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安全规划之所以显得如此紧迫，背景是我国已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城镇化水平已达45%%。而我国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的人口分布在灾害频发区。汶川大地震无疑再次敲响了警钟。

　　“城市化、城镇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范维澄表示，但同时城市面临多种灾害事件的巨大威胁，各种极端灾害往往不是单一灾害作用，而是伴随着多种灾害的次生或耦合。“城市一旦发生危险，影响面大，涉及人多，处置起来困难。”

　　科学的城市公共安全规划可以减少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降低事件带来的损失。范维澄以日本东京特大型城市安全规划为例，地处地震频发地区，东京的房子在设计时就考虑了城市构造的防灾性，同时提高了地域防震性能，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设置阻断带、避难所等，由于考虑了各种不同道路、不同区域的防灾、抗震性能，一旦发生大事故也不会造成整个城市瘫痪。在美国，安全研究也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让范维澄欣慰的是，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里，我国第一次把公共安全作为独立的重点领域进行研究和规划。在他的理念里，城市公共安全科技框架可以以三条主线进行研究。“第一条是以突发事件为主线，研究突发事件的孕育、发生、发展到突变成灾的过程及其对承灾载体的作用，即研究事件本身。第二条以承灾载体为主线，包括人和物，也包括了运行的社会、经济系统，研究承灾载体在突发事件产生的能量、物质和信息等因素作用下的状态及其变化，以及可能产生的本体破坏或功能缺失。第三条是研究应急管理，研究如何施加人为干预作用，预防或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造成的损失。”

　　范维澄认为，这次汶川大地震，虽然完全可以说，进行了在人类当今能力可达范围之内的成功应对，但从预防的角度看，需要反思的东西很多。首先，地震设防区域和标准应有合理的确定，要有充分考虑地震安全与应急需要的建设规划和设计规范。其次，特别要针对人员密集场所，如在中小学校、医院、生命线系统和特别危险的区域，设立重点防护目标和恰当的设防标准。第三，要对公共安全的应急预案、机制、体制、法治等方面的建设、公共安全的能力建设和科技支撑方面进一步深入思考，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