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污染地图画出的智慧

　　2009年4月22日下午，马军率领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发的 “中国水污染地图及绿色选择” 项目，获得了第三届SEE·TNC生态奖的二等奖，该奖由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与大自然保护协会（TNC）联合主办。评审方认为，这一届生态奖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民间环保组织的“工作智慧”越来越令人惊叹，它预示着环保组织正从依靠激情去呼吁社会走向依靠“智能解决方案”去直面现实。马军所在机构的“作品”，可以说是中国环保组织工作智慧的代表。

　　颁奖仪式结束后，我们一起向外走。马军笑着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办公室，最近非常热闹，找上门来要“谈一谈”的国内企业，越来越多了。

　　这不仅仅与他们制作的中国水污染地图、中国空气污染地图有关，而且与依靠地图开发出的“二次产品”——供应链管理与绿色选择有关。

　　■从记者到环保作家、民间水专家，他大力呼吁变工程治水为生态治水

　　1999年，一本名叫《中国水危机》的书出版。马军从一个记者，成为了一个环保作家；从一个宽泛地关注社会的记者，变成了一个“民间水专家”。

　　1993年，马军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到一家报社当记者。“在媒体的第一份工作使我有很多机会接近中国的大江大河。1994年到1995年，我看到华北大地到处都是宽阔的干河床。它们刺激你去想，到底是什么让这些河流死得如此悲惨。”

　　上世纪90年代，北方的许多河流已经断流，最严重的1997年，黄河断流226天。1998年，闽江、松花江、长江等多流域大洪水暴发后，马军动手写作后来为他带来巨大影响力的著作《中国水危机》，痛惜江河之殇，力证救水之术。他在书里说：“让万古奔流的母亲河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毁灭，将是我们最大的耻辱；而让垂死的江河因我们这代人的辛劳而再生，将是我们的无上光荣。”翔实的资料加大量现场的调查，书中既有充分的数据和事实又不乏浓厚的情感，并提出了符合时代潮流的主张：“变工程治水为生态治水，是解决中国水资源问题的唯一出路。”

　　马军认为，“上游滥伐森林，中下游侵占湿地，围河、围湖造田，才是造成水旱灾害的最主要原因。然而我们一再强化这些错误做法，一味试图用堤坝堵水。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生产力的飞跃，水库大坝等技术的推广，使得我们对水利工程更加依赖，在工程治水的老路上越走越远。”

　　“50年来，我们在全国打造了8万座以上的水库，但是当大片的森林已经从崇山峻岭间消失，无数湖泊湿地萎缩甚至干涸的时候，浩大的工程，却难以阻止中华大地上一条条河流病魔缠身。 ”

　　“所幸的是，我们开始认识到了错误。大洪水后，中国政府开始全面禁伐天然林。这是蕴含极大勇气的决定，是上下五千年来中国人对中国生态的最大让步。请历史记住这个时刻，这也许正是中国五千年生态恶化趋势的转折点——变工程治水为生态治水。”

　　■把隐藏在角落里的信息组成一支部队，向污染开战，威力远比零星的枪声强大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办公室不大，只有四五个工作人员。从2006年以来，它主要的业务有两项，一是持续不断地搜寻像麦穗一样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受处罚的污染企业的信息，二是接待像愤怒的鱼群一样的企业来电、来信和来访。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水污染地图”而引发的。

　　当初，马军决定创办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发一些有利于信息公开、能够在中国推动公众参与的项目。但是，那该是什么样的项目呢？

　　2005年前后，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已经不算少，它们在环境教育、公众倡导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还有很多领域没有触及，尤其是，网络时代给公众参与带来了极好的机会，而各地政府多年来对环境治理的投入，也积攒了大量的信息。

　　有一天，马军突然想：能不能把悄然悬挂在各个政府网站里的、实际上已经公开了的信息，重新整合后，收纳到一张电子地图上？制作地图不是为了搞信息垄断和知识专制，而是为了开放给公众，让想了解自己身边环境实情的人，只需要在一个网站上，就能够“尽情地享用”？如果人们愿意，也可以把自己看到的环境实况，输送到这张地图。同时，能不能从大中型城市着手，根据其公布污染信息的开放度和诚实度，对这些城市进行环境信息公开方面的打分评比？

　　需要做的事就清楚了，一是建一个网站，把电子地图做上去，而且有接口开放给公众，允许大家把自己知道的信息往上标注和传送。二是组织人马，网格化地收集已经公示在各个网上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来自环保部门、水利部门、林业部门、海洋部门、农业部门、国土部门，只要是这些部门出具的对某个企业的正式处罚信息，就可以作为污染依据，把这个企业张贴在电子地图上，让公众知道，是哪些企业在排放污物。

　　收集信息的进度很快，一千多家污染企业的信息迅速就进入数据库，开办污染地图网站的骨肉初备了。依据这些企业的通讯地址，很容易就能够通过GPS技术确定其经纬度坐标，把该企业给“坐”到电子地图上。

　　有人提出，你是民间环保组织，如何保证信息的“公正性”和“公信力”？马军认为，中国污染地图的所有信息，都来自于政府有关部门，出处清晰，论证到位，理由确凿，处罚方案一目了然，公信力和公正性完全不是问题。这些信息无声地隐藏在各个角落时，你感觉不到它们的强大，一旦把它们融合起来，用这样的“信息部队”来对污染发动攻势，其威力远比零星的枪声要强大得多。

　　又有人说，民间环保组织为了体现其民间性和独立性，一定得亲自去做调查，使用自己获取的信息和数据，而不是只知道引用政府和媒体公布的数据。马军认为，且不说民间环保组织当前有没有可能和资质进行大量调查，即使有，也未必一定要这么做，因为环境保护的策略在于你如何正确地使用信息和发现有效资源。何况，环境保护是社会共同协作的事业，把有限的能量对准共同的目标，以促进改良的态度去迎接挑战，是民间环保组织必备的智慧基因。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上班，主要精力就是到各个网站“挖掘数据”，将整理后的信息逐一标注到2006年推出的“中国水污染地图”和2007年推出的“中国空气污染地图”上。

　　2009年4月初，“水污染地图”已收录污染数据31378条，“空气污染地图”已收录污染数据12769条，每一条污染数据都对应一家污染企业。

　　■中国水污染地图开放以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热闹了，一百多家跨国企业“来访”

　　污染地图开放的同时，就是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与企业沟通的开始。

　　马军做这个中国水污染地图，到底想干什么？难道想把中国所有的污染企业都置于死地？恰恰相反，马军认为，如果说环保组织有促进社会改良的责任，那么第一件事，就是帮助过去不太重视环保的企业，提升环保的动力。

　　但现实又一次出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预料。他们在整理污染企业信息的时候，发现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执行与在其他国家不同的环保标准，近一百家企业有在中国受罚的记录。

　　这个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环保部门非常重视，组织专门队伍对全国所有的跨国企业进行排查。而同时，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宾客盈门，几年来，陆续一百多家跨国企业拜访了马军。

　　有的企业本来不在乎，但受迫于“国际舆论”，他们必须来“说明情况”。有的企业开始时很茫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登记在案。有的企业表现得很愤怒，说你小小一家民间环保机构，有什么资格披露我们的信息？有的企业搬出当地政府来做说客，要求照顾一下当地的“利税大户”。有些企业极力证明自己受了委屈和冤枉，因为他们被招商时，环保要求并不像后来那么严格……更多的企业表现出了合作的态度，他们承认过去的一些行为不太合适，愿意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整改。

　　马军说，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信息公开，让企业置身于社会放大镜之下，让环保成为企业的内在动力，而不是外部压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对所有的企业表达同样的态度：不管过去的处罚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只要原先处罚过你们的政府机关，能够出具你们整改完毕并规范运行的报告，我们就可以把你们的信息从网上删除，同时说明删除的原因。

　　马军说：“这样还不够。公众可能仍旧不够信任。怎么办?我们希望企业聘请一家当地的民间环保组织进行一次核查。这种独立第三方核查的方法，在世界上比较通行，企业也很乐意接受。现在，20多家企业已经通过了核查，他们的信息已经从我们的网上去除，但同时，我们要在网上公示去除的原因、相关部门提供的报告，以及独立第三方出具的核查报告。”

　　马军认为，假如把环保的“困境”比喻成一座山，那么可能是山成为你的障碍，也可能是你成了山的障碍。因此，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要有直面现实并以聪明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环保组织与企业“合作”就很富有挑战性。一个机构保持独立性和公正性是必要的，但这不等于它必须设立一道围墙把自己封锁起来以显示清白、公正和无辜，恰恰相反，这个机构要有一种积极参与“社会生态系统”的共生能力，通过项目的推进，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正确的知识、合理的工作方法，辐射和影响周边的“客户”，并促成其向“环境友好型”发展。

　　■国企和民营企业也现身了，它们逐渐意识到，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并不是在找麻烦

　　有趣的是，2006年以来，只有外企上门来沟通，几乎没有一家国企或者民营企业对“污染地图”有所反应。但4万多个污染信息中，外企所占的比例是很低的。有没有办法让国内企业也积极起来呢？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想到了“供应链管理”。

　　所有的企业都有上下游。企业要从上家购买原料或者半成品，而商场、超市等等是企业产品的终端销售者。只是，它们可能不知道，哪些企业对环境友好些，哪些企业对环境残忍些。假如把这几万条信息组成的数据库改装成一个便利的检索工具，提供给各个“采购商”，让他们把客户名单，与数据库里的企业名单进行一下简单的比对……

　　这是一种比较致命的方法，企业可以什么都不怕，但唯一害怕的就是无人购买他们的产品。而如果把环境指标纳入采购审核，那么，环保记录不良的企业会在客户面前丧失大量的竞争力，而环保行为良好的企业会得到客户的青睐和尊重。其实，只要成本不由自己负担，企业很乐意把环境成本纳入产品制造成本。而“供应链管理”的目标，就是要让代价正常化，让环境成本正当地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于是，2008年底，一些企业非常“奇怪”地收到了客户的传真，要求其到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那“说明情况”。

　　有些企业气急败坏地打电话来，追问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让客户心存疑虑。有些企业满脸愤怒而来，指责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没有权力“公开”他们的“商业机密”。有些企业则不停地声称他们拿到了“免责证据”，马上就能发送过来，但几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结果……但最终，企业们都慢慢地发现，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并不是在给企业找麻烦，更不是想晾晒企业的阴暗，而是在帮助他们思考企业的社会责任，催促他们完成应尽的职责，提醒他们从事环保能够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获得更多的消费者的支持。

　　■公众参与环保至少可以行使消费选择权，关注商品在生产过程中的环境表现

　　总有人嫌马军没有把污染地图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比如，为什么不组织志愿者到超市里，给那些有不良记录的企业产品贴上一个醒目的标签？

　　比如，为什么不每个月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列出最新的一批环保表现不佳的企业的商品，号召消费者把他们“选择”出市场？

　　比如，为什么不与全国各地的环保组织合作，共同织就一张源于公众的环境监督网络，及时地把各地的污染信息传播开来？

　　有人认为，一定要让消费者自己选择的，到底是“绿色产品”还是“黑色产品”。

　　马军认为，一家机构的使命是先把认定的业务做透做精，在一些“产出”尚未清晰之前，着急地推出许多“新服务”，可能会乱了阵脚，失了方向。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还是参与了全国二十多家环保组织共同发起的“绿色选择联盟”，号召公众“别买超标排污企业的产品”。

　　2007年3月21日，在“世界水日”到来的前一天，北京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二十余个环保组织，在北京向社会发出“绿色选择”倡议书，倡议公众在消费过程中考虑企业的环境表现，用自己的购买权利促使企业改进其环境行为。

　　马军认为，“绿色选择联盟”多少改变了绿色选择的定义，之前的定义是号召消费者选择有机、无毒、无害的商品，“现在我们延伸一步，倡议消费者同时关注商品在生产过程中的环境表现。有些商品在货架上光彩照人，但在生产的过程中却超标排放。如果这些产品仍然热销，就给企业造成了错误的导向：即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只要能把成本降下来，就能够造成竞争优势。但是，企业在生产商品时污染环境，消费者仍是最大的受害者。”

　　“绿色选择”是在提醒公众，其实你“很有权利”。有人老在那儿叹气，说自己作为普通公民，对环境问题无能为力。“事实上，对于公众来说，参与环保有一个渠道是畅通的，就是消费选择权，如果连这个权利都不用，就再也不要说自己关注环保了。”

　　马军说，作为环保组织，我们没有任何权力要求消费者买什么，不买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提供信息，让消费者自己识别和决定。公众从关注商品的质量、价格到其环境表现，需要一个过程。但是，任何事情总要有一个开端，只有公众去关注商品的环境表现，企业才会去关注。

　　■供图/冯永锋

　　■简介

　　马军：1993年起在媒体工作，1999年底完成出版《中国水危机》一书，提出要避免水危机，必须改变一味向自然索取的工程治水思路。2006年5月建立民间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持开发和运行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数据库，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