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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啸中勿忘暖化问题，粮食、能源、环境、交通、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气候变化在中世纪重划了世界文明的版图，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改变世界的格局，是机遇还是挑战？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不加以解决地球暖化问题，就无法彻底解决经济危机，还有比金融危机更狠的吗
银行破产、股市暴跌、玩具厂倒闭、铁矿石积压、裁员、减薪、“过冬论”……大洋彼岸的次贷危机已呈现出全球蔓延之势。忧心忡忡的企业家、担惊受怕的白领和迷茫的返乡民工，一边紧揣着兜里的“粮食”，一边琢磨着：这金融危机何日才是个头？还有比金融危机更狠的吗？
金融危机大敌当前，世界上一些政要名流和经济学家却纷纷给出了更远的预言和答案——气候变暖将拖累世界经济发展！它造成的最高损失可达全球GDP的20％！
不加以解决地球暖化问题，就无法彻底解决经济危机，还有比金融危机更狠的吗
银行破产、股市暴跌、玩具厂倒闭、铁矿石积压、裁员、减薪、“过冬论”……大洋彼岸的次贷危机已呈现出全球蔓延之势。忧心忡忡的企业家、担惊受怕的白领和迷茫的返乡民工，一边紧揣着兜里的“粮食”，一边琢磨着：这金融危机何日才是个头？还有比金融危机更狠的吗？
金融危机大敌当前，世界上一些政要名流和经济学家却纷纷给出了更远的预言和答案——气候变暖将拖累世界经济发展！它造成的最高损失可达全球GDP的20％！
内容简介
本书用散文式的笔触探讨了公元10-15世纪前后地球经历的一场大暖化战役，讨论了气候变暖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国际交往等关乎人类文明与历史进程问题的影响。费根认为自然环境的微妙变化对人类生活和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也希望当代人在面对日益暖化的环境时能从历史中获得经验教训，用大视角、全局观来把握社会发展的命脉。
气候变暖已经不是环保爱好者的专属议题。在富有远见的战略家眼里，这一问题已与粮食、能源、环境、交通、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布赖恩•费根借着《大暖化》叙述了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暖怎样使世界的政治格局、经济版图和文明分布进行了大洗牌，人们又是怎样应对这种变化的。面对气候变暖危机，聪明的态度是不低估、不恐慌。既要在前人的经验上冷静地审视当前的局势，及时找到突围之策，同时也要敏锐地嗅到并抓住戈尔所说的新能源、新科技、新生活方式，以及新的商机。挑战还是机遇？危机还是生机？一切都在你的应对中。
气候变暖已经不是环保爱好者的专属议题。在富有远见的战略家眼里，这一问题已与粮食、能源、环境、交通、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布赖恩•费根借着《大暖化》叙述了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暖怎样使世界的政治格局、经济版图和文明分布进行了大洗牌，人们又是怎样应对这种变化的。面对气候变暖危机，聪明的态度是不低估、不恐慌。既要在前人的经验上冷静地审视当前的局势，及时找到突围之策，同时也要敏锐地嗅到并抓住戈尔所说的新能源、新科技、新生活方式，以及新的商机。挑战还是机遇？危机还是生机？一切都在你的应对中。
作者简介
布赖恩·费根(Brian Fagan)，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教授。
乐于承担向公众传播人类学和历史学知识的社会责任，并因此在1997年被美国考古学会授予“公共教育贡献”奖。
《牛津考古学大辞典》编委。
已出版专著20余本，其中《世界古代70大奥秘——揭开古代文明之谜》、《法老王朝》、《漫长的夏天：气候如何改变人类文明》已被译成中文出版，深受读者喜爱。
乐于承担向公众传播人类学和历史学知识的社会责任，并因此在1997年被美国考古学会授予“公共教育贡献”奖。
《牛津考古学大辞典》编委。
已出版专著20余本，其中《世界古代70大奥秘——揭开古代文明之谜》、《法老王朝》、《漫长的夏天：气候如何改变人类文明》已被译成中文出版，深受读者喜爱。
目录
第1章 中世纪暖期 引论
第2章 贫民的斗篷 西欧
第3章 上帝之鞭 蒙古帝国
第4章 摩尔人的黄金贸易 西非
第5章 因纽特人和格陵兰岛 北欧
第6章 特大干旱时期 北美西部
第7章 橡子和普韦布洛人 北美西南部
第8章 “水山”的主人 中美洲
第9章 奇穆的君主 南美洲
第10章 顺风而行 太平洋地区
第11章 飞鱼之海 东南亚
第12章 黄河的哀鸣 东亚
第2章 贫民的斗篷 西欧
第3章 上帝之鞭 蒙古帝国
第4章 摩尔人的黄金贸易 西非
第5章 因纽特人和格陵兰岛 北欧
第6章 特大干旱时期 北美西部
第7章 橡子和普韦布洛人 北美西南部
第8章 “水山”的主人 中美洲
第9章 奇穆的君主 南美洲
第10章 顺风而行 太平洋地区
第11章 飞鱼之海 东南亚
第12章 黄河的哀鸣 东亚
书摘插图
第1章 中世纪暖期 引论
公元1200年，英格兰南部地区。
冷飕飕的薄雾低旋于树梢之上。阵阵细雨掠过耕种过的田地，打湿了两位农夫那饱经风霜的脸庞（参见图1-1）。他们正在从帆布做成的种子袋里拿出小麦种子，并撒播在田地里。两位农夫长着朝天鼻，头发蓬乱，打着赤脚，身上穿着脏兮兮的衣服。他们把上衣系在腰间，戴着草帽，懒洋洋地在田地里来回走动着，将种子撒播到浅浅的犁沟中。他们后面是一个牛拉的木制犁耙，耙尖指向土地，并将土盖在新撒的种子上。由于时间紧迫，农夫在种完一块带状田后，便去另外一块带状田撒种。他们必须尽快种完这些田，否则秋季的大雨会把种子从田里冲走。
图1-1 中世纪辛勤劳作的英格兰农民
农夫们将谷物的种子撒到田里（见上图），而妇人们则负责收割并将谷物打捆（见下图）。该图重现了人们对英格兰东北部的沃伦珀西进行开垦的过程。
农夫们在孩提时代，就像知晓季节的更替那样，掌握了耕种的常识。老人们回忆说，在那些阴郁的冷天，就连绵羊皮做的斗篷都无法抵挡严寒；而在一些年景中，阳光却如火焰般透过万里无云的天空，田间浮动着滚烫的热浪。每当这时，村民们便将赌注放在降雨上，不顾一切地继续播种。有时这种赌注成功了。然而更多情况下的失算，将使人们在来年忍饥挨饿。
两位农夫的种子袋空了。于是，二人便伸伸腰，从肩上拿出新袋子。多日来，收割夏播作物异常辛苦，而接下来，他们还要耕种冬小麦。在农业为主的世界上，为求生而挣扎的人们永远不能停止劳作，因为难以预知的威胁一直都存在着。
在持续多个星期的好天气后，村庄正沉浸于夏收的喜悦中，因为夏收为村庄提供了足够的食物。而温和且不太湿润的冬季，则是好运气的延续。一月和二月有霜冻，甚至还下了点雪，但是并未出现寒流。温暖的春天提前到来，降雨充足。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们开始为正在生长的庄稼除去杂草。七月腐，当谷物成熟时，便到了丰收的季节。灼热的日头烘烤着田地，头顶的碧空中，漂浮着松软的云朵。农夫们弯腰收割作物。他们用铁制的短镰刀收割麦子，将成捆的麦秆抓在手里，然后割下来，只有磨刀时，他们才会停下来。后面的妇人们为了方便走动将裙子卷在腰里，头发则用颜色鲜亮的布包裹起来。她们的工作是把一堆堆谷物捆扎起来，并把它们搬进室内，放在麦秆上加盖保存，等到天气变坏时，再来打谷和筛谷。孩童们在麦垛间嬉戏，并从残根上收集谷粒。中午时分，劳作的人们停下来，舒展一下僵硬的脊背，喝几口麦芽酒，看鸟儿在头顶上飞来飞去。人们很快就要重新开始收割，一直到天黑。整个村子都在和时间竞赛，以保证在旱季时将作物收割完。
根据现在靠自给自足为生的农民的景况，我们不难想象公元1200年时的农民是绝对不能容忍浪费光阴的，即使是在这样的好年景。只要看看那些成年人脸庞上深陷的皱纹，你就明白这一点了。就连二十几岁的男女，看起来都像老年人——繁重的劳动、时不时出现的饥饿和营养不良，摧残着他们的容颜。然而这些人却身处在一个比之前其他世纪都要暖和的世界中，气候学家称之为中世纪暖期。
1000年前的欧洲，农业决定了一切。从英国到爱尔兰，再到中欧地区，80％～90％的人口都在为勉强糊口而挣扎——如果幸运的话，他们才会拥有多余的食物。欧洲是自耕农（subsistence farmers）的世界，他们完全靠自己的收成为生，并把命运寄托在变化无常的温度和降雨之上。
那时的人口很少，公元1170年伦敦的人口刚超过30 000人，但按当时的标准来看，这已经是大城市了，英国其他人口聚集区的规模就更小了。例如，位于东英吉利的诺维奇仅有7 000～10 000名居民。公元1200年，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和一些低地国家①加在一起的人口，大约只有3 600万人，而现在则超过了2．5亿人。那时的人们几乎都居住在小村庄或小镇中，城市才刚开始慢慢变成欧洲人生活的重要因素。在那个没有机器、杂交技术和化肥的时代，所有人——即使是最显赫的君主——都依赖于农村。人们用马、牛，甚至是自己的妻子来拉动犁耙，用手收割作物，用背搬运粮食，用牛车或者内河里的驳船将其运到市场。
森林、林地、河谷和湿地，构成了一幅田园风光，而且这种风光每时每刻都在随着人类的行为而改变。很多人之前是居住在分散的小定居点里，周围是零散的田地，但他们逐渐迁到了规模较大、更加集中的村落中，那些附近的耕地被重新分为开阔的大田地，而这些大田地又被依次分成0．2亩大小的小型带田。每位居民都拥有几组带田，但不是全部土地都能立刻进行耕种。所有农夫都知道，必须先在可耕种的土地上放牧，以牲畜的粪便作为肥料，才能使土壤具有肥力，并将作物病害降到最低程度；田地中只有排水条件最好、质量最轻的土壤，才有利于谷类作物的生长；除了食用作物收割后的残梗，牲畜们在林地和开阔牧场中的重质黏性土壤上也可以找到食物；和现在非洲的自耕农一样，中世纪的欧洲农夫也知道不同牧草的特性、土壤肥力的微妙表征以及可食用野生植物的生长季节。他们应对突如其来的霜冻、暴风雨或干旱的唯一办法便是寻找除了谷类作物之外的多样化食物供应。
虽然在中世纪的欧洲，靠土地为生确实不易，但人们还是做到了，有时还获得了丰收，尤其是在温和且较为干燥的夏季。英格兰和法国的农夫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和燕麦。总体上看，1／3的土地用于种植小麦，1／2用于种植大麦，剩下的部分用于种植其他作物。小麦丰收时，每公顷产量为542—850公斤。这样的数据现在看起来非常一般，因为现在每公顷的产量已经达到3 197公斤以上。而且这些收成中，还要有105公斤用做下一轮耕作时的种子，余下的产量真的就很小了。所以除非是最好的年景，否则很难出现粮食过剩。用来酿制啤酒的大麦产量则要高一些（每公顷收获1 037公斤），但是播种所需的数量也更高。在丰收的年景里，谷物产量通常不到种子撒播量的4倍。人们只有靠着种植多种农作物才能生存下来。因此所有人都种植蔬菜。早春时节，人们将富含蛋白质的豌豆和蚕豆种植到田地中，到了秋季便收割。豆荚等到变干了就可以摘下来，梗可以作为肥料重新撒到田地里。蔬菜和各种草本植物补充了以面包和粥为基础的素食食谱。
大多数农户都有几头家畜——一两头奶牛，一些猪、绵羊、山羊和鸡。如果运气好，还会有一匹马或一些耕牛来帮助耕种。这些家畜可以提供肉食、奶、皮革和羊毛。作为春季的一桩大事，剪羊毛的日子要精心挑选。这一天，从西方吹来的暖风会带来几分夏天的气息，妇人们打开窗子和房门，让这暖风驱散室内的烟尘，并送入清新的空气。室外，村里的羊群在柳条制成的围栏里挤成一团，空气中充斥着羊毛的气味。男人们穿着皮草短上衣，将绵羊一只一只地抓出来，用简易铁剪灵活地将羊毛从这些温驯的牲畜背上剪取下来。然后，小伙子们将这些剪过毛的、不知所措的、浑身发抖的绵羊驱赶到附近的畜栏中。小孩子欢喜雀跃着去收集羊毛，并把它们放到木制的架子上，在阳光下烘干。
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牧场的牲畜们能够自行觅食。尤其是猪，它们在秋季会自己找橡子和山毛榉坚果吃。但在冬季喂养牲畜，就是另一回事了，最大的挑战便是如何使家畜存活下来。多余的公畜和不再产奶的奶牛都会被卖掉，或者在秋季被屠宰，目的都是为最有用的牲畜节省干草。所有工作中收割干草是最重要的。农夫们从6月份开始割草，到7月份结束。这一过程和气候密切相关，因为干草必须是完全干燥的，这样才不至于在收割后变质。天气晴好时，人们拿着锋利的长柄大镰刀在草地中辛勤收割，割下的农作物就成排地散在田里等它们变干。人们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来翻动一下这些作物，以达到更好的干燥效果。等彻底干了人们才将稻草堆起来，并在最外面加上一个可以挡雨的茅草屋顶。作为一年中的大事，收割干草却是如此依赖于干燥的条件。湿润的年份，会导致来年冬天储备粮食的损失，也许这对所有牲畜来说都是损失。所以我们说，气候又一次决定了一切。
即使年景不好，农夫们也不得不支付税负和教会的什一税，用作食物供应的粮食也就相应减少了。一个有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农夫，至少需要2公顷的田地才能生存。而且所有人，甚至就连小孩，也都得去种植蔬菜，并寻觅蘑菇、坚果和浆果。如果霜冻或者暴风雨使收成很差，那么2公顷田地也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盈余了。这种情况持续几年后，饥荒和各种疾病就会接踵而至，最幸运的情况也是营养不良。在那些冰冷和绝望的寒冬里，肯定会有一些人因为粮食供应不足而死去。
每年夏秋之交，所有社区都在收割作物，并向上帝的恩赐表示感谢，因为生活确实不易。永不休止的季节更替，作物种植、生长和收割的定则，生老病死的事实和上帝那反复无常的想法，都主宰着人类的命运。
在长期的天气预报尚未出现的那个久远时代中，所有人——不论是国王或贵族、地主、商贾或农夫——都任由暴雨和干旱、狂风和夏季晴好的天气所摆布。但在公元800—1300年期间，夏季变暖。以及更稳定的气候条件已经变成一种确定的趋势，周期性的气候变化也暂时减缓。正是在这持续5个世纪的中世纪暖期里，欧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更大、更远的事物发展图式中，大约持续了20代人的中世纪暖期，不过是转瞬的刹那。这几个世纪内温度的小幅度变化，与距我们最近的冰河时代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距今大约12000年前，全世界经历了一段持续变暖的、被地质学家称为“全新世”（the Holocene）的时期并持续至今。一代代的科学家们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构拟出了一万年内的气候变化图，并表明自冰河时代结束后的暖期以来，全球气候变化很小。但近年来，研究古代气候的古气候学（Paleoclimatology）所发生的变革（参见专栏1-1），改变了我们对全新世的认识。
如今的气候学家们在海床和湖床上钻孔，从格陵兰岛和南极的的冰原下获取了岩芯，还仔细研究了古树干上的年轮顺序。他们的研究表明，全新世的气候一直在不停的变动中。我们现在不仅能识别以千年为周期的冷暖变动，而且也能识别较短时期内（尤其是最近2000年）的这种变化。气候从略微湿润到略微干燥，从较暖到较冷，反复变化，永无休止。有些变化能持续一个世纪或十年，而诸如厄尔尼诺①等现象，持续时间不过一年而已。气候学新技术向我们表明，气候的时钟能加速和减速，会动摇并突然改变方向，甚至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稳定，但永远不会停息。
没人确切地知道是何种力量驱动着气候的钟摆。地球倾角的微小变化以及太阳黑子的活动，最有可能引发气候变化。例如，由于太阳黑子活动减少，17世纪时的气候在小冰期显得尤其寒冷。冰岛、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火山活动，也是影响气候的外力因素之一。公元1815年，爪哇松巴哇岛上高达1300米的坦博拉火山猛烈喷发，含有大量火山灰的浓烟冲人大气，遮天蔽日，这使欧洲渡过了著名的“没有夏季的1816年”。近年来大多数气候学家开始相信，这一发生在大气层和海洋之间的、复杂而难以理解的相互作用，是导致气候突变的重要因素。气候学家乔治•菲兰德（George Philander）称，这种现象就好比两个截然不同的舞伴之间的舞蹈，其中一个快速敏捷另一个则略显迟缓。他是这样描写的：“大气层快速、灵活而敏捷地对海洋的暗示做出了反应，海洋则显得笨拙而迟缓。”同样，我们人类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方式与这对舞伴共舞，有时显得很坚决。但通常情况下还是显得很勉强。
现在我们也已经明白，这周期性的气候舞步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多么惊人的影响。比如6世纪时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特大暴雨，摧毁了建立在秘鲁北部沿海地区河床之上的灌溉渠，几代人的成果就这么付诸东流；1000多年前，发生在美国西南部地区的大旱，迫使古波尼托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然而就在波尼托人由于旱灾而背井离乡时，中世纪的欧洲农民却受益于可预测的气候环境、恰到好处的降雨量以及稍微温和而干燥的气候条件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全部体现在一些细节之上——粮食收成好、人口增长、砍伐森林的活动增加、繁荣的贸易和深海渔业，以及奢华的教堂。当然，这并不是说气候变暖改变了一切，毕竟其影响力十分有限。但令人兴奋之处在于，我们现在开始在那些看似微小的气候变化与所有历史事件之间建立联系，而这种做法，在上一代人看来还是不可想象的。那时，除了几位著名的另类学者之外（比如瑞士历史学家卡尔•菲斯特（Karl Pfister）花费多年时间研究葡萄酒节的日期），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不把气候剧变放在眼里。因为这些科学知识的门外汉们，并不熟悉那些气候学的新资料。而现在，我们能看到气候变化是塑造中世纪历史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对那些生活在小村庄里的耕种者或者北海上的渔夫而言。
大约在公元1120年时，马姆斯伯里镇的僧侣兼历史学家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在旅途中路经英格兰西部的格洛斯特之谷（参见图1-2）。他对那片富饶地区的夏季风光羡慕不已，并在文中这样写道：“在这里，你能看到道路两侧种满了果树。这些树不是人工栽培的，而是自然生长的。在英格兰，再没有哪个郡有这么多优质的葡萄园。这些葡萄园无论从土壤肥力和果实甜度上来看，都是最好的。这里出产的葡萄酒，没有那种令人不快的酸辣味道，甜度丝毫不逊于法国酒。”威廉看到人们在野外种葡萄，并将藤挂在杆子上，他们都不用刻意地布置用来抵御严寒的围墙。当时的气候条件很理想：葡萄藤在其开花前后不会受到春季霜冻的影响而自由生长；在夏季葡萄藤可获得充足的阳光、温度和适当的降雨；……
公元1200年，英格兰南部地区。
冷飕飕的薄雾低旋于树梢之上。阵阵细雨掠过耕种过的田地，打湿了两位农夫那饱经风霜的脸庞（参见图1-1）。他们正在从帆布做成的种子袋里拿出小麦种子，并撒播在田地里。两位农夫长着朝天鼻，头发蓬乱，打着赤脚，身上穿着脏兮兮的衣服。他们把上衣系在腰间，戴着草帽，懒洋洋地在田地里来回走动着，将种子撒播到浅浅的犁沟中。他们后面是一个牛拉的木制犁耙，耙尖指向土地，并将土盖在新撒的种子上。由于时间紧迫，农夫在种完一块带状田后，便去另外一块带状田撒种。他们必须尽快种完这些田，否则秋季的大雨会把种子从田里冲走。
图1-1 中世纪辛勤劳作的英格兰农民
农夫们将谷物的种子撒到田里（见上图），而妇人们则负责收割并将谷物打捆（见下图）。该图重现了人们对英格兰东北部的沃伦珀西进行开垦的过程。
农夫们在孩提时代，就像知晓季节的更替那样，掌握了耕种的常识。老人们回忆说，在那些阴郁的冷天，就连绵羊皮做的斗篷都无法抵挡严寒；而在一些年景中，阳光却如火焰般透过万里无云的天空，田间浮动着滚烫的热浪。每当这时，村民们便将赌注放在降雨上，不顾一切地继续播种。有时这种赌注成功了。然而更多情况下的失算，将使人们在来年忍饥挨饿。
两位农夫的种子袋空了。于是，二人便伸伸腰，从肩上拿出新袋子。多日来，收割夏播作物异常辛苦，而接下来，他们还要耕种冬小麦。在农业为主的世界上，为求生而挣扎的人们永远不能停止劳作，因为难以预知的威胁一直都存在着。
在持续多个星期的好天气后，村庄正沉浸于夏收的喜悦中，因为夏收为村庄提供了足够的食物。而温和且不太湿润的冬季，则是好运气的延续。一月和二月有霜冻，甚至还下了点雪，但是并未出现寒流。温暖的春天提前到来，降雨充足。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们开始为正在生长的庄稼除去杂草。七月腐，当谷物成熟时，便到了丰收的季节。灼热的日头烘烤着田地，头顶的碧空中，漂浮着松软的云朵。农夫们弯腰收割作物。他们用铁制的短镰刀收割麦子，将成捆的麦秆抓在手里，然后割下来，只有磨刀时，他们才会停下来。后面的妇人们为了方便走动将裙子卷在腰里，头发则用颜色鲜亮的布包裹起来。她们的工作是把一堆堆谷物捆扎起来，并把它们搬进室内，放在麦秆上加盖保存，等到天气变坏时，再来打谷和筛谷。孩童们在麦垛间嬉戏，并从残根上收集谷粒。中午时分，劳作的人们停下来，舒展一下僵硬的脊背，喝几口麦芽酒，看鸟儿在头顶上飞来飞去。人们很快就要重新开始收割，一直到天黑。整个村子都在和时间竞赛，以保证在旱季时将作物收割完。
根据现在靠自给自足为生的农民的景况，我们不难想象公元1200年时的农民是绝对不能容忍浪费光阴的，即使是在这样的好年景。只要看看那些成年人脸庞上深陷的皱纹，你就明白这一点了。就连二十几岁的男女，看起来都像老年人——繁重的劳动、时不时出现的饥饿和营养不良，摧残着他们的容颜。然而这些人却身处在一个比之前其他世纪都要暖和的世界中，气候学家称之为中世纪暖期。
1000年前的欧洲，农业决定了一切。从英国到爱尔兰，再到中欧地区，80％～90％的人口都在为勉强糊口而挣扎——如果幸运的话，他们才会拥有多余的食物。欧洲是自耕农（subsistence farmers）的世界，他们完全靠自己的收成为生，并把命运寄托在变化无常的温度和降雨之上。
那时的人口很少，公元1170年伦敦的人口刚超过30 000人，但按当时的标准来看，这已经是大城市了，英国其他人口聚集区的规模就更小了。例如，位于东英吉利的诺维奇仅有7 000～10 000名居民。公元1200年，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和一些低地国家①加在一起的人口，大约只有3 600万人，而现在则超过了2．5亿人。那时的人们几乎都居住在小村庄或小镇中，城市才刚开始慢慢变成欧洲人生活的重要因素。在那个没有机器、杂交技术和化肥的时代，所有人——即使是最显赫的君主——都依赖于农村。人们用马、牛，甚至是自己的妻子来拉动犁耙，用手收割作物，用背搬运粮食，用牛车或者内河里的驳船将其运到市场。
森林、林地、河谷和湿地，构成了一幅田园风光，而且这种风光每时每刻都在随着人类的行为而改变。很多人之前是居住在分散的小定居点里，周围是零散的田地，但他们逐渐迁到了规模较大、更加集中的村落中，那些附近的耕地被重新分为开阔的大田地，而这些大田地又被依次分成0．2亩大小的小型带田。每位居民都拥有几组带田，但不是全部土地都能立刻进行耕种。所有农夫都知道，必须先在可耕种的土地上放牧，以牲畜的粪便作为肥料，才能使土壤具有肥力，并将作物病害降到最低程度；田地中只有排水条件最好、质量最轻的土壤，才有利于谷类作物的生长；除了食用作物收割后的残梗，牲畜们在林地和开阔牧场中的重质黏性土壤上也可以找到食物；和现在非洲的自耕农一样，中世纪的欧洲农夫也知道不同牧草的特性、土壤肥力的微妙表征以及可食用野生植物的生长季节。他们应对突如其来的霜冻、暴风雨或干旱的唯一办法便是寻找除了谷类作物之外的多样化食物供应。
虽然在中世纪的欧洲，靠土地为生确实不易，但人们还是做到了，有时还获得了丰收，尤其是在温和且较为干燥的夏季。英格兰和法国的农夫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和燕麦。总体上看，1／3的土地用于种植小麦，1／2用于种植大麦，剩下的部分用于种植其他作物。小麦丰收时，每公顷产量为542—850公斤。这样的数据现在看起来非常一般，因为现在每公顷的产量已经达到3 197公斤以上。而且这些收成中，还要有105公斤用做下一轮耕作时的种子，余下的产量真的就很小了。所以除非是最好的年景，否则很难出现粮食过剩。用来酿制啤酒的大麦产量则要高一些（每公顷收获1 037公斤），但是播种所需的数量也更高。在丰收的年景里，谷物产量通常不到种子撒播量的4倍。人们只有靠着种植多种农作物才能生存下来。因此所有人都种植蔬菜。早春时节，人们将富含蛋白质的豌豆和蚕豆种植到田地中，到了秋季便收割。豆荚等到变干了就可以摘下来，梗可以作为肥料重新撒到田地里。蔬菜和各种草本植物补充了以面包和粥为基础的素食食谱。
大多数农户都有几头家畜——一两头奶牛，一些猪、绵羊、山羊和鸡。如果运气好，还会有一匹马或一些耕牛来帮助耕种。这些家畜可以提供肉食、奶、皮革和羊毛。作为春季的一桩大事，剪羊毛的日子要精心挑选。这一天，从西方吹来的暖风会带来几分夏天的气息，妇人们打开窗子和房门，让这暖风驱散室内的烟尘，并送入清新的空气。室外，村里的羊群在柳条制成的围栏里挤成一团，空气中充斥着羊毛的气味。男人们穿着皮草短上衣，将绵羊一只一只地抓出来，用简易铁剪灵活地将羊毛从这些温驯的牲畜背上剪取下来。然后，小伙子们将这些剪过毛的、不知所措的、浑身发抖的绵羊驱赶到附近的畜栏中。小孩子欢喜雀跃着去收集羊毛，并把它们放到木制的架子上，在阳光下烘干。
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牧场的牲畜们能够自行觅食。尤其是猪，它们在秋季会自己找橡子和山毛榉坚果吃。但在冬季喂养牲畜，就是另一回事了，最大的挑战便是如何使家畜存活下来。多余的公畜和不再产奶的奶牛都会被卖掉，或者在秋季被屠宰，目的都是为最有用的牲畜节省干草。所有工作中收割干草是最重要的。农夫们从6月份开始割草，到7月份结束。这一过程和气候密切相关，因为干草必须是完全干燥的，这样才不至于在收割后变质。天气晴好时，人们拿着锋利的长柄大镰刀在草地中辛勤收割，割下的农作物就成排地散在田里等它们变干。人们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来翻动一下这些作物，以达到更好的干燥效果。等彻底干了人们才将稻草堆起来，并在最外面加上一个可以挡雨的茅草屋顶。作为一年中的大事，收割干草却是如此依赖于干燥的条件。湿润的年份，会导致来年冬天储备粮食的损失，也许这对所有牲畜来说都是损失。所以我们说，气候又一次决定了一切。
即使年景不好，农夫们也不得不支付税负和教会的什一税，用作食物供应的粮食也就相应减少了。一个有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农夫，至少需要2公顷的田地才能生存。而且所有人，甚至就连小孩，也都得去种植蔬菜，并寻觅蘑菇、坚果和浆果。如果霜冻或者暴风雨使收成很差，那么2公顷田地也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盈余了。这种情况持续几年后，饥荒和各种疾病就会接踵而至，最幸运的情况也是营养不良。在那些冰冷和绝望的寒冬里，肯定会有一些人因为粮食供应不足而死去。
每年夏秋之交，所有社区都在收割作物，并向上帝的恩赐表示感谢，因为生活确实不易。永不休止的季节更替，作物种植、生长和收割的定则，生老病死的事实和上帝那反复无常的想法，都主宰着人类的命运。
在长期的天气预报尚未出现的那个久远时代中，所有人——不论是国王或贵族、地主、商贾或农夫——都任由暴雨和干旱、狂风和夏季晴好的天气所摆布。但在公元800—1300年期间，夏季变暖。以及更稳定的气候条件已经变成一种确定的趋势，周期性的气候变化也暂时减缓。正是在这持续5个世纪的中世纪暖期里，欧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更大、更远的事物发展图式中，大约持续了20代人的中世纪暖期，不过是转瞬的刹那。这几个世纪内温度的小幅度变化，与距我们最近的冰河时代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距今大约12000年前，全世界经历了一段持续变暖的、被地质学家称为“全新世”（the Holocene）的时期并持续至今。一代代的科学家们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构拟出了一万年内的气候变化图，并表明自冰河时代结束后的暖期以来，全球气候变化很小。但近年来，研究古代气候的古气候学（Paleoclimatology）所发生的变革（参见专栏1-1），改变了我们对全新世的认识。
如今的气候学家们在海床和湖床上钻孔，从格陵兰岛和南极的的冰原下获取了岩芯，还仔细研究了古树干上的年轮顺序。他们的研究表明，全新世的气候一直在不停的变动中。我们现在不仅能识别以千年为周期的冷暖变动，而且也能识别较短时期内（尤其是最近2000年）的这种变化。气候从略微湿润到略微干燥，从较暖到较冷，反复变化，永无休止。有些变化能持续一个世纪或十年，而诸如厄尔尼诺①等现象，持续时间不过一年而已。气候学新技术向我们表明，气候的时钟能加速和减速，会动摇并突然改变方向，甚至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稳定，但永远不会停息。
没人确切地知道是何种力量驱动着气候的钟摆。地球倾角的微小变化以及太阳黑子的活动，最有可能引发气候变化。例如，由于太阳黑子活动减少，17世纪时的气候在小冰期显得尤其寒冷。冰岛、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火山活动，也是影响气候的外力因素之一。公元1815年，爪哇松巴哇岛上高达1300米的坦博拉火山猛烈喷发，含有大量火山灰的浓烟冲人大气，遮天蔽日，这使欧洲渡过了著名的“没有夏季的1816年”。近年来大多数气候学家开始相信，这一发生在大气层和海洋之间的、复杂而难以理解的相互作用，是导致气候突变的重要因素。气候学家乔治•菲兰德（George Philander）称，这种现象就好比两个截然不同的舞伴之间的舞蹈，其中一个快速敏捷另一个则略显迟缓。他是这样描写的：“大气层快速、灵活而敏捷地对海洋的暗示做出了反应，海洋则显得笨拙而迟缓。”同样，我们人类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方式与这对舞伴共舞，有时显得很坚决。但通常情况下还是显得很勉强。
现在我们也已经明白，这周期性的气候舞步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多么惊人的影响。比如6世纪时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特大暴雨，摧毁了建立在秘鲁北部沿海地区河床之上的灌溉渠，几代人的成果就这么付诸东流；1000多年前，发生在美国西南部地区的大旱，迫使古波尼托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然而就在波尼托人由于旱灾而背井离乡时，中世纪的欧洲农民却受益于可预测的气候环境、恰到好处的降雨量以及稍微温和而干燥的气候条件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全部体现在一些细节之上——粮食收成好、人口增长、砍伐森林的活动增加、繁荣的贸易和深海渔业，以及奢华的教堂。当然，这并不是说气候变暖改变了一切，毕竟其影响力十分有限。但令人兴奋之处在于，我们现在开始在那些看似微小的气候变化与所有历史事件之间建立联系，而这种做法，在上一代人看来还是不可想象的。那时，除了几位著名的另类学者之外（比如瑞士历史学家卡尔•菲斯特（Karl Pfister）花费多年时间研究葡萄酒节的日期），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不把气候剧变放在眼里。因为这些科学知识的门外汉们，并不熟悉那些气候学的新资料。而现在，我们能看到气候变化是塑造中世纪历史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对那些生活在小村庄里的耕种者或者北海上的渔夫而言。
大约在公元1120年时，马姆斯伯里镇的僧侣兼历史学家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在旅途中路经英格兰西部的格洛斯特之谷（参见图1-2）。他对那片富饶地区的夏季风光羡慕不已，并在文中这样写道：“在这里，你能看到道路两侧种满了果树。这些树不是人工栽培的，而是自然生长的。在英格兰，再没有哪个郡有这么多优质的葡萄园。这些葡萄园无论从土壤肥力和果实甜度上来看，都是最好的。这里出产的葡萄酒，没有那种令人不快的酸辣味道，甜度丝毫不逊于法国酒。”威廉看到人们在野外种葡萄，并将藤挂在杆子上，他们都不用刻意地布置用来抵御严寒的围墙。当时的气候条件很理想：葡萄藤在其开花前后不会受到春季霜冻的影响而自由生长；在夏季葡萄藤可获得充足的阳光、温度和适当的降雨；……
第13章 静静的象群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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