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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2007年刚刚走过2/3，一桩又一桩的水危机事件的发生已经为2007年的中国打上深深的“水污染”烙印：太湖暴发蓝藻导致无锡出现水危机；安徽巢湖局部暴发蓝藻使渔民生活艰难；云南滇池蓝藻顽疾再现；江苏沭阳因上游水污染导致20万人断水……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自两年前的松花江事件以来，我国已进入水污染事故高发期。
多少江河湖泊沦为“排污沟”
“水是万物之源，水也哺育了人类的代代文明，本来，水与人类的经济发展该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当踏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后，人类却只顾着向江河湖泊不断索取，过度开发，忘了给它们喘息的空间，最终，在人类的‘强取豪夺’之下，我们的江河湖泊病得不轻，随时均有‘灭亡’的可能！”
这是一位网名为“水殇”的网友在网络上的留言，尽管只有寥寥数语，却道出了国人目前所面临的水危机的真实情境。《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绝大多数江河湖泊都病了。2006年，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中度污染，七大水系五类和劣五类水质已占26%，国家重点监控的9大湖泊中整体水质为五类和劣五类水质的就达7个。五类水意味着已不能和人体接触，而劣五类水则丧失基本生态功能。
“人类对湖泊资源过度开发导致湖泊重病缠身！”长期从事湖泊资源研究的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秦伯强研究员介绍，多年以来，我们单纯强调湖泊资源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导致水环境恶化、水资源水质性短缺和水灾害频频发生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如今，在我国东部地区，已经很难发现水质清澈的天然湖泊。
对比自己苏北老家的今昔，江苏省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颜新颖痛心地对记者说，记得小时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家乡到处都是清澈的河流，当地的居民直接饮用河水，每到夏天，大人小孩还会到河里洗澡戏耍。可是10多年后，屋前屋后的河流都变成了污水沟，不要说饮用了，就是洗菜都不行。
半月谈记者曾在2004年对淮河污染进行了长达2个月的调研。针对当时淮河污染的严重状况，国家相关部门表示将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对淮河污染进行治理。然而3年过去了，地处淮河下游的江苏盱眙水产养殖户每年仍然要遭受上游污水的“骚扰”，一些养殖户经常会因上游大面积污水下泄而“颗粒无收”。
悬在国民头上的饮水安全之剑
蓝藻暴发前，人们怎么也不会把无锡与“水危机”联系起来。无锡市有着一系列令人艳羡的数据：2006年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今年上半年，无锡的GDP总量更是达到了1835.15亿元，在全国位列第七……虽然各方面数据都显示这个市已基本达到全面小康，无锡市民在水危机中却备尝守着水乡没水喝的苦涩。
在3亿农村人口饮水困难问题尚未解决之际，接二连三的水污染导致的城市供水危机又令各级政府寝食难安。
2007年6月12日，位于浏阳河与湘江交汇处的湖南农业大学水厂取水口水质出现异常。湖南省水环境监测中心随后进行的取样分析表明，湖南农业大学取水口和取水口下游的浏阳河段水质均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五类标准。湖南省水利厅水政处处长曹希告诉记者，这次事件共导致约5万人中断正常供水3天。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湘江洪水顶托浏阳河，浏阳河下游段流速减慢，水体自净能力下降；加上浏阳河下游污染严重，下游河水向取水口倒灌，致使水质出现异常。
即使不考虑特殊水文事件影响，长株潭地区的饮用水安全形势也十分严峻。湖南省水利厅最近发布的《2006年湖南省水资源公报》表明，在湘江干流672公里评价河长中，全年仅有约20%的河长水质达标。长株潭城市群更是污染事故高发区。在株洲至长沙不到100公里的湘江河段，长沙、株洲、湘潭三大城市沿江而建，并在不断扩展；区域内密布着41个排污口、36个取水口，很多排污口下面一点就是取水口。株洲、湘潭历来是我国重要的钢铁、冶炼和化工基地，其中株洲清水塘地区和湘潭竹埠港地区更是名列湖南省污染大户榜首。由于沿岸污染企业密布，长株潭地区城市饮用水安全多年来一直是悬在三市市民头上的一柄利剑。
事实上，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市民对水危机阴影早已不再陌生：调查显示，到2006年底，全国还有248个城市没有建成污水处理厂，至少有30多个城市约50多座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不足30%。城乡水系生态逐步退化，部分城市的供水管理十分薄弱。2006年在47个重点城市中，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80%以下的有14个。
伤疤未好，太湖污染企业竟成“招商热门”
半月谈记者在江苏如东采访时了解到，太湖蓝藻事件暴发后，获悉无锡市将关闭大批小化工企业后，江苏苏北一些不发达的地方纷纷组织人手到无锡进行招商。国家环保总局华东环境保护督察中心处长杨军华表示，这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没有吸取蓝藻事件的教训，却看到了因蓝藻事件而关闭的大批小化工厂的“商机”。
“这说明我们的很多地方政府官员还没有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更不用说在经济建设中落实科学发展观了，这是相当危险的。”杨军华担忧地说，“大家都知道由于太湖不堪污染重负，才会暴发蓝藻事件，但蓝藻事件的伤疤还未好，怎么能忘了痛呢？”
江苏省如东县委书记周铁根表示，科学发展观在地方的落实状况并不乐观。他平时接触了很多地方的“一把手”，发现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展的压力非常大。压力之下，一些地方就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指标。
半月谈记者去年在江苏、陕西采访时曾听到过这样的声音：“科学发展观不能影响到发展速度。”2006年，江苏苏北某县县长给自己定的招商引资目标是1亿元。
“如此重的招商引资任务，肯定会逼得一些地方在引进项目过程中降低环保门槛。”周铁根说，科学发展观要靠每一级地方政府来落实，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政绩观和理性的发展观。如果为了经济发展指标不顾生态环境，最终无论取得怎样的发展成绩，也只是虚假的繁荣，到了一定的时间，大自然会进行“报复”的。(蔡玉高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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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气”需要付出多大代价
获得维持生命必需的氧气正成为一件需要付出相当代价的事———目前，数亿国人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由于空气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失约占GDP的1.8%。
国家环保总局6月发布的《2006年国家城市环境管理和综合整治年度报告》(下简称“城考”)指出，全国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突出，只有37.6%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好于国家二级标准，有39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劣于国家三级标准。
对于市民来说，空气质量国家三级标准，意味着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康人群出现刺激症状，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减少体力消耗和户外活动。
“蓝天工程”实施20多年，兰州市民仍离不了口罩
“头顶仿佛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黑被子，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煤烟味，上班、逛街明显感到不适。”在兰州市城关区工作的张玉虎谈起兰州的大气很无奈地说。
兰州是全国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每年12月至来年2月，浓厚的雾气就一直郁积在兰州城市上空。行人戴口罩急匆匆赶路，不愿在室外多呆一秒。清晨，中心广场上，因为落满烟尘，清洁工人扫过的地与未扫的地对比分明。
记者在兰州市调查发现，尽管该城市在过去的20多年里，投入了30多亿元资金实施了一系列大气污染防治工程，即“蓝天工程”，又称“蓝天计划”，但兰州市民仍难以摆脱大气污染困扰。
甘肃省环保局负责人透露，根据国家权威部门检测，每年冬季，兰州市空气污染指数一直位居全国113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的前列。根据今年6月出炉的全国“城考”结果，兰州属于39个空气质量劣于国家三级标准的城市之一。
当刺鼻气体突然袭来
空气污染，对于每年承受大气污染的北方城市的居民，也许只意味着戴口罩、减少户外活动、多吃清肺食品，其危害具有渐进性。而对于一些工业聚集区及重化工企业所在地的百姓来说，那些空气污染突发事件，可能意味着生命之花的瞬间摧折。
今年4月16日，贵州息烽县小寨坝镇一化肥企业因制酸系统发生故障，二氧化硫外泄，造成450多人中毒。
“16日上午，我们正在三楼开会，突然一阵刺鼻气味袭来，我是物理老师，闻出是二氧化硫的味道，可是学生和一些老师不知道，于是我冲到广播室，对着麦克风喊起来，叫大家赶快关上门窗，用水浇湿毛巾，捂住鼻子和嘴巴，可这时已经有孩子中毒晕倒。”说起毒气袭来的那一刻，黑神庙中学总务处主任李德贵难抑激动。
陈惠是黑神庙小学老师，那天上午她正在给学生上课，听到广播里的通知，她立即把门窗关好，拿着水盆到外面打水来浇湿地板，来回跑了几趟后，因为吸入过量二氧化硫，晕倒在教室。陈惠被送往县医院抢救，第二天稍有好转的她再次回到学校，却再次晕倒在讲台上……
受伤害更大的是孩子。二氧化硫气体突袭小镇的黑神庙小学、黑神庙中学和小寨坝小学后，不少学生出现头晕、肚子疼、乏力等症状，被陆续送往镇上的卫生所。医生初步诊断是二氧化硫中毒，一些反应强烈的学生被送往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院抢救。
息烽县县长黄秋斌介绍，4月16日上午，位于小寨坝镇境内的贵阳中化开磷化肥有限公司80万吨硫磺制酸装置启动点火，因一吸泵跳闸，造成二氧化硫外泄，加上大雾天气，气压较低，二氧化硫气体不能及时扩散出去，从而酿成了这起事故。
据当地群众反映，小镇百姓已承受了多年的环境代价。当地居民魏发开说，每天早上和晚上，镇上飘着刺鼻的氨气味。这里农民基本上已不种稻谷，种稻谷打出来的米是黑的，卖都卖不出去。即便改种蔬菜，菜叶也经常会枯黄。前进村沙子区组妇女邓陪容说，包谷只要一遇到厂里排出的气体，叶子就枯黄，收成至少要减一半。去年包谷减收后，她家1亩多土地什么也没种。
日益“沉重”的呼吸
在呼吸日益“沉重”的同时，空气污染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影响也早已显现。
专家指出，工业化时代人所吸入的污染空气中，通常富集各种重金属元素，这其中多为有毒物质、致癌物质和基因毒性诱变物质。这些细颗粒被吸入人体后，一部分会被吸附在肺泡壁上，并能渗透到肺部组织的深处，引起气管炎、肺炎、哮喘、肺气肿和肺癌，导致心肺功能下降甚至衰竭。有研究表明，这些“可吸入颗粒物”在大气浓度每立方米增加10mg，患肺癌的危险性增加8%，心脏疾病死亡率增加6%，总死亡率增加4%。英国环境污染皇家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曾称，英国每年有2.4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
统计表明，空气污染已成为一些城市市民呼吸道疾病持续高发的首要原因。在兰州市各医院、诊所，自当年12月初到来年2月份，因呼吸道等疾病就医的患者数量明显增加，日平均门诊量达1000多人次。大气持续污染还会令市民心理抑郁水平上升。兰州大学博士生周常林说：“兰州的天空似乎总是灰蒙蒙的，让人感觉无比压抑。”周常林的家乡在东部沿海地区，每到假期，他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家。
生命不可能离开呼吸。然而为了呼吸，国人究竟还要付出多少代价？
在兰州，对空气污染的治理不可谓不重视。但城市的不断扩张和高耗能产业结构的不断强化，使兰州“蓝天工程”耗资30多亿所取得的成果不断被抵消。污染气体难以扩散的兰州是一个重工业城市，能源结构十分不合理，兰州目前每年工业能耗约为490万吨标准煤，其中85%为煤炭，而且这种产业布局和能源结构还在不断强化。与此同时，兰州市的扩张速度已经远超环境承载能力，城市的急剧扩张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远远抛在了后面。在兰州新城区雁滩，许多小区、城中村没有实现集中供暖，居民只得依靠小煤炉取暖。加之失地农民大量盖房出租维持生活，许多出租屋内烟囱林立，记者看到最多的一户竟有15个烟囱。
在息烽县小寨坝镇，刺鼻的氨气味仍然蔓延在小镇百姓的一呼一吸间。450多人中毒的恶性事件并没有对这一化工企业产生根本性影响，更没有撼动当地化工行业的强势地位。对污染造成的251亩农田损失，有关部门赔偿了5.5万元，但对受害群众，除了住院治疗费外，没有进行任何补偿。小寨坝镇老百姓不知道类似事故还会不会再发生。(朱国亮王增海李忠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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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命价”低，排污者“强势”到何时
由于多数环境污染都具有渐进性，使得诸多污染企业得以逃避责任。杀鸡取卵式的发展，不顾一切地排污，害人害己，更贻害子孙。问题是，这种“发展”何以被宽容？无告的自然、沉默的民众还能忍耐到何时？
“毒气村”、“癌症高发村”：深陷污染梦魇的生活
河塘鱼虾绝迹、大片农田荒废、村民癌症频发，这是记者在广东翁源县大宝山矿区上坝村看到的景象。
据上坝村支部书记何来富介绍，全村共有村民3265人，曾是粤北有名的鱼米之乡。自从1969年大宝山矿山开采以来，源源不断的洗矿废水流经上坝村，土壤被污染的噩梦就此开始。据村委会统计，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目前，这个村共有210人死于癌症，发病率是国家公布平均水平的9倍多。癌症患者中以食道癌、胃癌、肝癌居多，中山大学的医疗和环境专家调查排除了遗传性的可能，认为是长期摄入重金属所致。
上坝村因癌症死亡的不仅有四五十岁的壮劳力，就连小孩也患上癌症，有的甚至一家几口人都患上癌症，单亲家庭和孤儿不断增多。2001年，39岁的村民何远泰、曾细花夫妇相继因癌死亡，留下4个孤儿。村民何向成的两个孙女，一个14岁，一个7岁，2004年都患癌先后死去。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博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林初夏等曾多次赴大宝山矿和上坝村进行污染调查和实地检测。他们介绍，大宝山矿是一座大型多金属伴生矿，洗矿废水中含有大量的镉、铁、铅、铬等多种重金属，这些重金属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被排到流经上坝村的横石河中。综合测算显示，上坝村村民每天通过水、米饭、蔬菜等，仅镉的摄入量就达178微克，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标准的3.6倍。陈能场说，人体长期摄入镉、砷和锰等元素极易导致癌症发生，上坝村就是一个重金属污染导致癌症频发的典型。
由于坐落着好几座规模较大的化工厂，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的仇岗村早已成为“毒气村”。记者不久前来到这个村，一进村就闻到一股刺鼻的怪味。从排污暗道排出的如同墨汁一般的污水直接流入村子北头的鲍家沟，然后流入淮河。近年来，村里得癌症等“怪病”的人越来越多。最让村民感到恐惧的是化工厂半夜偷排废气。汤固华老人说，厂里隔三五天就排一回“毒气”，夏天是半夜1点多钟，冬天是早上4点钟。睡得好好的，闻到气味就会惊醒，熏嗓子。村民张金山告诉记者，排气时整个天空都是白的，像下味精一样。小孩和妇女就会眼睛发疼，喘不过气。
污染频发，农民不堪承受农业“环境灾害”
在许多污染地记者痛心地看到，污染不仅日复一日地侵蚀着百姓的健康，更彻底破坏了农业赖以存续的天然环境，在污染的“骚扰”下，农业“环境灾害”令农民不堪重负。
今年五六月间，江苏如东丰利镇一些地方田地种植的稻子、蔬菜等作物在用附近河流的水浇灌后大面积死亡。7月中旬，半月谈记者在如东洋口港化工园区附近的村庄采访，谈起1个多月前的大面积水稻死亡的原因，村民们怨声载道。64岁的刘环村村民李文告诉记者，他家种的6亩稻田基本都死光了，少数没死的水稻也都不长了。李文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前些天，邻村一村民正准备给庄稼喷农药，一个在化工厂上班的工人告诉这位村民，头天夜里，他们厂向河里排了一夜的污水，千万不能用河里的水来稀释农药。可这位村民没有听其劝告，最后喷过农药后，庄稼全部死光了。有了这样的教训，当地村民稀释农药和灌溉庄稼时再也不敢再在农田附近的沟渠中取水，而是到几里路外背河水。
养鱼为生的村民张汝梅告诉记者，污染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损失，66亩水面1万多斤的鱼都死掉了。“这都是化工厂的污水给毒死的。”如东县环保局局长潘君告诉记者，不可否认，化工园区的一些企业还存在偷排行为，今年上半年，他们环保部门也查处了好几家偷排企业。
广东翁源县上坝村支部书记何来富告诉记者，由于长期受污染，这个村2300多亩农田已丢荒200多亩，全村350亩鱼塘全部废弃。水稻亩产只有200公斤，甘蔗、荷兰豆等经济作物拿到市场上，只要一说是上坝村种的，别人都不敢买。目前这个村村民十分贫困，年人均纯收入只有1000多元。村治保主任何寿明告诉记者，如今村民都很悲观：“今天送走了癌症病人，还不知道明天是不是别人送我走？”
污染“命价”低，排污者势强
当污染堂而皇之地破坏了百姓的家园、吞蚀了农业发展的希望、毁掉了几代人的健康，污染地群众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四处呼告，奋起维权。但是，在民众环境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民众起来与污染作斗争时，他们往往痛苦地发现，环境健康损失赔偿太难，排污者太强势。
国家环保总局信息显示，近3年来，环保部门收到的环境问题投诉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2005年达到60多万件，群众上访达8.5万批次以上。2006年，中国环境形势进一步严峻，全年发生严重环境污染事故161起。由严重环境污染而引发的大规模群体事件呈多发态势，其中相当数量的污染事件的受害者是农村居民。
为应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各地有关部门纷纷推出“环保风暴”、“环保新政”，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环境事件各方对话机制等纷纷建立，但在大量环境污染事件中，受害百姓常常只得到了一点生产资料赔偿金和住院治疗的医药费。环境污染事故中的“命价”不仅远低于国外同类事件，更远低于国内矿难等领域。
被称为“环境公益诉讼第一人”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告诉半月谈记者，由于目前中国关于环境纠纷处理的政策和立法远不能满足公众维护其环境权益的需要，尽管这些年环境诉讼快速增长，污染受害者权利救济“特别难”的现状仍未获有效改观。“过去污染企业有的是国有、集体企业，这些企业还愿意拿一些钱来赔偿，现在的污染企业大都是私企，他们往往拼命与受害者对抗。有的企业情愿花比应赔金额更多的钱去走关系，也不愿用于赔偿。”王灿发向记者痛陈，“可以说，在环境污染事件中，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远比不上矿难事故！”(李忠将蔡玉高卢尧 徐清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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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半月谈）
土壤“中毒”：污染向人类食物链进攻
记者近日在广东、江西等省份调查了解到，我国一些地区的土壤污染日益严重，特别是土地中重金属含量、有机污染物和农药残留严重超标，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危害人体健康。
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国家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也是很多污染物质的最后归属地。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中毒”越深，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就越令人担忧。
土壤“中毒”愈来愈深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曾主持了“广东典型地区土壤污染探查研究”的课题，其对珠三角和汕头、湛江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土壤污染已十分严重，尤其是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珠三角的南海、顺德采集的土壤样本汞超标率分别达到69.1%和37.5%；顺德、中山等地的土壤样本镉超标率达到40%。珠三角土壤农药残留物、有机物污染等则广泛存在。
此外，部分地区农田重金属污染加重、面积扩大。据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介绍，1999年，广东省在对179个保护监测点近8.4万公顷农田的监测中，发现稻田重金属超标率高达70.9%。一些重金属污染区，土地根本长不出蔬菜和粮食，原来正常生长的农作物在超标的重金属作用下，被活活毒死。
就全国而言，土壤污染正呈加剧趋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土壤污染问题已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2006年7月，全国土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项目正式启动，这次土壤“全面体检”总经费预算10亿元，按照规划，目前已进入野外采样和实验室分析的实施阶段。在此之前，我国尚未组织过全国性有关土壤污染的调查。
土壤污染的三大源头
工业及采矿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废弃物排放，是土壤污染的三个主要源头。
记者在广东、湖南、江西三省土壤污染重点区域调查发现，这些污染“重灾区”的形成多与工业污染和矿区乱采滥挖、尾水尾砂乱排乱放有密切关系，有的已对周围群众生命健康造成伤害。珠三角地区一些地方小型电镀厂、造纸厂、塑料厂等高污染企业的废弃物，很多都未经处理就排放，有害物质最后都沉积在土壤中。据广东省环保部门调查，目前，广东污水日处理能力669万吨，虽然排全国第一位，但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仅47%，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只有83.87%。
按照规定，采矿要建有尾砂坝。正规企业的尾砂坝，要定期覆土、加沉淀剂，加水、种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民营企业在建造尾砂坝时偷工减料，有的根本不建尾砂坝。记者在江西省较大的钨矿产地大余县漂塘钨矿采访发现，当地一些民营企业乱采滥挖，洗砂废水、生活污水和尾砂就直接排入附近河流中。据江西钨业集团公司介绍，目前该地堆积在河谷中的废渣、尾砂达8万立方米以上，近几年下游河床已经抬高近2米，一遇暴雨，河水漫堤，沿河居民苦不堪言。
农药化肥过量施用也是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稻米生产大省湖南，农业部门调查资料显示，与1983年相比，湖南省近些年化肥使用量增长了约70%，其中平均当季利用率仅有约30%，比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没有被吸收的农药，则大部分以大气沉降和被雨水冲刷的形式进入土壤和农产品中，造成农药残留污染。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特别是偏施氮肥，使土壤酸化板结，造成耕地退化和农产品硝酸盐污染。此外，一些地方畜牧养殖场废弃物排放量大、处理率低，也导致土壤“不堪重负”。
生活垃圾污染、城市垃圾下乡，也加速了农村耕地的“毒化”。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有1.2亿吨的农村垃圾露天堆放，一些城市还经常将未经处理的垃圾往城乡接合部的农村一倒了之。
土壤污染严重威胁群众生命健康
“环境保护不能只盯着蓝天白云而忽略了脚下的大地。”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说。
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潜伏性、不可逆性等特点。目前，土壤污染对我国国民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巨大危害已经显现。据权威估算，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农业和土壤修复专家认为，目前我国以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着22%的人口，耕地资源十分紧缺，而土壤一旦遭到破坏，修复十分困难。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尽早将控制污染与治理并举，保护有限的土地资源。
令人担忧的是，虽然现实已经非常严峻，相当多干部和企业在追求GDP、追求效益时，对土壤污染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缺乏认识。同时，由于经费短缺等原因，国内一些学者开展的土壤修复试验难以深度推进。
自1997年至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带领他的团队，在全国范围内对土壤污染治理的状况进行了调查，足迹踏遍湖南、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多个矿区。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来自香港，他舍弃香港优厚的待遇，来到一些土壤受到严重污染的农村，帮助村民进行农田土壤修复。但是，专家们的科研举步维艰。陈能场已摸索出了一套修复植物轮作技术，通过边生产边修复，最终达到粮食安全和完全修复的生态安全。他说，自己很想为农民做点事，但经费短缺，很多研究无法开展。陈同斌虽然已经找到能吸收砷元素的植物──蜈蚣草，并在湖南郴州建立了修复基地，但在推广时也面临经费短缺难题。
陈同斌说，与水污染、大气污染不同的是，土壤污染影响是根本性的，如果不加以有效防治，仅靠土壤自然恢复，一般需要两三百年。鉴于此，陈同斌、陈能场等专家呼吁，加大对矿产乱采滥挖的整顿力度，控制高污染企业、城镇和农村废弃物的排放，严禁国家禁用的农药在市场流通，从源头上防止新的土壤污染。同时，政府应加大对污染土壤修复资金扶持力度。政府部门应对重污染区植物修复推行补贴，提高全民参与受污染土地生物修复工程的积极性。此外，应尽快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通过立法推动土壤污染防治的整体推进。(徐清扬李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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