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设和谐社会，必然地提出了一个有没有“和谐哲学”的问题。文章对毛泽东主张的“斗争哲学”及其实践结果进行反思，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其忽视同一性的偏颇。 进而，论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和谐哲学”。这种“和谐哲学”更加强调和尊重事物的同一性，与“斗争哲学”有着显著的差别，但也不是像“斗争哲学”那样要指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斗争与团结，斗争与和谐，相互联系，共存互补。新的时代，更要大力倡导和坚持“和谐哲学”。和谐，是人民团结、社会稳定、制度规范、关系融洽、发展有序的最高表现。“和谐哲学”的核心，在于倡导一种互助、合作、团结、和谐、稳定、有序的价值取向。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就要以“和谐哲学”为指导，把和谐作为一种根本和长远的价值目标，在和谐与不和谐两种因素的矛盾运动中，坚定不移地朝着社会更加和谐的方向前进。

　　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方面。建设和谐社会，必然地提出了一个“和谐哲学”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和谐哲学”？如果有，其内涵又怎样界定和把握？怎样处理“和谐哲学”与其他哲学思想的关系？等等，对此加以探讨，有利于明确和深化建设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形势下的繁荣和发展，更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新的科学合理的价值取向。

　　一、“斗争哲学”反思

　　说起和谐哲学，我们首先会想到以往耳熟能详的“斗争哲学”。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中说：“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第104页。）

　　“斗争哲学”四个字，确实高度概括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征。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迈气概，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随着革命斗争的风起云涌，他详尽而系统地阐发了他的斗争哲学的丰富内涵。在毛泽东看来，宇宙、自然、社会、思想领域的一切，都是对立的统一。在地球上，有人与自然的对立。在哲学领域，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在人类社会，有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对立。到了近现代，则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在广大人群中，有先进与落后的对立。在党内，则有正确与错误的对立。类似这样的对立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在毛泽东看来，“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第92页。）虽然对立的双方，既斗争，又统一。但“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第118页。）他认为，没有斗争就没有转化，就没有发展，就没有进步。因此，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是一部向自然斗争的历史。而唯物论哲学，就是这种斗争的思想工具（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第20页。）。毛泽东还把这种哲学思想，用非常简明的语言概括为“一分为二”。

　　“斗争哲学”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贯穿了党和国家几十年历史发展的全部进程，不仅给中国共产党，而且给20世纪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给中国社会几乎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1949年前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贯穿了这样的斗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设新制度新生活的过程，贯穿了这样的斗争精神；蓬勃开展、蔚为壮观的社会主义建设，贯穿了这样的斗争精神；至于随后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更是以极大的规模和深度扩展了这样的斗争精神。“斗争”两个字，成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最基本的价值取向。甚至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话语系统，都充满了“斗争”的气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与坏人坏事作斗争、与自然灾害作斗争……，无论做什么事情，开展什么活动，包括思想深处的心理活动，都经常用“斗争”来概括。与此相连的“战线”、“阵地”、“批判”、“战友”、“武器”等等词汇，也几乎无处不在，随时随地都会下意识地从我们的思想和语言中蹦出来。

　　对于在“斗争哲学”指导下展开的一系列政治活动、政治斗争、政治运动，我们已经做了必要的反思，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充分肯定几十年革命、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肯定亿万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同时也承认逐渐发展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斗争哲学”与斗争现象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对于斗争现象的利弊得失，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那么，对于曾经长期起着灵魂和指导作用的“斗争哲学”，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和评价呢？

　　首先，我们依然需要肯定，“斗争哲学”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是对立统一的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作为客观存在的矛盾，以及矛盾着的对立统一的双方，确实是时时处处萦绕在我们身边的。它们的运动和转化，贯穿着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影响着事物的性质和方向。掌握了对立统一规律，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找到解决事物矛盾的钥匙。

　　其次，我们也需要肯定，“斗争哲学”培育和张扬了党和人民的英勇奋斗精神。20世纪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独立、富强、幸福的道路艰难曲折，社会、自然的困难和障碍难以计数，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没有一往无前的英勇气概，没有无所畏惧的斗争意志，要想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不可能的。“斗争哲学”的内里，蕴涵着极为豪迈的英雄主义气概，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始终不可缺少的。

　　但是，正如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一样，“斗争哲学”的张扬和应用，也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度。

　　从实际生活来看，“斗争哲学”曾经被以相当的规模和程度泛化，哲学上的斗争概念被随意搬用到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中，用作处理一切矛盾、关系的基本方式。斗争的方式，不是依矛盾的内容和性质而定，而是普遍地采用简单粗暴甚至强制的办法。斗争的结果，总是要由一方战胜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谁的“斗争”精神不鲜明、“斗争”立场不强硬、“斗争”方式不粗暴，谁就存在着立场问题，谁就可能反过来被别人斗争。于是，大家便竞相升级斗争的强度，造成了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处处斗争、事事斗争的局面。本来非常复杂的阶级关系，被简化为“斗争”二字。阶级之间的斗争犹嫌不足，又进一步扩大到人民内部，扩大到所有人的精神领域，最后更扩大到革命队伍当中、扩大到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处处寻找子虚乌有的“走资派”、修正主义者、党内资产阶级，展开集中、猛烈的斗争。结果引发了无数内斗甚至内乱的事件。发展到极点，一度搞乱了社会、搞乱了国家，也搞乱了自己的党。“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这样一句震天撼地的名言，就是发动一次次具有强烈斗争色彩的政治运动的思想源泉。而且，非常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毛泽东关于斗争哲学的著名论述，正是在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后提出的。总结历史的教训，我们所犯的“左”倾错误，无不与这种“斗争哲学”的泛化和滥用有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这类“斗争”现象，我们不能不反思这种“斗争哲学”有无偏颇和不够完善之处。尽管“斗争哲学”来源于对立统一规律。但我们在解读和运用这个规律的过程中有无偏离了科学性的问题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不错，对立统一规律确实是事物运动和发展的根本规律。但是这个规律在指明一切矛盾所包含的斗争性的同时，也指明了其同时包含的同一性的一面。我们的偏颇，根本上就在于忽视了这种同一性。理论上，毛泽东并未否定这种同一性。但毫无疑问，这种同一性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里面，与斗争性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将对立统一规律简单地概括为“斗争哲学”，无疑就是这种倾向性的集中表现。这种概括，固然精粹、鲜明，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实际上已经忽视了同一性的存在，夸大了斗争性的作用，从而埋下了片面性的种子。而我们在运用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时，更是实际上漠视、轻视、甚至无视矛盾双方同一性的存在，把斗争当作了全部事物的本质和转化发展的动力。因此，事物只能分，而不能合，矛盾只能斗争，而不能妥协。而且这样的斗争贯穿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一切过程，永远都处在主导的地位。要前进，要发展，就要靠斗争。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我们就不能容忍“合二而一”观点的存在，也不能有任何讲求和解、合作、妥协的思想存在。这种片面化了的“斗争哲学”，在相当程度上把我们引入了形而上学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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