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似乎放生的问题主要是“死”的问题——起不到让放生的动物在野外继续存活的效果。然而，如果放生的动物都能活下来，又会造成新的问题，甚至比“死”的问题更严重。

因为，一些被放生的动物，携带有病原体，比如鸟类可能携带有禽流感病毒，放生后，如果它们存活下来，这些病原体可能和当地野生动物携带的病原体相互杂交，产生毒性较大的新类型。这不仅会在野生动物种群中传播，甚至可能转变为新型人类传染病。更重要的是，盲目放生的动物，有可能在放生地造成生物入侵，破坏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福寿螺和红耳龟的故事
 

生物入侵是一个重要的生态学概念，虽然有不同定义，但一般都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第一，入侵种是本地不产的；第二，入侵种是人类有意或无意引入的；第三，入侵种会在野外存活下来，建立种群，代代繁衍；第四，外来种入侵成功之后，会威胁入侵地的生态系统、栖息地或本土种，对人类利益造成损害。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生物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中国都因外来入侵种产生上千亿元的经济损失。在这些造成严重危害的外来入侵种中，福寿螺和红耳龟正是两种典型的因放生而入侵的物种。

福寿螺原产于南美洲的亚马孙河流域，1980年被引入台湾，1981年由一位巴西籍华人引入广东，1984年起被广泛养殖。养殖福寿螺本来是为了食用，但因为它口感不好，又因为养殖过度，利润不高，一些养殖户后来就放弃了养殖。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些弃养的福寿螺全部杀死，而是把它们放生，直接排入天然水体，这样就造成福寿螺广泛入侵南方多处淡水环境，不仅与当地水生动物争夺资源，还成为稻田、荷塘的大害。凡福寿螺较多的稻田，水稻必然大幅减产。另外，福寿螺会咬食水生植物，影响荷花生长。

红耳龟因放生而入侵的经历就更为典型了。虽然它又被叫做“巴西龟”，但原产地在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等地。红耳龟于1987年首次引入中国，20世纪90年代更是大量引入，开始主要作为宠物，现在是常见的放生种类。

红耳龟活动能力强，食性杂，繁殖速度快，进入天然水体之后，它会侵占大量生存资源，排挤本地龟类，久而久之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因此它与福寿螺均被列入世界最危险的100种入侵种名单中。

除此之外，还能举出很多放生加剧生物入侵危害的例子：牛蛙原产美国东部，20世纪50年代引入中国养殖。尽管养殖过程中的逃逸是造成牛蛙入侵中国许多地方的主要原因，但是现在大量的放生行为，更是不折不扣地加重了牛蛙的危害。

    克氏原鳌虾（小龙虾）原产美国东南部，1929年由日本人引入中国养殖。与牛蛙类似，即使养殖不当是造成其入侵的主要原因，放生行为也会加剧其危害。特别是近年来克氏原鳌虾加紧向云南入侵，因其打洞的习性，对当地的梯田农业和少数民族农耕文化构成了极大威胁。在鱼类入侵种中，埃及塘鲺和清道夫鱼的入侵，也和放生有很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入侵是不分国界的。比如原产中国东部的淡水鱼，就可能入侵到云南、新疆等西部省区，造成当地本土鱼类资源的萎缩，甚至灭绝（本刊2012年11月刊的《也应警惕国内的入侵生物》一文对此已有介绍）。因此，在西部这些省区，不仅不应放生非国产鱼类，连国产的草鱼、鲤鱼、鲢鱼之类也应在禁止之列。

如果把生物入侵的概念扩大一些，那么盲目放生还可能造成以下两种危害。

入侵的物种虽然在本地也有野生，但是大量放生导致其数量过多，结果同样造成生态系统失衡。比如大量放生黑鱼（乌鳢）、鲇鱼等肉食性鱼类，会危害到其他鱼类和水生生物的生存。

来自其他地方的入侵个体携带的基因，会污染本地种群的基因，造成本地种群遗传多样性的损害。比如在鲤鱼种质资源比较优秀的地方，放生鲤鱼就可能造成杂交，造成本地鲤鱼品质的退化。总之，如果放生的动物造成了生物入侵，就后果而言，“活”可能比“死”更可怕！

各种生灵和谐共处是最大的放生

考虑到放生早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与其批评盲目放生者无知，不如想办法引导他们走上科学放生之路。首先，当然是要尽量说服放生者，不要把动物在眼前一时得到自由作为目的，而要把各种生灵的和谐共处作为目的。能够在认识上做出这样转变的人，一般也愿意了解补充科学放生的相关知识。

怎样避免放生活动助长生物入侵？第一件应该做的，就是避免在没有专业指导的情况下放生。也许有人会觉得，只要不放生已经成为入侵种的非本土生物就行。但是甄别放生的动物属于什么种、是否本土种，并不是简单的事情。而且，即使是还没有被列入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的外来种，也可能有入侵风险。

尽管生态学上专门有一套通过打分来评估外来种入侵风险的方法（比如繁殖迅速的物种打分就高，等等），但这些方法也并非完全可靠，被判为低入侵风险的物种仍然可能造成严重危害。更何况，即使是本国、本地种，如果跨生态区域放生，或是过度放生，也可能造成生物入侵问题。考虑到这些复杂情况，有心的放生者应该养成没有专业指导就绝不擅自放生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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