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术转让之难，在11月8日结束的“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开发与转让高级别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指出，转让费太高，发展中国家根本用不起；没有具体的操作机构；政府无权让私营企业把手里的技术拿出去转让……总之，政策、知识、体制、资金和法律方面的障碍依然存在。

　　值得欣喜的是，在这个由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共同举办的会议上，来自7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和相关国际组织、企业、学术团体及非政府组织的700多名代表达成了《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开发与转让北京宣言》（下称《北京宣言》），为冲破障碍提供了一线希望；作为会议成果，《北京宣言》将对年底在波兹南和明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产生影响。

　　宣言指出，气候变化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气候变化的巨大挑战前独善其身，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重任。为努力避免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危险干扰，加强国际合作的需求空前紧迫。

　　宣言表示，必须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和消除贫困的努力中，应对气候变化。

　　宣言强调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关键作用，认为需要加快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宣言同时强调技术转让的重要性，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相关能力建设。要致力于消除各方面障碍，创设激励机制，以促进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有效转让与推广。

　　宣言表示，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需要更有效利用现有机制，需要有涵盖技术开发与转让各阶段的全新的、创造性的国际合作机制。

　　对于全新的、创造性的国际合作机制，与会者提出了很多种方案。其中，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教授提出的T-CDM设想受到了高度关注。

　　何建坤说，技术转让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基础设施的关键。因为没有低碳技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就只能是高碳的，而这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将是长久的。但出于自身竞争力的考虑，在没有政府引导和激励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私营企业不会主动转让其最先进的低碳技术。同时，技术输出方往往通过合资、合作等方式控制关键技术，转让的低碳技术的成本又往往高于在役主力技术。而目前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碳市场的规模又不足以支持低碳基础设施建设额外的资金需求，因此，何建坤建议改变目前以项目为基础的CDM模式，将发展中国家所需的低碳技术“打包”，以若干启动项目的设备购买为依托，发达国家为打包技术的额外投资提供贷款；发展中国家政府为转让技术提供电价、税收等优惠，促进应用；产生的减排量部分出售给发达国家政府，部分转让给技术输出方，从而构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开展互惠双赢合作，使技术提供方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技术受让方的市场竞争力有所保障。

　　金融危机是否会使这一系列制度设计成为泡影？解振华说，金融危机是近忧，气候变化是远虑，并不矛盾。可以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加大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当的投入，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果处理得当，近忧和远虑可以同时解决。

　　有意思的是，大会闭幕式一度因印度代表强烈要求发言而改变程序，这位代表只说了一件事，明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前，印度希望就这一话题再开一次研讨会，请大家都去。发展中国家对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的渴望可见一斑。（本报北京11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