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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2006年11月3日，全球发展组织(WorldGrowth)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探讨气候变化问题及对亚洲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全球发展组织主席艾伦·奥克斯利和国际资本结构委员会董事总经理玛格·托宁公布了中国为实现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新科技、提高能源效率和扩大能源供给所采取的特殊策略的最新研究报告。
艾伦·奥克斯利和玛格·托宁尝试将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合作体的角色定义为地区性力量。这一合作体由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美国于2006年1月建立。通过推广一些可以促进技术进步、改善各成员国控制温室气体实践的项目和措施，合作体为开发、部署和转让更清洁、更有效的技术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并将于今年年底制订首批行动计划。目前，他们的工作正在8个领域取得进展——更清洁的矿物能源、再生能源和分布式发电、钢铁、铝矿、水泥、煤矿、建筑和家用电器。
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合作体的六个成员国的总人口、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的近一半。其中，印度和中国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它们还是两个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两国都在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标准，减少贫穷。制定既能扭转全球变暖趋势，又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战略，对这些国家非常重要。而妨碍经济增长的战略是多数国家不希望看到的，也是无法接受的。艾伦·奥克斯利表示，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合作体的战略与《京都议定书》战略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会像后者那样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局(ABARE)的最新研究显示，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合作体所建议的技术战略可以确保大气中二氧化碳增长率的显著降低。通过开展全球合作，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合作体最乐观的设想是，到2050年温室气体可以降低26％。不过，这需要大量采用新技术，并进行规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最乐观的结果。
相关研究已经证明，市场障碍的消除对采用新技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资本结构委员会的研究显示，为国外投资消除障碍是获得新技术的关键。
合作体为中国带来什么
对解决气候变化有两种广为认可的观点:一种是缓减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水平以阻止全球变暖；另一种是去适应全球变暖导致的变化。
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引起各国政府的太多争论，而是引起了学术界和科学家们的讨论。隆伯格的《多疑的环境保护论者》曾做过这样的评价，与努力适应全球变暖的影响而付出的代价相比，通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努力缓减全球变暖(限制矿物燃料发电)的代价要高昂得多。
合作体提出了在不减缓发展速度的同时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显然是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求的，但要实现在技术合作前提下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肯定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玛格·托宁公布的最新研究报告中着重提出了“适合于亚洲的战略”，报告指出，所有亚洲国家的政府都知道，消除贫穷的关键是经济增长。他们也都明白，环境的改善必须建立在国家发展的战略之上。
减缓经济增长速度来适应全球变暖的战略是不可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各方已经向联合国和一些绿色非政府组织做了明确解释:它们将不会支持《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力图扩大强制性排放限制的做法。
同样，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合作体所设想的战略也不会取得成功，除非相关各方都能确保各自的管理框架有利于投资、劳动生产力的改善及新技术的采用。
也就是说，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合作体战略为中国既带来了机遇，又提出了挑战。说机遇是因为它可以确保效率的改善，实现每单位输出更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发达国家面临的挑战是，要制定和落实相关政策，鼓励中国应用最节能的技术。中国面临的挑战是，继续制定相关政策，促进这些技术的尽快采用。
通过投资于现代化的发电设备来从矿物燃料中产生能量，提高燃料效率，这是APEC发展中国家削减排放的最重要途径。CharlesRiverandAssociates的研究显示，如果用现代化的技术基础设施来取代现有的发电系统，那么中国可以将一美元输出的排放量减少近一半。
在采煤、钢铁生产、铝矿加工、水泥和建筑材料应用方面，一些可以降低排放的技术将使中国受益匪浅。
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局(ABARE)预计，通过采用合作体成员国提供的这些技术，中国可以将排放量减少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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