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于2009年3月3日在京拉开帷幕，新浪网将与中央重点新闻单位和地方主流媒体合作邀请高端人物、代表委员谈两会关注议题，并与网友在线交流。
2009年3月7日19：00，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和新浪网联合邀请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代表、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委员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委员做客“2009年全国两会系列访谈”，谈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路到底有多远。三位嘉宾认为要想吸引大学生到基层，从国家政策的角度，应该让下基层的人、能吃苦的人，在政策上不吃亏，这是非常重要的。以下为访谈实录：
主持人：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和新浪网联合推出的2009年全国两会系列访谈。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是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代表、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委员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委员。
今天的话题是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路到底有多远。大家一说起到基层就业，感觉特别苦、特别累，好像没有出头之路。我听说三位都曾经在基层工作过，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三位当时在基层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顾海良：提这个问题是遥远的历史，那时文化大革命时期，1969年，我初中还没毕业就到农村去了，现在说起来40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农村的生活至今还记忆犹新。尽管在农村从当农民，当生产队的会计，当民办教师等等，尽管那个时代背景不一样，但对于自己成长来讲还是有意义的。现在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国情的理解，经过基层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现在讲基层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这一次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边，对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其中第一条就是基层。
主持人：基层包括什么概念？
顾海良：包括农村，包括城市的社区，还包括队，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基层的概念。时代的变化，基层的含义也变了，实际上现在大学生可选择的基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主持人：瞿书记当年的经历？
瞿振元：我没有在农村，也没有在部队，也没有在工厂工作过，应该说在那个时代，今天看来我算是幸运的人，没有去上山下乡，学习在清华大学，工作在清华大学，以后30多年的时间才到了教育部工作，现在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工作。
顾海良：你是文革前进大学的。
瞿振元：我是64年进大学的。
顾海良：我是文革的时候上初中，就不一样。
郗杰英：很巧，再过几天3月12号就是我工作40年。
主持人：您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郗杰英：我是69年3月12号到北京玻璃总厂做一名普通的工人。从学童工干起，从16块开始挣起，从普通的工作做起。基层首先是能够了解我们这个国家最基本的状况，了解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对走向社会的人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学可上，文革中69年到工厂，我们那么小，没有了学习的机会和条件，到基层去了。但现在回想起来，在基层，在最普通的岗位上学到的东西对我们终身受益。
主持人：像各位的年纪，那时你们上大学真的应该算是精英教育，真是万里挑一，但那时大家到基层工作觉得很正常，没有觉得大学毕业必须留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现在已经大众化的高等教育阶段，大学生今年毕业就有600多万，为什么在大众化的教育阶段反而不愿意去最基层的地方工作呢？
顾海良：尽管我们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但大家的期望值历来都是比较高的，大家认为要到经济发达地区，到科学技术先进一点的部门、行业，我们对就业的期望、就业的追求无可非议，但是任何一个就业问题都是一个社会问题，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有些岗位供求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国家大学生实际上不是多了，相对还是少了，只不过就业的方向、就业的结构不合理。不要讲中等城市，一些其它的中等城市、小城市，一些县城的人都很少，我们湖北有一个中等城市，他们出来的学生十个回去只一个，也就是考上大学十个人，最后回到中等城市只有一个人，说明还是回去的少，大量拥挤在大城市。实际上我们国家需要大量的人到基层去，到中小城市，到县城，甚至到农村等等。那里对人发挥才能应该具有更大的空间。
从当时来讲，当时有一个口号，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个口号是适应那个时代的，现在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就业供求状况的变化，我们的本科生必须认识清楚，当基层需要大量人的时候，正是我们大学生发挥作用、发挥才能极好的时机。拥堵在热门的岗位，看来短期内收入会高一点，但长远来看不利于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我们现在接触很多优秀的人才，绝大部分都是经过基层锻炼，从基层一步一步走出来，然后走向事业更加辉煌的未来，更加辉煌的高峰，有这样一个经历和过程。
瞿振元：刚才讲的一个叫情有可原，想到大机关、大城市、大单位，很多人都这么想，这也是一种现实情况。
另外，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从大城市到中等城市，到普通乡镇，甚至到边远的农村，梯队很大，城乡之间过大的差距也会在人才流向上、就业的流向上造成问题。
但是这两个问题也是一个互相的循环，越穷的地方越没人去，越改变不了，那就越不行，是这样一种循环。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站在今天现实的角度来说，你想要去大城市、大机关、大单位情有可原，但另一方面又限制你，大机关、大单位、大城市装不下的时候到哪儿去？另外，我们这个国家总的还是要发展，这种穷的地方，面貌总是要改变。而且我们现在又有了这样一个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这种转变，我们老说1998年是一个基数108万，现在是611万，一下子6倍的比例，都堆在一起肯定不行。但是现在这种状况合理的就业趋向，同时也是个人可能去的合理岗位，怎么办呢？应该导到基层去。海良刚才说的，我们说的基层也不是指西部最边远的山村，部队也是，城镇的社区也是，还有农村，农村这一块还有几种情况，比如都是属于中组部，还有各省市的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有一些有组织、有安排的，和过去上山下乡的情况可不一样。
在有安排的情况下，又是比较现实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导向到基层去，也是当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合理选择。
主持人：用政策来弥补城乡差别。
顾海良：到基层去的政策，实际上已经不是今年才有，而是实施多年，团中央的西部计划，我们选择一些优秀的青年报名去了以后，两年以后回来念研究生，各方面都是给予相当宽松的政策。这些人我们也跟踪了一下，回来以后和没下过基层的研究生相比，特别是搞人文科学的，他们的根据、理解问题的深度、包括他们写论文的选题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主持人：听说郗委员的儿子在毕业第一年就去了基层。
郗杰英：我的儿子是在西部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就让他到云南支援。这一年对他的作用特别明显，他在北京出生、北京长大，没有离开过家，他这一年到基层，到镇里、县里、村里，比如农村集体选举他知道，计划生育怎么回事，怎么在云南种烟叶，这一年对一个青年来说，把他的书本知识变成社会知识非常重要。
现在的学生有很多优点，视野开阔、文化程度高，但是现在与人交往的能力，对基层的了解、办事的能力、动手的能力，有时候还显得比较弱，到基层去就提供了这样的舞台。比方说他去给农村青年搞图书馆，动员北京的各个单位捐书，捐了书之后，图书馆怎么办？怎么搞图书编码？怎么让大家登记，能够读书，而且能够按照一定规则去办？在大学没教这个，就开始四处去打听。比如说搞一个学会，搞烟叶学会，学会怎么办？得登记，到民政局、科技局一跑，就知道这些事在基层应该怎么办，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对大学生就业问题我想讲两句话，一个是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要千方百计做出努力，国务院的七条讲得非常清楚，措施非常到位，而且刚才校长讲了，1969年、1968年、166年到基层去，背着包就去了，到农村去，大车一拉到那儿下来，你就在这儿住，在这儿吃了，挣工分了。现在我儿子到基层，每个月国家补贴600块钱，家里也补贴一点，都比原来强得多。确实社会各方面，国家是千方百计地做出努力，使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得到缓解、得到解决。
对于大学生本人来说，大学生本人要做出千锤百炼的思想准备。社会不是一帆风顺，包括求职过程中，不是说有了政策怎么落实，说有人打电话给我，中央很多政策，但是我到工商局去问你们有什么优惠，我们不知道。去银行贷款，人家说你小青年贷什么款。政策的落实还需要时间，政策能否有效还需要评估。所以，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在职业生涯过程中，要经受锻炼，要积累知识，要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来了解国情，弥补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基层正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现在城乡基层那么多岗位，公共服务岗位太多了，这些岗位国家正在设置，并且有政策配套、资金配套。现在下基层有些学生说现在专业不对口，可以降低就业期待，就业期待高了，这个高当然不是学生的问题，家长就业期待也高，本人也高，原来社会也高，大学生出来就得干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工作。现在降低就业期待，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来对待职业的问题，要有一个抗挫折的思想准备，不都是一帆风顺的，本身过程中就会提高能力。不要认为到高科技的地方就是好地方，白开水有白开水的味道，基层有基层的味道。
瞿振元：政府必须要有长远政策
主持人：大家说的都是有国家的配套政策，过去你到下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其实这种在基层锻炼一年到两年，还明确有一个上升空间，知道自己以后路是怎么走的。但这是不是一种过渡呢？因为国家可能还是更希望这些大学生充实到基层岗位，能够真的把您说的贫富不均的地方给它更平衡了。
顾海良：现在的政策是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过渡性的，做了一个设置。实际上我认为，尽管我们现在遇到就业问题，有些政策看来是权宜之计。但这个权宜之计的设计也是为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一个长远的设计，有一定时间到农村的锻炼，比如两年、三年，这一段时间充分地了解基层，以后国家招考公务员，或者是其他岗位的空缺，是以有这种资历和阅历为基础的招聘的方式。大家看今年公务员招考里面，把有没有社会阅历，有没有社会经历，有没有实习过程看成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这可能是一种设计。
另外，因为农村确实需要大量的人才，我想会有很多很多大学生到了农村以后真正会体验到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知识，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会安心于基层工作。比如农村的教师等等，还有城市的社区建设，社区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需要补充大量有知识，有能力而且有世界眼光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去。他可能去感到乐趣无穷，是发挥自己能力的一个重要场所。因为中国的社区建设，怎么做成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建设，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需要人去实践，需要人去研究等等。这两种都会有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阅历，自己成长的经历。还有基层确实需要大量的人，去了之后大家会体验到基层的工作，也是非常有甜头的，也是能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个人的价值，能够在社会发展中得到实现，肯定会有这样的情况。
瞿振元：两者并存，一种是过渡性，而且明显的带有过渡性。还有一个是相对长一些的，准备在基层的整个组织当中发挥作用，在整个基层甚至企业事业各个方面发生作用，而且这确实是两种。
对第一种来说，有些特别明显，比如当兵，政策非常优惠。比如说我们国家每年大概征兵是60万左右，这一次面向大学生可能至少是10万左右。去了以后，你只要去，你的学费全部返还给你，如果你借贷的，把贷款还掉，如果你自己拿的，还你学费，这也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对国家来说，另外有一个好处，我们部队的兵源质量文化层次就会比过去有很大的提高。过去义务教育完了，那就是九年，高中完了就是十二年，但是现在要大学生去，大学生在部队里，兵源的质量，特别是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现在我们还有很多高技术的部队，急需人才，现在直接去，对提高部队战斗力长远来说我认为影响深远。大学生本人在部队干几年，反正我们自己都经历过，我们身边都有，大学生干两年，如果当军官了，在部队有另外一条发展的路子。如果转出来，确实大家都会有一种体会，大学毕业又军队干过的，有军人素养，又有大学的知识、组织纪律、吃苦耐劳精神，整个人感到一下子提高了很多。这种人我觉得会有工作上的优势，是一般大学生不具备的优势。社区工作也好，村官也好，临时性的过渡性色彩很重。
另外我觉得作为政府，作为有关的部门，要瞻前顾后，把有关的政策想得更明确一些。比如大学生村官，北京一年2千到3千，如果一个村两个村官，一个是行政，一个是党，以后就是4、5千人，每年出口4、5千人，你进去容易，三年以后出来呢？这三年当中北京政策很好，第一年2500，第二年3000，这是很好的。但是你出来的时候，真是2、3千人出来的时候，甚至4、5千人出来的时候，作为政府要想的周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