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系列评论之二

　　有这样一个细节：环保大会结束后，温家宝总理握着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的手说：“该讲的都讲了，你们要放开抓啊！”周生贤理解了这是总理寄予他们的“很大的希望”，但是，面对每两天就发生一起环境事件的迫切现实，这何尝不是公众对环保部门的希望。

　　我国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把环保部门推到了风口浪尖。历史性的重任和公众的期盼，也对重担之下的环保部门自身的“硬度”提出了高要求。而在此前，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经“坦率地说”，环保部门还不是一个“强势部门”。当然，人们也理解，此处所谓的“强势”不是部门利益的强势，而是如果国家希望他们不折不扣履行职责，就必须给他们必要的权力———以公共利益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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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们意识到，实现环保的进步，必然要改变当前“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观念，使二者齐头并进。然而，与诸多抓经济增长的部门相比较，环保部门的“弱势”显而易见。

　　环保法律之“软”让环保部门缺少有力武器。现在的《环境保护法》等许多法律制定时，并未充分体现环保至关重要的理念，与此同时，相关法律法规对破坏环境行为的处罚力度十分有限，使得企业的违法成本远远低于守法成本，因而难以根本遏制环境违法现象的出现。在美国，环保部门可以剥夺公司由于不进行环保行动而获得的任何经济收益，但在我国，环保部门的罚款额度只有20万元，这对于那些造成污染的大企业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更重要的是，按照现行法律，一旦发现企业违法，环保部门必须向当地政府申请对该企业做出停业、关闭决定，而如果地方政府不同意，就只能任凭污水横流。

　　管理体制的弊端让环保政策消弭于基层。地方保护主义让环保部门最感头痛。在不少地方政府眼里，环保就是“拖后腿”，就是在干扰地方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许多地方官员信奉“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对当地环境污染现象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出台土政策为污染企业充当保护伞。据报道，国家已决定派出几个大区的环保监测机构，相信这会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仍是一种权宜之计，毕竟派出人员有限，不可能盯住全国各地企业的环保情况。长远之计，还是要环保系统实行垂直管理，藉此斩断基层环保部门与当地政府的利益和人事关联。如果基层环保部门的资金、人事、考核等仍然听命于当地政府，在束手束脚的情况下，其开展工作必然受限。

　　环保经费的保障似乎也是个问题。举例说，在河南卫辉市，环保局有102名职工，每年经费需要120万元，然而，财政拨款只有15万元，剩下空缺靠收取“排污费”填补。

　　而要多收排污费，就不能关停排污企业，于是造成了“治污越好环保部门越穷”的怪现象。环保经费如何保障环保工作的需求，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也是一个迫切任务。

　　显然，这个任务单靠国家财政部有一个环保科目，还难以从根本上落实。

　　经济发展关乎生活水平，而环境保护关乎生死存亡。事危则志远，情迫则思深。中国的环保已经走到了一个节点，必须做出一个历史性的、方向性的抉择。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尚未完全确立，“GDP至上”的列车依然有着强大的惯性，完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重”这样的转变，需要一股强大力量的推动，这其中，环保部门责任尤重。从这方面说，我们既要给环保部门以压力，又要给他们以权力，让环保部门真正“强势”起来。责任和权力的对称，本来就是现代社会的一条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