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我就听说过山东曲阜师范大学考上研究生的学生很多很多。那是一所地处孔子家乡、偏居郊区的地方性院校，学风很好。我从来没有觉得一个学校研究生考多了有什么不好。直到最近《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一些地方院校成为“考研基地”，并批评学校以应试教育为指针，目光短视，才让我思考地方院校考研更热的问题。

　　考研热，是近年来高校里的普遍现象，不独曲阜师大才有。为什么重点院校的考研热被视为合情合理，而地方院校的考研热却受到质疑？这种质疑背后潜含的又是一种什么心态？为此，我们有必要检视我们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环境，看到底是学生和学校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制度和环境有什么毛病。

在我看来，地方院校的考研热，首先是广大学生和学校对不平等教育制度的集体抗争。这种抗争，依靠个人奋斗，付出辛勤汗水，换来深造机会，改变生存环境。其手段和目的正当，学校给予支持理所当然。

　　地方院校招收的学生大都来自农村。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治结构，农村学生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平等的起跑线上；加之国家多年来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投入体制，农村学生意味着必须要付出几倍的汗水才能跨进大学门槛。处于弱势地位和不平等起点上的学生，依靠自身努力而考入大学，进而再依靠勤奋学习继续深造，是个体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取径，此外别无他途。难道这些学生应该坐等不平等的教育制度带给他们的命运，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吗？不仅是教育起跑线不平等，还有人为设置的障碍，或者说是裁判不公，可以随时把你拉下赛场，或等待你付出几倍的努力去跨越。这种“裁判不公”就是不公平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地方院校里很多学生就是被不平等的录取分数线而生硬地挡在重点大学门外的牺牲者。在山东这样的人口大省和高教小省，在浙江这样的经济强省，在湖南这样人杰地灵的中南省区，高考录取分数线常常要比首都北京和其他一些省份高上几十分甚至上百分；即使在同一省区，广大农村所在的县市又常常比省会城市高出几十分。如今，很多遭遇“裁判不公”的地方院校学生凭借自身实力展开新一轮冲刺，为自己赢得新的机会，恰恰是令人欣慰的事情。

　　还有不合理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也把地方院校学生置于不公平的环境中。如今中国的高等教育投入，几乎就是一种“马太效应”：本来已经充足的重点院校继续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动辄几亿甚至上十亿元；本来就嗷嗷待哺的地方院校依然处于饥渴状态，资金短缺，入不敷出。如此条件下，地方院校师资力量难以加强，教学条件有限，所学者少，所见者寡，学生生活条件也难以得到改善，甚至连国家提供的助学贷款都享受不到。教育是公共产品，如果说中小学教育关系到起点平等的话，那么大学教育则涉及公共知识的创造，重点院校和地方院校得到的待遇决定了两者在这一点上有着明显分殊。教育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其实已经决定了地方院校无法和重点院校相竞争。“人往高处走”，地方院校鼓励学生通过考研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受教育条件和环境，实在是值得鼓励的行为。

　　当然，天下没有绝对公平的事，目前的中国社会现实更是如此。知识改变命运，学生们无法改变不公平的教育制度和环境，却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赢得更好的教育条件，跨进更高的殿堂。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大趋势下，很多重点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更何况地方院校呢？他们继续深造，增强自身竞争力，争取更好的就业机会，而不靠爹妈不靠关系，实为当前就业大环境中所采取的合理对策。我们没有必要以他们考研的目的性太强、功利性太强来指责莘莘学子们的选择。难道重点大学学生就不想找个好工作？地方院校难道不为自己的学生尽可能地创造好的条件和环境，而应该百般阻挠他们积极向上的求学之路才对么？地方院校为国家的研究生教育，为其他院校源源不断输送优秀人才，真的是短视行为吗？如果说考研就是应试教育的延伸，那么，重点大学考研也是如此，而不应该只将板子打到地方院校学生身上。综观中国目前的大环境，处处都是考试：小考、中考、高考，

　　考研、考博，毕业后找工作用人单位还要考，公务员竞聘也要考，单位评定职称还要考外语。一些能够进入大城市混得有点头脸的人，哪一个不是身经百战才立稳了脚跟？应试是我们这个社会和教育长久培育的传统和大环境，一定阶段一定时期，你不顺应它就会被碰得头破血流，连饭碗都找不到，即使重点院校毕业的学生也未能免俗。像曲阜师大这样的地方院校，一边为地方和广大农村中小学培养师资力量，一边顺应潮流为高一级研究型大学输送人才，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高分低能的学生在任何地方都有，不独出在地方院校。该报还发表了一个由地方院校考入重点大学学生的“忏悔”文章，作为报纸观点的佐证。我不知道这位学生的情况有多大的代表性，如果有的话，又是否仅仅代表了地方院校学生的窘境？其实，高分低能是中国应试教育制度下学生的通病，不只出在地方院校学生身上。这位不自信的学生应该从自己的学习方法和自身潜质来查找原因，而不是急于跳出来充当地方院校学生的代表检讨自己的学习历程。

　　同时，我也不知道那些发言批评地方院校学生的研究生导师们又有多少根据和代表性？如果仅仅以自己带的几个学生为例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否以偏概全？这样不具备统计学意义上的准确和精当的直观和感性结论还是少下为好。我所熟悉的中南地区某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导师们，在对该校人文基地班考上的研究生们做评价时同样有过这样的议论，这就让我感到困惑：重点大学硕士生导师对地方院校和重点院校学生研究能力差的批评都有，我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一个？

　　同样，人们也对较早时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先生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许纪霖说：“像我们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名牌高校招研究生，居然招来的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三四流院校的学生，这些学生除了会考试，和我们这些名牌学校受过良好教学术训练的学生素质根本没法比，现在的研究生选拔制成全了这样的学生。”这样的说法不但被认为是“一种学术贵族居高临下的傲慢和偏见，缺乏一个真正大学者应有的人文情怀”，还当即遭到了孙立平先生的有力反驳。孙立平说自己带的头5届硕士生没有一个是北大毕业的，但是他们现在都很有成就，“我们过去的考试制度是一考定终身，他一考没有考好，要给他们第二次能够把潜力发挥出来的机会，这个机会对整个社会精英选拔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偏见比无知更远离真理。地方院校考研更热的现象的确让人深思。这种深思不是简单地指责学生成了应试制度的牺牲品，更不是片面地指责学校眼光短视。围绕这一话题所暴露出的问题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