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瑞士第三大城市卢塞恩发生了一件稀奇事：卢塞恩湖里有只野鸭飞到卢塞恩市内，在花丛间孵出了一只小野鸭。可出人意料的是，小野鸭到第7天就死了。民众对此十分不满。一个环保组织提出质疑：野鸭飞到市里孵仔，是否因卢塞恩湖被污染？居民们到市政府前游行，环保部门也立即出动，对卢塞恩湖水质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湖水污染度真的上升了0．1‰。公众要求市长辞职，市长不得不引咎辞职，市议会则拨巨款专门用于治污（据8月25日《青年参考》）。

　　仅因为0．1‰那么一丁点污染，卢塞恩市民就上街游行，他们是否有些“小题大做”？仅因为市民的一次集体抗议，市长就引咎辞职，市议会就拨专款治污，市民的环保决定力是否太大了？虽然有些怀疑，但不管怎么说，卢塞恩市民抗议的结果无疑会吸引我们羡慕的目光。因为在中国，民众对于环保问题普遍有一种无力感，这一方面来自干预现实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来自对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的无可奈何。

　　比如几个月前的江苏无锡“蓝藻事件”，民众普遍认为，是太湖污染持续加重的结果，属于典型的环境危机。而无锡市政府则将其定性为一场“突发的自然灾害”，强调其不可抗力的一面；在新闻发言人的讲话中，也出现了“除臭味明显超标外，其余指标均符合国家水质标准”的说法。对此，民众既无力辩驳政府的说法，也无法参与太湖的改造，更不可能决定治污不力官员的去留。

　　民众为何在环保问题上普遍存在无力感？在中国，基础性的产权制度一直未能明晰，环境资源因产权所有者的实际缺位，而陷入无所顾忌的使用与难以遏制的流失的境地。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直接管制着民间环保力量的自我组织。地方政府的强势控制，甚至一意孤行，都使民间的环保意愿难以得到实现。

　　在瑞士旅游，空气清新异常，大大小小的湖泊，绝对看不到一丝蓝藻。这里的美好环境是怎么来的？卢塞恩的“野鸭事件”告诉我们：公众最应该成为环保的主力军，卢塞恩湖的清澈，正与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参与”和“决定”紧密相关。

　　公众能不能有组织地、有序地，甚至是有相当“决定力”地参与到环保活动中来，是决定环保成败的关键。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法律框架下的良性参与机制，使那些以环保为宗旨的民间组织能够有生长和活动的空间，当然，这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对民间环保组织的态度，是检验他们对科学发展观态度的试金石。

　　严峻的环境形势提醒我们，下决心的时候到了！拖延有关公众参与环保决策的代价已经越来越大，而我们犯错之后可以回旋的余地也已经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