贸易制度、国际技术合作、减少毁林和适应将是构建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框架的重要内容。显然，《斯特恩报告》倡导更多地依靠市场手段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工具，从而淡化了政府的作用，以及公约规定的国家之间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的义务。

　　尽管《斯特恩报告》没有IPCC评估报告的权威性，也不追求不同观点之间的平衡，但该报告观点非常鲜明，就是要从经济学角度支持和阐释欧盟提出的将全球平均温升限制在2℃以内的目标，论证全球参与立即采取减排行动的紧迫性，为欧盟推动后京都谈判构建全球参与的国际气候制度体系大造舆论。此前，欧盟早就提出了全球2℃温升上限，但主要以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脆弱性的研究为依据，并没有得到经济学界的认同，《斯特恩报告》从经济学角度的论证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缺。为此，英国政府精心策划，在内罗毕会议期间，赶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发布之前，出台了这样一份特殊的报告。其特殊性一方面在于有英国政府的授权，另一方面又以独立咨询报告面目出现，而且由一个具有很高权威性和国际认同度的人物领衔，23人工作小组中包含许多直接参与气候谈判的政府代表，这样就确保了该报告能以科学报告的形式，服务政治谈判的需要，对国际谈判的走向发挥广泛的导向性影响。

　　（二）气候变化与国家和国际安全挂钩

　　为了进一步提升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政治议程上的重要性，2007年4月17日，在当月轮值主席国英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就“能源、安全与气候”议题展开公开辩论。将气候变化与国家和国际安全挂钩，使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达到了新高度。

　　英国为会议准备的背景文件强调，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不能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需求，世界将面临冲突和不安全的风险；而发展经济就不得不消耗化石能源，加剧气候变化，也将带来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这主要表现在边界争端、生态移民、能源供应、其他资源短缺、社会压力和人道主义危机等6个方面。因此，建议安理会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提高国际社会对未来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安全威胁的认识，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尤其是安理会在防止相关冲突和促进政策协调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此外，英国11位科学家为会议准备的政策备忘录中分短期、中期、长期三个不同时段，从水、食品、健康、灾害、生物燃料、海平面上升等不同方面更全面地阐述了气候变化与安全的联系。

　　似乎是为了支持和印证上述观点,2007年6月1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载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关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一篇文章，将达尔富尔冲突归因于气候变化造成的食物和水资源缺乏等生态危机。文章引用科学研究发现指出，全球气候变暖造成了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持续旱灾，过去20年间苏丹南部平均降雨量大约减少了40％。在达尔富尔地区生活的阿拉伯牧民和农耕的土著黑人原本相处融洽。但旱灾来临，造成食物和水资源的紧张，引发冲突并发展为今天的悲剧。要真正解决目前的问题，必须实现该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可以利用科学技术增加食物和水源，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卫生和教育事业，开展社会重建。文章还警告，不仅达尔富尔问题如此，索马里、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等地的冲突都源自对水源和食物安全的担心，而且类似的问题还将在世界各地出现。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对于解决这些地区的冲突有积极的作用。

　　的确，气候变化与国家和国际安全存在一定的联系。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安理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的问题应由经社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负责。但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升温，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的界线日渐模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人类社会的全球问题，早已超出环境问题的范畴，对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具有深远影响。英国继2005年在G8鹰谷会议大力推进气候变化议题后，又试图推动以安全为核心的气候外交新战略，在国际政治舞台树立外交形象，这并不奇怪，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积极意义，至少警示人们关注气候变化对国家和国际安全的潜在威胁，显示了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重视。

　　然而，安理会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恐怕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不仅难以有所作为，而且过度政治化还可能适得其反。首先，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有权参与谈判。而安理会仅有5个常任理事国、十几个成员的协商机制，代表性差。其次，气候变化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长期努力的方向。即使各国暂时在具体行动方面存在利益分歧，强制性“环境干预”，如对不履行减排义务的国家采取制裁行动等政治手段并不能解决问题。第三，气候变化问题具有科学基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而且需要综合运用技术、资金、市场、法律等多方面的机制，安理会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许多国家的代表认为安理会并非是讨论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合适平台，还是应该各司其职，专注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为好。

　　无独有偶，就在会议前两天，美国军队10余名退役高级将领集体撰写题为《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威胁》的报告，警告全球变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可能被拖入因水和其他资源短缺引发的战争。报告呼吁美国总统采取有力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否则“美国将付出军事代价和人员伤亡”。报告说，夏季冰川融水正迅速消失，而世界40％人口的至少一半日常饮水靠其提供。报告预测，30~40年后，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将引发难民潮、严重疫情、水源紧缺、洪水泛滥，这使得中东、非洲和亚洲一些地区的不稳定局势恶化，甚至可能引发战争，“由此引起的混乱成为内战、种族屠杀和恐怖主义扩张的温床”，“而美国将更频繁地陷入这些纷争”。

　　2007年6月6日，德国全球变化咨询委员会（WBGU）在G8＋5峰会开幕当天，也推出了气候变化与安全的专题报告《转型中的世界：气候变化的安全风险》。报告强调，如果没有全球重大的应对措施，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将超过人类社会的适应能力。在世界许多地区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并导致整个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传统的安全政策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对国际安全的新威胁。气候变化政策和战略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际维护安全的政策体系。如果国际社会能充分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对全人类的严重威胁，并切实采取措施来避免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气候变化的挑战将有利于促进国际社会的团结。否则气候变化必将加深国际关系的对立和冲突。报告呼吁G8峰会认真考虑这一问题。

　　相比而言，美国军方的报告完全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而英国和德国的报告则更多从国际安全和全球安全的角度论述。更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共鸣。
 
　　（三）寻求联合国框架外的解决途径

　　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以“双轨”并行方式推进的后京都谈判，由于参与谈判的缔约方众多，且各方立场分歧严重而陷入僵局。为了打破僵局，欧盟和以美国为首的利益集团都力图通过公约和议定书框架之外的国际多边协商机制，来影响公约和议定书下的谈判进程，寻求新的解决途径。

　　1.欧盟主导的G8+5首脑峰会

　　一年一度的G8峰会作为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大国俱乐部”，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力。而这些发达工业化国家也正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国。因此，利用这一政治对话平台讨论气候变化问题不仅顺理成章，也显示出气候政治已经成为当今大国政治博弈中的重要一环。

　　2005年6月，在英国鹰谷召开的G8峰会，首次将气候变化列为两大议题之一，以G8+5形式加强工业化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并达成了“气候变化、清洁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从此，气候变化成为G8峰会的常设议题。如果说2006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G8峰会，以能源安全与合作为主题，与气候变化有点偏离，2007年6月7~8日，在德国海滨小城海利根达姆召开的G8+5峰会，则完全回到了英国开创的气候变化政治议程上。东道主德国将本届G8峰会的主题确定为“增长与责任”，意在呼吁G8成员国在全球发展上切实承担起责任，进一步推动主要排放大国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同时继续邀请中国、印度等5个发展中大国参与对话。

　　欧盟作为世界“环保先锋”，为促进温室气体减排采取了大量政策措施，并一直积极致力于推动国际气候进程。德国自今年担任欧盟和八国集团双重轮值主席国以来，非常强调环保议题。在德国的推动下，欧盟春季首脑会议达成了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削减20%的温室气体减排新目标。但是美、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为此，G8峰会开幕之前，美、德两国就起草会议联合声明的措词问题进行了多轮的磋商，美国明确反对欧盟提出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最终，通过多方努力，德国最终促成八国内部达成妥协。八国领导人在会议声明中表示，鉴于联合国有关报告为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必须“大幅度”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为此八国将“认真考虑”欧盟、加拿大、日本等方提出关于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至少降低50％的建议，并希望温室气体排放大国都为此而努力。声明说，为在2009年以前达成一项新的全球减排框架协议，排放全球大部分温室气体的经济大国在2008年底之前就各自为全球协议作出的具体贡献取得共识至关重要。

　　美国虽然在德国的压力下模糊表态，同意“认真考虑”欧盟等提出的减排目标，但布什总统同时提出气候变化新战略，计划从今年秋天开始，力邀全球15个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举行一系列会议，在2008年底前达成减排温室气体的长期目标。美国仍坚持，具体的减排比例应由各国自行掌握。尽管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英国首相布莱尔都对布什的讲话表示谨慎的欢迎，但布什的气候新战略无异于明确反对德国提出的减排目标和建立全球排放贸易市场的建议，提前宣布G8峰会的破局。因为在美国看来，美国不仅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减排技术的研发，而且2005年排放量相比2000年增长仅1.6%，不仅低于G8总体增长2%的水平，也好于俄罗斯、意大利和加拿大的表现。

　　对于英国和德国主导下G8达成的内部妥协，一些国际组织仍然认为明显“力度不够”，八国最终没有就“目标及时间表”达成一致。但大国一致，即使是表面上的一致，对于进一步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议也有积极的意义。

　　2.澳大利亚主导的APEC会议

　　不仅G8＋5峰会等全球性多边机制成为气候变化的对话平台，一些地区性合作组织也将气候变化作为讨论的首要议题。2007年9月8~9日，在悉尼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首次讨论气候变化问题。

　　东道主澳大利亚，一向在气候政策上跟随美国，尚未批准《京都议定书》。此次主动将气候变化作为APEC会议的讨论议题，推动亚太地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表现出对气候变化问题态度上的明显转变。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的态度转变，一方面是由于气候变化议题在全球受到广泛关注的大背景，尤其是6月召开的G8＋5峰会，另一方面也与其国内经济和政治现实紧密相连。澳大利亚已经持续五年遭遇干旱，旱情为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造成农作物大幅减产，主要河流近乎干涸。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的切身感受使得民众对气候变化的意识逐渐增强。同时，澳大利亚最大的反对党工党坚决支持澳大利亚加入《京都议定书》，在国内的支持率上升，都给政府造成国内政治的压力。

　　中国在此次会议上也展现了积极的姿态，胡锦涛主席在会议发言中指出，气候变化事关亚太地区的发展，事关亚太地区全体人民的福祉，为此提出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四项建议——坚持合作应对、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公约主导地位和坚持科技创新；同时还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扩大亚太的森林面积、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等。这些建议都被纳入峰会最后发表的宣言当中，成为亚太国家和地区共同的发展目标。

　　峰会最后发表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清洁发展的宣言》强调，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应确保国际社会全体成员的参与和措施的灵活性，同时也需要反映各成员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和能力的差异，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来确定各自的义务。该宣言还定下了亚太经合组织在环境方面的具体目标：各成员同意努力实现到2030年将亚太地区能源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至少25％，到2020年亚太地区各种森林面积至少增加2000万公顷。

　　总的来看，澳大利亚利用APEC峰会作为对话平台，与美国主导的亚太六国“清洁发展与气候变化合作伙伴关系”非常类似，采用能源强度目标也与美国的立场一致。开辟新的国际对话机制，有抗衡欧盟主导气候变化事务的政治用意，但对促进亚太地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仍起到积极的作用。

　　3.美国主导排放大国气候变化会议

　　美国总统布什在G8峰会期间，提出了力邀全球15个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从2007年9月开始举行一系列会议，争取在2008年底前达成减排温室气体长期目标的倡议。美国不批准《京都议定书》的理由之一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没有承诺减排义务。美国提出新气候战略，一方面在于回应美国国内地方政府、国会和公众支持减排的呼声，另一方面就在于使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参与新协议谈判。用布什总统的话说，“他们就将成为(全球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

　　2007年9月27~28日，紧接着第62届联合国大会，美国由国务卿赖斯主持主办了一个单独的气候变化峰会。布什在给参会领导人的邀请信中说:“近年来，科学已经加深了我们对气候变化的理解，并展现了对抗气候变化的新的可能性。”赖斯在会上强调：“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因此美国非常认真地对待气候变化挑战。她期待这次会议能够促进主要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新的“国际共识”，以便推动各国务实合作，朝“共同的目标”努力。但她同时仍然坚持，在共同目标之下，各个国家应该可以“用它们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实施减排计划”。代表总统布什与会的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康诺顿说，前来参加会议的各方代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看法可能不一样，但目标是一致的”，他呼吁各方“把外套脱下来，把袖子卷起来”，积极行动寻找减少排放、缓解变暖的有效途径。

　　一些欧洲国家担心，美国主导的气候变化会议可能试图“另起炉灶”，游离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外。也有环保人士批评华盛顿举办这些会议的目的是寻求另一种减排途径，是对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的“干扰”。27日上午会议正式开始前，数十名示威者聚集在国务院大楼前，抗议美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负责任态度。示威者举着“布什：在全球变暖中走错误的道路”、“强制减排”等标语牌，呼吁美国政府立即执行《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任务，并加大使用清洁能源的力度。对此，美国国务卿赖斯则辩解说，这一系列会谈旨在“支持和帮助正在进行中的联合国会谈取得进展”。

　　显然，美国为了抗衡欧盟主导的在公约和议定书下的谈判，更愿意在联合国框架之外通过大国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以保持美国在气候变化事务上的影响力。早在2005年，美国就倡导成立了亚太六国“清洁发展与气候变化合作伙伴关系”（AP6）。此次主办16个排放大国气候变化会议，为美国开辟了又一个新的国际舞台。

　　（四）强化联合国对气候变化的主导作用

　　自2007年1月1日起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以来，潘基文将气候变化作为其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出台了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多份报告。针对气候公约和议定书下后京都谈判的僵局，以及联合国框架外多边机制的活跃，他的主导思想是必须全面强化联合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导作用。他认为后京都谈判不仅依赖于现存的动力，还要努力凝聚和激活各方的政治意愿，而联合国大会作为全球最高级别的讲台，正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最佳舞台。

　　为此，潘基文不断敦促所有国家在2009年能达成一个全面的新协议，以便让各国政府有时间批准这个新协议，使其能在2013年生效。他还专门任命了三位气候变化特使，即以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而著称的挪威前总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前主席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大韩民国前外交部长、前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主席韩升洙先生，以及智利前总统里卡多·拉戈斯·埃斯科瓦尔先生，负责协助他同各国政府进行协商，就如何促进联合国内部的多边气候变化谈判，以及年内召开联合国高级别会议等问题征询各国政府的意见。

　　在其强力推动下，2007年7月31日，联合国大会就气候变化问题举行非正式专题辩论，主题是“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挑战”，这是联大历史上首次就此问题进行辩论。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背景下，原定为期两天的联合国大会气候变化非正式专题辩论，由于气氛热烈，要求发言的国家数量过多而延期一天。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在此次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大会上发言，表明国际社会对一个新的应对气候变化条约谈判的强烈支持。许多因干旱、洪水和热浪等问题而焦虑不已的国家对气候变化是如此关心，以至于这次为期两天的大会不得不延后一天，以便使更多的国家能够讨论其同气候相关的问题、他们怎样应对以及他们所需要的帮助。联合国大会主席阿勒哈利法在8月2日晚间的闭幕式上指出：“我们现在拥有了动力”，“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更为重要，我们需要确保能达成一个公正、明确和雄心勃勃的全球目标，以同我们未来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相称。”

　　2007年9月24日，各国的领导人将在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之前先期举行一场气候变化问题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一份由联合国秘书处起草的总结性文件。气候变化作为第62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主题，贯穿于整个会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首先发表了题为“构建更强有力的联合国，建设更美好的世界”的讲话，强调在未来的一年中，世界将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世界上的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无法单独应对这些挑战。“多边主义再次兴起。一个日趋相互依存的世界认识到，明天的各种挑战，最好是通过联合国来处理。事实上，也只能通过联合国来处理。”

　　无论是高级别会议还是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都不是后京都的正式谈判，其目的并不是要促使各国政府就巴厘会议的预定成果进行谈判，也不是要达成某种谈判结果。正如潘基文在高级别会议的开幕式上对8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所说：“今天，这次会议让世界知道，你们准备承担这个责任，你们将正视这个挑战。”他期望这次会议将对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紧迫问题发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息”。召开这些会议的目的在于，重申在全球论坛上探讨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并为争取所有各国参与多边进程提供一次机会。同时强化联合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导作用，为即将于12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公约大会凝聚政治意愿，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

　　（五）企业界的态度转变和减排行动

　　发达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承诺的减排义务要落实到企业，通过企业的具体行动来完成。企业界的态度和减排行动，不仅影响到议定书的实施，而且对后京都谈判进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议定书的生效，发达国家的企业界出现一种对自身竞争力的担心。因为《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只有一部分发达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承担了减排义务，而减排必然要付出成本，可能提高生产成本。随着碳税、排放贸易、能源效率标准以及强制减排目标等促进减排政策的不断强化，发达国家的企业担心，自己的产品在与来自没有承担减排义务国家的出口产品竞争时会因生产成本较高而处于相对的劣势，导致所谓“碳泄漏”（carbon leakage）和产业从OECD国家到非OECD国家的重新布局，尤其是气候变化所针对的能源密集型产业。于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积极推动政府采纳所谓“边境税收调节”（border tax adjustment），对来自未承担减排义务国家的进口产品收税，以实现公平竞争。

　　早在2003年，英国就有研究机构提出欧盟应对来自未履行减排义务国家的进口产品征税，但是这种主张因为当时京都生效无望而一再搁置不提。到了2004年底议定书生效在即，这一主张被旧事重提。2006年10月，为欧盟委员会起草的一份报告提出建议草案，要求对来自未采取减排行动的国家（主要针对美国，也包括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密集型进口产品征收一种新税。据透露，报告建议水泥业可以作为这种新税的先行试点行业。同时，欧盟还着手新的立法，试图将所有进出欧盟国家的国际航班纳入其排放贸易制度，以控制国际航空排放快速增长的趋势。在这方面美国也不甘落后，最近国会提出了一个立法建议，其中包含“竞争力条款”，要求进口产品的生产国必须采取与美国努力相当的减排行动，否则就必须从一个美国国内的排放交易机构购买减排信用。显然这一提案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尽管到目前为止，两个提案都没有获得批准实施，但这一观点在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关系的讨论中仍占上风。

　　与此同时，也有另外一种相对乐观的观点，认为气候变化政策不会给企业竞争力造成如此的消极影响，反而有利于鼓励技术创新，促进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提高整体资源利用效率。以中国节能灯生产为例，在国际竞争力的压力下，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节能产品的竞争力，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节能灯泡的出口国。为了促进环境友好型产品和技术的大面积传播，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的多哈回合，正在寻求建立针对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快车道”，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减让，使具有较高环境成效的产品和技术能更好进入市场，增强其竞争力，作为对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领先企业的一种激励机制。

　　2007年7月5~6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日内瓦召集了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许多商界领袖亲临峰会。在联合国全球契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共同促成下，会议发布了一个全球性倡议，“关注气候：商界领袖讲坛”的宣言。153家世界各地大公司（包括30家《财富》全球500强）的首席执行官承诺，加紧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提高能源效率，降低产品和服务以及生产过程中的碳负荷。同时，还要与本部门全球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通力合作，完善公认的标准，实施联合行动来降低气候风险。为此，企业将制订自愿目标，并每年公开汇报目标实施成果。宣言也呼吁各国政府尽快采取措施，“迅速构建全面、长期、有效的法律和财政政策框架，尤其是旨在稳定碳价格的政策和机制，从而让市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作用”，确保在2012年后形成可行的和具有包容性的国际碳市场机制。会议同时发布了《关注气候，今日的未来领袖》的报告，汇集了企业积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成功范例。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Achim Steiner对宣言表示欢迎，强调“气候变化塑造着全球市场和全世界消费者的态度。胜利者和失败者将会在全球企业中产生。谁能抓住机会，适应环境、社会和管理政策，发展、创新并且应对挑战，谁就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先驱和产业领袖”。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总裁毕约恩Bjorn Stigson发表评论说，“在解决措施上我们有现实的选择。这些技术能够创造更为节约资源的经济并且可以减少资源使用产生的废弃物，比如碳捕获和碳存储技术（CCS）。”他同时表示，实施这些措施的工具也已具备，比如产品、过程的规则和效率标准，影响能源、产品、服务价格的税费等，企业和公众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采取自愿行动。最后，会议组织者邀请所有签约的企业，对相关行动进行公开披露，并于2008年7月始就此问题进行定期沟通。

　　从世界范围来看，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气候变化对企业不仅意味着风险，也存在机遇。寄希望于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不如积极行动起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同时，国际碳市场的建立和迅猛发展，使企业看到减排所具有的商业价值。企业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企业投资决策和在碳市场中的收益，需要连续、稳定和可预见的国际气候政策环境作为保障，因此，企业参与后京都谈判的热情非常高涨，成为谈判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国际气候政治发展前景的展望

　　2007年12月3~14日公约第13次缔约方会议和《京都议定书》第3次缔约方会议即将在印尼巴厘岛召开。此次会议，对于能否在2009年之前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定至关重要，因此格外引人注目，国际社会期望就后京都谈判的重点领域日程安排和结束时间达成共识，并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尽管仍在酝酿之中的新的国际气候协定尚不明朗，但展望国际气候政治的发展前景，我们不妨大胆地对未来国际气候新协定作出某些判断和猜测。

　　可以肯定的是，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尽管艰难而漫长，但联合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气候公约和议定书基础上的谈判是后京都谈判的“主战场”。任何联合国框架之外的多边机制只能起补充作用。大国之间的协商有助于国际协议的达成，但国际气候制度不应该排除大多数国家，演变为“大国气候俱乐部”。因为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到每一个国家，所以所有国家都有权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这一点得到绝大多数缔约方的坚定支持，因此，欧盟对于美国和澳大利亚推动气候变化新的对话机制和地区合作机制，不必有太多的担心。

　　当然，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合作和对话机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仍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2007年11月举行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主题确定为“能源、环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问题也是重要议题之一。2008年的G8峰会将在日本的北海道举行，东道国日本同时也是《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发起国之一，期望其能在谋求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

　　从内容上看，尽管各方在具体减排目标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对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基本要素几乎已经达成共识。未来国际气候协议将不是只有减排目标的单一的国际协议，而最有可能是一个包含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市场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等诸多要素、综合的一揽子协议。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在温室气体减排上作出表率，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推进发展的目标。国际气候制度需要从资金机制、技术合作和转让、适应行动等方面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行动提供激励。国际碳市场的发展取决于供需双方的努力以及具体实施规则的制订。

　　从法律形式上看，新的国际气候协定完全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延续将困难重重，很可能在气候公约框架下出现新的议定书或其他法律文件。新的法律文件不一定完全取代《京都议定书》，而最有可能是采取“双轨”制方式二者并行。

　　从各国立场来看，尽管目前分歧严重，但不同利益集团相互观望，并不断根据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调整各自的立场和谈判策略，发生立场转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就在巴厘岛会议开幕当天，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陆克文就职后第一件事就一改过去十年霍华德政府的立场，宣布将很快批准《京都议定书》，并提出到2050年在2000年基础上减排60%，实施排放贸易制度，202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达到20%等一系列政策和目标。人们不禁期待美国布什政府即将到期，大选后新政府上台，可能会对气候政策作出重大调整。2007年1月，美国民主党掌控美国国会两院以来，对气候变化问题高度关注。举行了一系列有关气候变化的听证会，并通过了一些不具有约束力的决议案，意在敦促布什政府正视气候变化，美国有必要通过有效和公平的国际协商机制来处理气候变化问题。最近，人口总数在美国排第四位的佛罗里达州出台了严格的温室气体控制标准，预计在2050年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美国许多大企业也纷纷转变态度并采取行动。前副总统戈尔投资拍摄的《难以忽视的真相》在全球引起轰动。种种迹象都表明，美国国内正在酝酿一种气氛，有利于气候政策转变的因素正在不断积聚。未来谈判的形势纷繁复杂，现有政治格局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动或重组，为谈判前景带来变数。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后京都气候谈判中如何做一个负责任大国，处理好中欧、中美以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各方之间的关系，是对中国外交能力和智慧的一次严峻的考验。中国的基本立场是，首先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完成《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指标，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在2012年后继续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也应根据自身国情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积极措施，尽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速度。其次，要维护公约确立的基本框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气候合作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应继续成为未来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中国欢迎其他相关倡议和机制开展务实合作。它们应成为公约框架有益的补充。再者，要平衡推进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合作。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应同等重视。应重视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在此过程中，不能单纯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更不能把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全部推向市场。中国的立场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也是发展中国家在承担共同国际义务的同时，维护自身合理、合法发展权益的坚定态度。

　　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整个世界，也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某些影响甚至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例如，气候变化减少北极海冰的速度比人们想象的要快很多，有可能创造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新航线，加拿大等国对此高度关注，可能引发新航线的主权之争。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气候变化与世界和平紧密联系，再一次向全球宣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只有加强合作，才有出路。善良的人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国际合作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未来气候进程不变的主旋律。

　　（陈迎 工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国际环境制度等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