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记者 唐薇 实习生 蒋晓敏 发自北京

　　许世森，今年46岁，西安交大热能工学博士，在离开校园后的二十多年里，他窝在电力部热工研究院，宅实验室、写论文，读圣贤书，偏安一隅于古都西安，尽着一介书生的本分。2010年，许世森拖家带口来到了另一个古都，北京，进阶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院长。他做起了买卖，卖的是液态CO2，而所有他卖出去的CO 2都是利用碳捕捉技术(学术全称为CCS，碳捕捉及碳封存)从华能电厂的燃煤发电废气中收集而来的，这项技术正是许世森蜗居西安研究了小半辈子的课题。以前一海碗臊子面能管一天的陕北汉子许世森，如今每天周旋于饭局、宴会、接待参观团、出国考察谈项目之间，称谓也由许教授变成了许总。背靠华能这个央企的庇荫，许世森成为了新一代的“红顶商人”，尽管一成不变的黑框眼镜、说话依然慢条斯理的气质和气场还未从文弱书生中完全跳脱出来。

　　吕学都，清华大学工学博士，官至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最早向国人介绍碳捕捉技术的专家，许世森的“拜把兄弟”。说是拜把兄弟，其实两人也就见过一两次面，但因为同样对碳捕捉技术的肯定，令两位书生间并没有惯有的文人相轻，反而多了份江湖上的英雄相惜。2010年，许世森进京之际，吕学都离京，借调至菲律宾马尼拉任亚洲发展银行气候变化与碳市场顾问，从官员到banker，吕学都和兄弟许世森一样，成为了一名“红顶商人”。两个书生，一个在异乡四处兜售着碳捕捉而来的CO 2，一个在异国推销着碳捕捉技术，相望于江湖。

　　赶鸭子上架的CCS项目

　　2007年7月，国家能源局决定建设中国第一个CCS示范项目，委托华能集团承建，选址在北京三环之内、与国贸近在咫尺的华能高碑店热电厂。对于这个timing，作为国内CCS课题领头人的许世森犹豫过，能否一举成功心里无底，毕竟碳捕捉在发达国家也还是很前沿的技术。承办方华能也想sayno，一个全新的项目上马，动辄投入好几千万，谁都不能保证能不能盈利，甚至能否收回成本都是个未知数。其实，能源局看似仓促的决策有它的难言之隐，为了体现绿色奥运会的特点，同时能让莅临奥运会的各国政要亲眼见到中国在低碳节能方面的确身体力行有所建树，毕竟能云集各国政要于一堂的时机并不是常有。作为央企，又是燃煤排碳大户，华能只能义不容辞了一把。一年不到，高碑店CCS示范项目成功落成并运行，赶在了奥运会开幕之前。投资额压缩到3000多万，一个对于亚洲电王华能集团来说能承受的数值。高碑店CCS项目因为旨在示范及为以后更大产能的CCS项目收集研究数据，所以年捕集量仅为3000吨，高碑店热电厂CO2年排放量400万吨，捕集率为0.075%。许世森作为项目总负责人，呕心沥血、度日如年，承担着学术上、经济上、政治上三重压力。所幸的是，这个示范项目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捕集到的CO2纯度也达到了食品级标准(可以直接用于可乐等碳酸饮料的生产)。

　　原本普普通通的高碑店热电厂因为这个碳捕集装置声名鹊起，成了北京奥运会期间各国政要参观的热门之地，国家能源局总算松了口气，背水一战的一招险棋，赌赢了。国际上最著名的两份科学杂志《自然》和《科学》也对这个装置做了详细报道。它光荣地成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一个展示窗口”。

　　2009年，上海世博会前夕，华能集团“乘胜追击”，在华能上海石洞口热电厂建立了第二个CCS项目，同样顺利赶在了世博会开幕之前。捕集规模扩大了40倍，不再局限于高碑店的“示范”目的。华能集团这回动了真格，投资了1.5亿元，CO2年捕集量陡增至12万吨，这也是全球在运行的CCS项目中CO2年捕集量最大的一个。

　　“美国电力公司参观完华能集团在上海的CCS示范项目都傻眼了，他们原本是向我们推销技术而来的，没想到最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跟华能寻求合作，要采用华能的CCS技术，针对他们的燃煤电厂进行可行性研究！”许世森谈及今年1月份华能集团和美国电力公司的合作时，眉飞色舞，原本不疾不徐的语速也轻快了起来，犹如孩子被夸奖时父母与有荣焉。2011年1月18日，华能集团与美国电力公司签署了协议，将采用华能集团自主开发的碳捕集技术，对美国电力公司一座60万千瓦燃煤电厂进行年捕集150万吨二氧化碳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并适时推进每年150万吨二氧化碳捕集示范工程的建设。撇去这里面的经济效益而言，随之而来的成就感才是让许世森兴奋的源头，年捕捉量150万吨意味着一旦成功，将是个令全世界科学家咋舌的数据。

　　两组碳捕捉装置的成功运行，作为兄弟，吕学都本该为许世森高兴的。但正是因为这两组大获成功的碳捕捉装置，却让兄弟间产生了“嫌隙”。

　　CCS是救命稻草吗？

　　“我不是新闻发言人，也不善于和媒体玩外交辞令，我直说了，CCS技术成本高，效率低，它绝不是减排的最有效手段。”吕学都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的一开始就泼了CCS一瓢冷水，已是banker的吕学都书生意气不减，快口直言，难掩对兄弟许世森主持的这两个密集上马的CCS项目之担忧。

　　大约3年前，吕学都把CCS这项源于欧美的技术系统地介绍进入中国时，也曾经兴致勃勃过。为了给它起个既朗朗上口又能准确地传达其作用的中文名儿，吕学都还和外交部的官员们多次讨论，相继翻译成“碳收集”、“碳收存”、“碳捕集与碳封存”等名称。“现在叫什么的都有，但也说明了大家开始对这项技术感兴趣了”，吕学都笑着说，“不过现在叫成碳捕捉还是不太好听，搞得CO2像罪犯一样。民众都以为CO2就是污染环境的罪魁祸首，真的是把CO2冤枉死了。不论是我们人的身体，还是工业，自然环境，没有哪一样不需要CO2的，缺了CO2，地球早完蛋了。”

　　吕学都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能耗大国而言，没有哪一种技术可以扭转乾坤以达到减排目的，根本还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也就是我们常提的调整产业结构。尽可能地让低碳能源占更大的比例，像核电、天然气发电、太阳能发电、风能发电等。如果还是以煤电为主导的话，CCS技术也只是杯水车薪。当然，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肯定还会长期存在，产业结构的转变需要时间和耐心。

　　高成本是碳捕捉的缺陷之一，能耗高更是致命伤。吕学都采访过程中一直强调，企业在没提高能源利用率之前，不要轻易尝试CCS，“CO2收集、压缩、运输，这系列过程是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的。根据初步估算，它的额外消耗达到20%。假如你的能源利用率不高，装这套体系还要额外耗掉能耗，那等于需要排放更多的CO2来达到收集CO 2的目的，完全是得不偿失！”

　　更让吕学都耿耿于怀的是华能集团为这两套设备搭进去近2亿元投资，他太心疼了。原来，在吕学都担任中国气候谈判代表期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等部门磋商良久，考虑在国内选一两家企业来做CCS技术示范。并就此跟发达国家谈判，希望碳捕集装置和运行费用都由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欧盟同意了，并着实筹了几百万美元让我国先做可行性研究，且应允会继续支援后续的几亿美元资金。但华能的这两个项目上得太急了，全部自掏腰包，吕学都辛苦谈成的协议也无疾而终。

　　吕学都有点恨铁不成钢地叹道：“他们就是弄不清楚自己该享有的权利，国家近年来在出面帮企业减排争取各种优惠政策，但是中国的企业只知道埋头苦干。人家欧盟看到我们自己都干得红红火火的，以后自然就不会轻易承诺什么啦。”尽管在联合国EB(执行理事会)工作了8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EB委员，但吕学都的胳膊肘儿绝对是往自家拐的，他始终坚持企业搞低碳经济时，在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之前，不要冒险尝试，而应该让发达国家尽他们的义务，为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兄弟的“痛心疾首”的的确确是为了自己着想，但许世森对此却有另一番思量：“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依靠发达国家提供援助肯定是不行的，一来它们不会无偿出钱，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附加要求，比如说CCS技术他们可以免费给我们，但设备要求我们买他们的之类，二来关键还是我们要掌握这项技术，不能总处于技术劣势。”许世森觉得中国的企业要抢占低碳经济的优势地位，还是要靠自主研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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