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福区当“村官”的刘燕（右）刘红南（中）和蒋多利（左）。图／记者殷建军
中央决定，从2008年开始，用五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这意味着一批“80后”大学村官的出现。
为引导应届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去，国家公务员局10月进一步明确：“加大从基层和生产一线考录公务员的力度”。例如：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的录用计划中，会有一半名额让位于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非应届毕业生——在总量中的比例比去年增加了10个百分点。
种种政策风向表明，“到基层去”正逐步成为一种新趋势。专家认为，“在这批大学生村官中，未来将会产生一批重要的领导干部”。我们特意将报道视角瞄向这批从事基层工作的大学生。他们的“基层经验”也许就是未来的“中国经验”。
“村里来了大学生，是个城里伢子。”
8月18日，浏阳市永安镇山水村炸锅一般，一个略带腼腆的大男孩来到这里。
他是陈龙，家住长沙市赤岗冲，毕业于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那天，村里老老小小都过来看他。陈龙说：“像看动物一样。”
60岁的村支邓并茂把陈龙带回家住下，带着陈龙到处串门。他还把摩托车借给陈龙，作为他上下班代步工具。
“大学生聪明，有学问，会帮我们做很多我们不能做的事。”邓并茂寄希望于陈龙。
陈龙不是个案。按照中央作出的十万大学生进农村的安排，今年将有两万大学生进入农村。
这也不是一时冲动的决策。在这之前，许多地方已经开始了这种尝试，包括长沙市。1999年，宁乡县即开始招聘大学生任村官；2006年，长沙市开福区进行了选聘大学生村官的尝试；2007年，浏阳市也开始选聘大学生村官。
新技术新观念让村民大开眼界
2007年起，浏阳市洞阳镇东园社区，闲置已久的电脑终于派上了用场。
这是大学生村官黎烨的熟练操作的结果。遇到问题，村民们就来找“黎书记”，让她上网查查资料，查查信息，找找解决方法。
电脑、网络视频、新技术、娱乐……大学生村官带来的新技术新观念让村民大开眼界。
张驰原是《浏阳日报》记者，现在也在浏阳做了村官，职位是浏阳市永安镇大安村村主任助理。大安村有两个浏阳市的重点项目，“也许在这里我会做得更好”。
“来的大学生不够分。”浏阳市洞阳镇人大主席黄峰说，洞阳镇大学生村官最多，前后共接了五个，但有十几个村抢着要大学生村官。
浏阳市委组织部的目标，是力争用3到5年时间，使全市基本实现每个村（社区）班子中至少有一名大学生的目标。
“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少，村级基层组织成员年龄偏大，文化偏低，后继乏人。”长沙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黎明说，“社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农村基层组织所担负的任务越来越重，要求也越来越高，仅凭老同志一种力量，不足以担负重任。”
进村磨合期让大学生大受考验
2006年7月，刘燕考上村官，分到开福区青竹湖镇太阳山社区。
太阳山社区支部书记对她说：“年轻人，刚出校门，首先就得练胆量，得去大胆地工作。包括计划生育工作。”刘燕上任第一件事是育龄妇女培训，对大群育龄妇女们讲课，发放计生用品。她说“身上的血全涌到脸上去了”。
大学生村官进农村都有一段磨合期。分到开福区的蒋多利，第一项工作是上堤抗洪，为照顾女孩子，她被安排去做最轻松的事——割草，经常把手刺伤了。
分在开福区捞刀河凤羽村的小伙子刘红南，入村第一个战场也是在抗洪大堤上，三天没洗澡。刘红南来自娄底农村，大学毕业后在省直机关工作了一年，2006年考回农村，“省直机关的环境太沉闷，和我的性格不合”。
当然，从象牙塔走向农村的路上，并不总是坦途。
李静（化名）2007年考上村官，属浏阳第一批大学生村官。久在城市的她，到农村后全身过敏，长满了紫斑，治了多次不见好转。她成为水土不服而退回城市的第一人。
来到农村，大学生们要过方言关，要习惯生活中的寂寞，还要坚强地面对亲戚、同学、朋友之间的攀比。“你工资多少？”“你家孩子大学生毕业怎么到农村去了？”这是不少大学生村官及其父母经常听到的。
一位大学生村官笑着说：“现在大学生到农村是稀罕事，以后将变成时尚而常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