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碳排放指标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已经确定。执行方式可能是建立在省份级别的领导签署“军令状”的基础之上，即作为一种约束性的硬指标，分解到各地区。

　　据王克回忆，在今年6月举行的研讨会上，地方官员向国家发改委的研究人员频频提问。他们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城市基础碳排放量的统计与检测方法；第二，中央与地方如何分配财政投入；第三，是否存在可以学习的现实案例。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顾朝林教授看来，这些都是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就像“做生意之前要摸清家底、算好账”一样。

　　事实上，我国省市一级的碳排放清单长期处于空白状态。试点中的五省八市，还未提交任何具体规划。至于财政投入是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节能减排任务中2000亿元的中央财政投入看齐，目前尚无定论。

　　“做好基础性工作，能比‘神七’上天还难吗？”顾朝林反问道。

　　一些城市的规划小组还将“低碳”简单地理解为节能减排，甚至在方案上也部分照搬“十一五”中的节能规划。

　　但类似于通过大批淘汰落后产能而减排的方式潜力并不大。仅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各省累计淘汰的小火电机组已超过1000万千瓦，这一规模超过了英国全国的火电装机容量。

　　“低碳建设应该进入统领性的整体城市规划，而不仅仅是工业减排的附属品。”王克说。

　　建设低碳城，绝对不是政治任务，而是一种责任 

　　“大家都想建设低碳城市绝对是好事情，但不要把它当做是政治任务，而要视为一种责任。”作为中国最早研究低碳城市的学者之一，姜克隽曾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宣扬低碳城市的意义，那就是创造宜居环境、保障能源安全、在新能源经济领域实现我国技术上的后发优势。

　　而事实是，不少地方官员将低碳城市的建设目的视为“为气候谈判服务”。在一些研讨会上，有些官员经常会借用我国代表在世界气候谈判大会上的发言词，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作为开场白。

　　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家发改委曾举行过一次研讨会，听取一些地方负责人预估的减排目标。在讨论过程中，各省份代表均以其他省份代表的主流减排目标为参照，有的将目标从30%增加到了40%，也有的从50%减少到了45%。最终，几乎所有代表的意见都趋同于45%，这也是我国承诺减排目标的上限。

　　“每个城市资源禀赋都不一样，有些城市应该更激进，有些城市则太激进了，缺乏科学性！”一位专家评价道。

　　今年，王克所在的课题组帮助贵阳市制定了一份《贵阳市低碳发展行动规划》。而在东部某发达城市举行的一次规划研讨会上，王克发现，该市给出的规划方案，居然大部分抄袭自那份贵阳的行动规划。在提评定意见时，王克没好意思写明抄袭，只是委婉地表示根据该城市的发达程度，已经“不需要再延长产业链做深加工了”。

　　在姜克隽看来，城市建设主政者应该转变思维，“低碳不是包袱，是财富”。

　　去年，他到斯德哥尔摩开会。在清晨，他发现大批市民自发骑车上班，原本的两条机动车道一条变成了自行车道，剩余的也以公交车为主。姜克隽忍不住掏出相机拍下了这一幕。

　　他告诉记者，这座古城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每个决策环节都必须考虑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目前斯德哥尔摩已经实现了1990年基础上的25%二氧化碳减排，并计划在2050年成为零碳城市。

　　近日，一则来自北京近郊怀来县的新闻吸引了姜克隽的注意。新闻中提到，一条大街改造后全长4260米，车行道宽度24米，道路档次大大提高。今年年初，这座城市提出了要在经济开发区内建起新城，打造成中国第一个零碳城。

　　“太宽了！”姜克隽连连摇头，在他看来，一个人口不足20万的城市，建这么宽的大街走的还是“建汽车城的老路”。

　　11月29日，记者回访了这座“零碳新城”。除了一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两层生态新城规划馆外，这片方圆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依然荒草丛生。

　　而在展馆西侧那一排银白色的太阳能路灯下，那块印有“零碳城”字样的巨幅围墙式广告牌也已悄然撤下。本报记者 林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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