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蓝藻危机刚刚落定，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卫星监测又发现，太湖水域中西部及北部出现大范围蓝藻，巢湖西北部也出现明显的蓝藻信息。经估算，前者范围约800平方公里，后者范围约280平方公里（6月16日中新社）。两湖蓝藻的再度大面积爆发，是否预示着我们该为环境付出惨重代价的时候到了？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走过一个经济增长与环境破坏不和谐的时代，这种噩运如今同样降临在我们的头上。中国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可以说是一场拼环境和资源的战争，它是建立在严重的生产事故、对自然资源不顾后果的掠夺式“大开发”、不顾空气和水体普遍严重污染的基础上的。统计显示，自2005年底松花江污染事件以来，中国共发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两三天便发生一起。每年群众因为环境污染而上访的次数也呈30％的速度增长。从生态角度来说，中国的环保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并非危言耸听。

　　记得“六五”期间，国家有一个重点科研项目，是预测“2000年的中国”。当时中央各部委动用了400多名专家学者，运用数学模型对15年后的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预测。斗转星移，2000年已经过去，现在可以对当年预测的准确度进行验证了。然而，结果颇耐人寻味：凡有关经济发展建设方面的预测（如关于电信，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将成为我国持续发展的“瓶颈”的预测），几乎全部落空；而有关生态环境前景方面的预测（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退化、沙漠扩展、沙尘暴、森林砍伐和物种消失等等），又几乎全部得到应证。

　　之所以生态环境方面的预测得到证实，除了预测者们未充分考虑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外，主要是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政策和资源定价问题十几年来没有多大改变。从体制来看，环境系统的整体性与行政系统的分割性存在矛盾，而地区利益、部门利益之争，以及现行经济政绩的攀比机制，使这种矛盾加剧；从政策来看，在各项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和经济政策之中，尚未考虑环境因素，体现环境成本，甚至将环境因素排斥在经济发展之外；从资源使用和定价来看，资源初级产品价格相对偏低，环境等社会公共产品可以免费索取。这种环境无价、资源廉价的局面不仅带来了浪费和效力的低下，还鼓励了粗放型的生产消费方式，环境破坏和补偿机制也就无从谈起。

　　可以说，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关系民族兴衰的生态安全，每每为之付出代价，甚至抵销了为经济增长做出的努力。根据世界银行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所做的预计，2020年中国仅燃煤污染一项导致的疾病，需付出的经济代价就高达3900亿美元，占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3％。现在的问题还不单是生态环境恶化到什么程度，而是大多数人对这种恶化根本失去了知觉。

　　一个长期靠输出生态资源，维持高消耗、高成本的破坏环境的高增长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欠债总是要还的，如果现在不分批分次还，到时累积起来，新账老账一起算，怕我们连“利息”都付不起。

　　以往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任何大的调整或者变化总是在付出更多的惨重代价后才能发生。虽然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呈积重难返之势，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面临着一系列两难境地，但为了避免我们努力取得的社会发展成果因环境危机而毁于一旦，从现在开始，我们有必要将生态安全作为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将环境因素有机地融入和体现到经济决策中去，保障大众对环境质量的知情权，改革环境和资源的廉价和无偿使用体制，并选择可持续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一句话，只有从价值体系到技术体系，从社会机制到人的行为的变革，我们才有可能超越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和发展模式，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从根本上建立生态安全也是生命安全的防线。（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