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现状让国内土壤研究专家非常忧虑。没有全盘认识，仅靠零星、分散的研究既无法形成我国土地质量更有可信度的相关标准，又无法制订切实可行的治理措施，也无法获得更多人的支持，自己从事研究的最终目标———保护土壤安全仍是无法实现。

　　与会专家们对土壤污染原因的认识较一致———是人类行为造成了土壤重金属、农药、石油污染，土壤酸化，营养元素流失，进而破坏土壤生态系统，降低作物产量。专家们对土壤污染区别于大气污染、水污染的看法也没有太大出入：一是土壤污染物在土壤环境中并不像在水和大气中易于识别。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中科院沈阳生态所的孙铁珩院士说：“土壤污染往往通过对土壤样品进行分析化验和农作物残留检测情况，甚至通过粮食、蔬菜和水果等农作物以及摄食的人或动物的健康状况才能反映出来，从遭到污染到产生‘恶果’需要相当长的过程。”二是土壤环境使污染难于扩散和稀释，在土壤中容易积累并达到很高浓度，同时它有很强的地域性特点。三是土壤污染一旦发生，仅靠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往往很难自我恢复，必须依靠科研单位的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

　　但问题是，虽然科研人员在局部地域研究的基础上得到上述基本认识，虽然他们在我国许多地方发现土壤污染及其引发的不良后果，治理土壤污染的方法也找到许多，但我国幅员辽阔，土壤类型丰富，这些局部研究无法回答“全国的土壤污染严重程度如何”这个问题，从地方放大到全国时，专家们的意见相左，无法统一。

　　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无法制订、修订相关标准和有效治理措施。据了解，1995年国家曾颁布土壤质量环境标准，但专家认为该标准过分强调统一，并不能满足我国土壤多样化特点。同时，该标准中对铅的临界含量定值偏高，国外研究表明，土壤铅大于100mg／kg时，儿童血铅大于15ug／100ml，而我国标准则将铅定为250~350mg／kg，难以保障儿童健康。另外标准中有机污染物种类太少，仅有“六六六”和DDT两种，事实上，这两种农药于1983年已停产，对土壤危害程度越来越小，可其他新型的污染物并没有随之补充进来。

　　孙铁珩院士认为以上是与全国迄今没有统一组织过土壤污染普查有关，家底摸不清，全面、系统的认识也就无从谈起。有专家介绍了法国的做法———法国现今已拥有“土壤污染档案”，对本国国土哪里有污染，有什么污染，是否需要治理，治理到什么程度均是历历在目。就标准一事，孙铁珩认为制订具体标准应考虑投资、效益、风险三种因素后得出，其与社会发展水平等具体实际密切相关，是一个处在不断修订变化中的动态因素。

　　据了解，除了科研人员的自身研究外，土壤污染治理也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当前，我国在土壤污染治理的方法和技术的研究上取得明显进步，但其中的一些技术储备无法大面积推广应用与诸多因素相关。比如，虽然当前社会流行“生态热”、“环保热”，但将口号转变成真正深入人心的意识仍要国家付出许多努力，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并不富裕，花大量资金去除土壤污染仍是件很难的事。当然，现有的技术还要系统化、集成化仍是自身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这些因素使得土壤污染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并不深。

　　因此，科研人员、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才能使土地污染得以全盘认识和彻底治理。为此，孙铁珩院士认为国家决策部门应当给予重视，同时与土壤污染相关的生物、化学、物理甚至数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应当组织起来，尤其是在本学科内部，应当提倡以任务带学科，将研究的科学问题与国家需求结合起来。他告诉记者：“当前我国土壤污染部分地停留在文献综述水平，应提倡该研究从文献综述向实验研究转变，进而向田间实践转移。”

　　与会专家认为，全盘看待我国土壤污染治理问题，必须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入世”对我国影响等战略因素，学科建设应当严谨、实用，考虑更多的相关因素。河北农业大学的马文齐以化肥为例谈到，有研究认为化肥在土壤污染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建议应减少化肥使用，但是如果不使用化肥的话，全国粮食生产只能解决2.2亿人的吃饭问题，而其余10.4亿人的吃饭问题则无法解决。孙铁珩以重金属富集植物为例谈到，引进这些植物应当考虑当地的生态安全，切勿让引进植物“消灭”了当地原有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