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水是生命之源,水是物质的,但是因水而引发的行为和思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水文化。为了拍摄一部中国水文化的大型专题片——《水与中华》,中央电视台《绿色空间》栏目和西藏冰川矿泉水有限公司共同组成的摄制组,总策划刘敏和节目主编邀请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担任节目的总顾问,为此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专程赴上海,倾听余秋雨老师的指点。
中华文明:永不衰败的大河文明
问:余先生,我们剧组正在筹拍大型电视文化专题片《水与中华》,主要讲述水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您撰写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行者无疆》等书以凄美、理性、诗一般的语言,以全新的视角展现了您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思考,激起了我们年轻一辈“寻根”的渴望。关于这部片子我们想听听您的建议。
余秋雨:中华民族是一个治水的民族。中华民族要生存下去,首先要治水,大禹因此成为中华民族最崇高的图腾。世界上有三大文明:大河文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大河文明。大河文明不同于海洋文明,海洋文明依赖另外一种水,这种水第一用来航行,第二用来晒盐,第三是近海的渔业捕捞,这三个作用都和我们中华文明的农耕文明距离比较远。农耕文明依赖的是淡水——谷物生长最主要的根源。我的家乡浙江余姚灿烂的“两楚文明”,后来由于海水上涨不能种稻子了,农业文明就不能延续了,人们只好远航去找自己的活路。海水除和淡水一样作为循环整体调节全球气候外,其主要功用是远航,是运输,所以造成了海洋文明结构特点,这个文明结构就是西方文明的起点,带有很大的侵略性,因为它呈现的是此岸和彼岸的关系。
沿着水讲述中华文明,是非常好的构想。
问:为什么中华文明不是游牧文明?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不断扩张到欧洲,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空前大帝国,难道这不富有侵略性吗?
余秋雨:游牧文明也就是马背上的文明,家在帐篷中。帐篷的家随时可以改换,哪里水草丰美,哪里就是安家的地方,这和我们的大河文明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缺水的文明。区别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一个科学界限就是400毫米降雨量,多于400毫米降雨量的应该是农耕文明,少于400毫米降雨量的就是游牧文明。科学家画这条400毫米降雨量线时惊讶地发现,这条线和万里长城几乎是完全吻合的,说到底,万里长城其实是以降雨量、以水作为标志来建立的。我们中国第一标志就是万里长城,长城以南水量丰富,能种稻、种小麦,就是农耕文明,长城以北400毫米降雨量之下,就只能是游牧文明了。所以长城本来就是农耕文明防范游牧文明的一道墙。为什么汉人多年来总是在和匈奴作战?说到底就是一个降雨量丰沛的文明,在抵抗着降雨量不够丰沛的文明。
纵观世界古代文明,大部分与河有关,与水有关,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的状况也大不相同。譬如埃及的尼罗河,作为大河文明的一种,整个上尼罗河流域和下尼罗河流域灌溉面积并不很大,可耕地非常有限,它的西面就是撒哈拉大沙漠。按照台湾学者的说法,它是粗放型的农耕,而不是中国精耕细作型的农耕,因为它的水质量度还不够。流经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恒河和印度境内的印度河,所有的河流流过的土地面积加在一起,都不及黄河、长江流域可耕地的1/20(或者有人统计是1/15)。中东内部争来吵去,当年还是因为争夺约旦河的河水,约旦河水就一点点,现在看那个河面一公尺都不到。
在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大河当中,至今依然在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输送着自己的水量、在灌溉着的、这条河流域内的经济还在发展着的、对河的依靠还是那么紧密的,就剩下中国的大河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没有衰微的大河文明。
中国是一个水量最丰沛、而且灌溉地域最大的淡水文明国度,这种农耕文明决定了我们民族的性格。由于对水、对大河依赖,农耕文明没有侵略性,它从不远征,在自己的水域所灌溉的土地上聚族而居,世世代代守着自己的土地春耕秋收,四时交替——是水让他们拥有这样一种生存方法。在海洋文明中,因为海水不是饮用水,只能提供航行,从此岸出发到彼岸,所以带有一定的侵略性;游牧文明缺水,哪儿水草丰美一点就赶着牲口到哪儿去,不管这个地方和他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他有权居住等,他也富有侵略性。从这几大文明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非侵略性是和中国的私有文明有关,和中国的淡水文明或农耕文明有关。2005年我在联合国世界文明论坛上发言,通过介绍400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经过长期的努力深入体验中华文明的往事,反驳西方媒体制造的“中国威胁论”。
利玛窦来中国时,中国正处于明代,国力还很强大,军队装备精良,这引起了欧洲一些传教士、旅行家、学者、商人的疑虑,认为这样强大的国家一定有侵略和扩张的意图,这可以说是早期的“中国威胁论”。利玛窦带着很多这样类似的问题在中国进行了30多年的考察和研究,他学通了中文,精读中华经典,遍访博学文士,也经历了无数艰难和危险,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年月写下了《中国札记》,提供了很多答案。对于中国是否有侵略扩张意图,他回答说,从中国皇帝到平民都没有这个企图。他认为中国以农耕立国,满足于自我的一切,连军队也是为了集权的安慰和炫耀,因此,中国有大量内耗,却不会对外侵略。从郑和七下西洋而毫无领土要求,到万里长城作为一个象征性标志的纯防守意义建筑工程,可以证明利玛窦的答案是正确的。我顺着利玛窦的结论查遍了世界各国文献,发现在古罗马、西班牙、日本等不少国家的文献中都有“征服世界”的构想,但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却没有丝毫这样的记载。一个民族的历史会构成心理积淀,因此,现在世界上的“中国威胁论”,很可能是利玛窦早已否定过的一种“国际幻觉”。
非侵略性的大河文明安分守己。成吉思汗远征,但成吉思汗当时没有统治中国,还不属于华夏文明的一部分,他的孙子忽必烈才建立元朝,建立元朝以后元世祖也安分守己了,他也开始朝拜孔子,恢复科举制度,并逐渐用农业生产代替畜牧生产。
大河文明的形成
问:中国的海岸线很长,与海接壤的土地也很多,中国为什么不是海洋文明呢?
余秋雨:中国的海岸线确实很长,在中国古代的造船业不够先进的时候,没有大的海湾,也就没有办法去接近碧蓝的大海。因为无法去征服茫茫的太平洋和东海,这个海的意义对中国也就不大,它的意义仅局限于晒盐和捕鱼,没有航行的意义。而海洋对欧洲的意义却不同。欧洲有地中海、波罗的海这样的内海,中国只有一个小小的渤海湾,这个渤海湾还不足以滋生一个非常大的文明,它太小了,而且气候也太冷了。这使得我们这个民族与海的关系遥远而陌生。无论从庄子还是到李白,他们都对大海感到非常陌生。大部分史料也证明,我们对海的描述是比较陌生的。“率土之滨,莫非皇土”,中国皇帝就是四海之内都要是皇土,缺少控制的地方不准去,所以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禁海的,禁海的原因一个是怕倭寇的侵犯,更重要的是帝王怕对这个地方失去控制。
中国历代统治者永远想着和缺水的民族战斗,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永远考虑的是西北边关,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中国真正的灾难来自海洋文明,一点防守都没有,这是以淡水为主的农耕文明悲剧所在。
问:水对中华文明如此重要,那水文明决定了我们民族哪些本性呢?这些文明性格是如何形成的?
余秋雨: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决定了我们是一个没有远征意识的民族,具有非侵略性这个本质。大河所滋养的农耕文明,又形成了我们中庸之道。水枯了它又会再来;旱了很久它又会下雨;大热天热到极点,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到秋就转凉;冷到极点一定会有暖春到来,所以中国的文明是反对极端主义的中庸之道,这是农耕文明给予我们的,这和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不一样,海洋文明热衷远航,永远有彼岸,会很极端地思考问题,游牧文明也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民族本性。
公元五世纪的时候,古希腊哲学家在爱琴海边思考人和物的关系,印度哲学家在恒河边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中国哲学家在黄河边思考人和人的关系,冥冥之中好像上天有个分工,思考的角度都不一样。思考人和物的关系,造成自然科学特别发达;思考人和神的关系,造成神学发达,相信都有来世。中国思考人和人的关系,所以到今天比较重视人际关系。
他们都在水边思考,中国的黄河文明就是当年深入思考的雄浑的结果,所以黄河成为中华文明最主要的文化摇篮。最早的几个朝代在黄河流域建都,中华文明早期思考的经典思想诸子百家也诞生在黄河的下游。黄河是伟大的、深沉的、残酷的。而长江文明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种性格,第一个让黄河文明看到长江文明文化形象的就是屈原。屈原家在三峡秭归,他正是长江的代表,他出生于这条江边并自杀于长江流域。长江的神秘、感性和美丽,都跟黄河文明不一样,黄河不美丽,但雄浑;黄河不神秘,但它非常坦然,孔子、孟子讲出来的东西都非常坦然。但是屈原所带来的长江文明就非常神秘,非常美丽,又非常个性。为什么有这样不同的个性呢?这是因为黄河文明有集体行为,总是大团队的生活,而长江文明不一样,长江弯弯曲曲的,两岸物产丰富,而当时交通又极不方便,所以任何一个孤独的人都能养活自己,都有条件在水边单独地思考,所以长江文明的性格呈现出更为个性化,更为自由。这两种文明后来交合在一起的时候,没产生任何大的矛盾,这在世界上也很少见。
从两晋时期开始,黄河流域开始向长江流域人文迁移。在这个迁移过程当中,因为长江流域有它的文化根基,所以和黄河文明很好地组合在一起了,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华夏文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结合在一起以后就形成了中华大文明。
按照古代的概念,中国有四条大江,中间两条是黄河和长江,另外两条被认为边河的是黑龙江和珠江。黑龙江是边河,它进入文明的时间比较晚,尽管自己也有一点文明,到海洋文明开始和中国闹起来的时候,珠江文明起来了,它成了前线,第四条河的文明开始发源。这就是中国文明为什么后来表现为北伐。康有为、梁启超、洪秀全、孙中山都从珠江文明起来的。所以河的问题可以概括整个中国历史。
今天的水问题
问:有如此至高神圣地位的水,今天却遭到我们如此地破坏和蹂躏,污染那么严重,想喝一口纯净、无污染的水有时比登天还难。中国水资源越来越匮乏,沙漠化在日益加击我们,我感到一种绝望,有一种生命即将灭亡的绝望。
余秋雨: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马克斯.韦伯说,中国统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一个字。中国历代皇帝对整个社会的治理方法,用的是治水的规则。从秦始皇开始,历代统治者要统一中国,为什么要那么追求统一呢?黄河、长江流经很多省份,如果有地方政权要独立的话,它完全可以以破坏上游水系来坑害下游国家,这太容易了,这两条河横贯整个祖国大陆,其本性要求大陆必须统一,不能有好多小王国。如果哪个小王国把水截住,那就糟糕了,下游就没水了。中国的混战和西方的混战不一样。比如德国曾经有300多个公国打来打去,但是打来打去只是我打胜你、你打胜我而已,中国人彼此打来打去,所有人都希望成为一个统一中国的主人。所以“统一”是中国的一个目标,而这个统一的目标,其实和水的流向有关,和水的长度有关,水给土地的逻辑,决定了统一的逻辑,水本身的逻辑,就是我们的大河逻辑。
正因为这样,所有统治者都得有治水的责任。从大禹开始,历代都在治水,比较漂亮的故事一个是大禹,一个是都江堰的李冰,然后是隋朝的运河,再到后面,就是我们三峡大坝了,治水的民族,它的本质是治水。我们不要把大禹治水看成是一般的故事,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讲,每个民族都有几个文化原形,比如希腊的少女牺牲型,中国的女娲补天型。大禹治水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结构的范本,它决定这个民族的特征。鲁迅后来写故事,也把水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写成《理水》。
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水的意义直接体现在茶上,喝茶在中国是一种生活习惯。茶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人们是那么地离不开茶,把“水”作为一种休闲性的、日常饮用的,在当时就只有中国。咖啡和茶太不一样了,咖啡一天喝多了就会很不舒服,而且咖啡也是比较晚才有的,茶是很早就有了。
由于这样,中国的哲学家把水作为比喻,作为象征,讲得最好的是“上善若水”。道家,特别是老子,以水的精神说明人生或者统治,人生要处于这种卑下的、滋润性的、清澈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很美的。文化的传播也要抢先,润物细无声,就是水啊、雨啊,这些东西成了中国思想文化非常重要的图像。
我们今天太不尊重水了,因为我们缺乏对水的崇拜。对水的崇拜就是对自然的崇拜,也是对我们民族的崇拜,对我们祖先的崇拜,对我们大河的崇拜。中国不是海文化,不是山文化,不是沙漠文化,中国就是水文化,这和其他文明是真的不一样,它能够唯一不中断到今天,也就是水文化的胜利,水文化对山文化的胜利,对草原文化的胜利,对海洋文化的胜利,就我们的淡水文化的胜利。所以我非常主张在祭祖先、祭什么的时候,要祭河、祭水,这其实比哪一个都重要,比祭皇帝更重要,因为它是个自然的祭祀仪式。希腊有祭海活动,我国海南也有祭海的仪式。祭海同祭河、祭水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它是想宣誓海域主权的问题;祭海还有捕鱼的目的。我觉得祭水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有好多水神,有时候称为“河伯”、“河神”等等,祭水,就是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建立起水崇拜,建立起一种水是不可浪费、不可糟践的心理遗传,就是敲响水资源缺乏的民族警钟,这样的话,延续我们民族的血脉就会更好一点,我们应该站在这样的高度上。
来自西藏高原的水是极端珍贵的,雪域高原上的水带有神水的意思,我们去朝拜这神圣的水,更有责任去保护这神圣的水不被污染和糟蹋。(载自《世界博览·看中国》2007年6月下半月号 吴超莹/报道)(中央电视台“绿色空间”栏目和西藏冰川矿泉水有限公司协助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