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对话人物
　　段宁 1949年出生，1988年毕业于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土木工程系环境工程专业，获博士学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获国家和部级科技进步奖8项，2003年获教育部、科技部等六部委颁发的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现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从事清洁生产、工业生态学和循环经济理论研究以及电解锰行业清洁生产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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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技术在污染减排中的作用
　　关键思路　　
　　科学技术是减排重要手段
　　记者:当前，科学技术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具体到污染减排，科学技术发挥的作用如何？
　　段宁:在污染减排中，科学技术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据我所知，国外曾有上百篇论文，都是通过分析经济增长、末端治理、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这4方面因素，来研究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末端治理、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这三者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会导致污染物增加，而末端治理、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通常会使污染物排放降低。如果以上三者减排之和高于经济发展的增排量，则污染物排放呈下降趋势。
　　记者:在我国的污染减排战略中，科学技术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段宁:科技进步减排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增排的速度，这是我国当前减排工作中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现象。
　　多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控制以末端治理为主的模式一直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这很令人担忧。诚然，我国目前所取得的污染减排成果主要是通过大力推行末端治理设施建设及运行达到的。末端治理无疑是重要和必须的，可以快速地解决最容易解决的污染问题，但是，它不能解决污染减排的深层次矛盾。如果我们一直在末端治理，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和电厂脱硫上“打转转”，企业本身用于减排的技术并不多，那么环境污染就永远也治理不好。
　　最好的末端治理技术，治不好最差企业排放的污染。我们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提高其资源利用率，这样才能大幅度地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才能有效地进行污染减排。可以说，污染减排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要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量，要通过技术进步，把污染物消灭在其产生之前。
　　记者:制约我国科技减排发挥最大作用的矛盾还有哪些？
　　段宁:当前，我国的污染减排工作开始呈现可喜局面，但是这两年末端治理的潜力已挖得差不多了，今后进一步减排必须解决与此相关的深层次矛盾。所以在余下的时间里，污染减排的任务更重了。
　　第一个深层次矛盾是我国还有很多企业技术落后，排放的污染物总量和浓度都很高，有的工厂排放的废水COD超过10万mg/L。对这样的严重超标废水，任何末端治理手段都是无能为力的。当前，我国很多地方的污染减排工作主要是靠上城市污水处理厂来处理COD，靠火电厂上脱硫装置来削减SO2，企业真正依靠其内部的技术进步来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现象尚不普遍。
　　第二个深层次矛盾是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中后期，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速度十分迅猛。1995年～2006年，S　O2排放量占全国70％左右，2006年占到78.4％的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行业，建筑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六大行业，其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均在16.6％与45.8％之间，远远超过其他行业。中国城镇化率多年来保持在1％，每年有1300万农民移居到城镇之中；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1698美元，而农村居民仅526美元，物质需求量增长空间巨大；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加工制造中心。这3点因素在短期内无法改变，中国重化工产业在较长时期内迅猛发展的态势也无法改变。
　　我国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即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至少是2000年的4倍以上。假设今后国家仍以控制COD和SO2为主，如果2020年国家环境目标是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2000年的水平，则2020年的COD和SO2排放强度应至少分别控制在2000年的1/4以下；如果2020年要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下降到2000年的50％，则届时COD和SO2排放强度需要分别控制在2000年的1/8以下；如果2020年要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在2000年排放量的20％，则届时COD和SO2排放强度需要分别控制在2000年的1/20以下。仅靠末端治理显然是不可能达到这样大的下降幅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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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
　　关键思路　　
　　实现减排全过程控制
　　记者:目前，各地都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们应该如何在减排工作中落实科学发展观？
　　段宁:全过程控制是在减排工作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途径。全过程控制包含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末端治理3个方面。国外的数据表明，末端治理潜力有限，结构调整潜力有限，唯有科技进步的潜力无限。
　　例如，日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SO2居高不下，但在实施全过程控制之后，其SO2排放量逐年稳步下降。1975年～1996年，日本的GDP翻了一番，其SO2排放量反而下降了160万吨。在这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最大。1996年，日本SO2减排量中，末端治理贡献率为8％，结构调整贡献率为26％，技术进步贡献率为66％。
　　结构调整在国外一般指多发展单位GDP产污量少的产业，重点是调整一、二、三次产业的比例。我国的结构调整实际上还包括关闭治污无望的小企业、多建大企业，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大企业有利于建污染治理设施，也有利于高新技术的应用。即使如此，由于我国重化工产业还将继续高速发展，结构调整对污染物产生总量所起的作用有限。这就好比配制溶液，只要溶质总量在增加，溶剂加得再多，充其量只是改变了溶液浓度而已。如果结构调整中对提升科技水平重视不够，其减排作用更加有限。
　　记者:在我国，科技进步减排的速度为什么赶不上经济发展增排的速度？
　　段宁:我国污染减排最突出的矛盾是技术进步速度慢，总体上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以SO2减排贡献率为例，1995年～2005年，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SO2减排贡献率为60.3％。工业技术进步的SO2减排贡献率在“十五”期间有明显降低，从“九五”时期的73.7％降到55.1％。我国工业近期技术进步的减排贡献率还赶不上发达国家七八十年代技术进步的减排贡献率。
　　粗放型增长方式是造成我国当前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资源利用率低，大量原材料和化学物质未进入产品，而是被排放到环境中成为污染物。例如，我国目前每生产一吨钢，先进水平(指大型钢铁厂)平均需要消耗新鲜水6.56吨，排放COD0.38千克、SO22.97千克。而国外先进水平吨钢消耗新鲜水量在2.4~3.2吨之间，排放SO20.55千克。与此同时，我国即使目前最先进的钢铁厂对氮氧化物也很少采取处理措施，对炼钢过程中产生的含二恶英、呋喃等强有毒物质的气体没有监测手段、排放标准和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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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
　　关键思路　　
　　构建工业行业承担生产过程减排国家机制
　　记者:您作为主要研究循环经济、生态工业和清洁生产方面的专家，曾经多次深入基层进行重大科研课题研究，从您的经验来看，企业对污染减排技术的态度如何？为什么会这样？
　　段宁:根据我的接触和了解，从整体上讲，真正愿意从事生产过程减排技术创新的企业非常少，积极性也不高。不少企业普遍在生产中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做得不错，但对减排中的科技运用不够重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
　　首先，负责工业运行的部门没有承担相应的减排责任。而要推动结构调整中科技含量的提升，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设计和构建工业行业承担生产过程污染物减排职责的国家机制，由国务院对工业部门行业提出加强技术进步、大幅降低生产过程污染物的更严格的要求和更明确的考核方式。此外，要强化清洁生
　　产标准、最佳适用技术等环境管理技术，制定主要生产过程、主要工序的污染物减排指标。
　　在这种机制下，负责工业运行的部门要承担起相应的减排责任，在生产过程中限制污染物的产生量。如对化工行业或钢铁行业，规定只能产生这么多的污染物，要把这些指标都“卡”死。对一个地区而言，也应如此，即不仅要考核其治理了多少污染物，还要考核其产生了多少污染物。然而，目前国家没有形成这种机制，尤其是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产污控制没有形成这样的机制，导致企业缺乏通过技术进步来削减污染物的动力。
　　其次，任何技术创新都是有风险的。我们一些主管部门常常有这样一种观念，即技术创新是企业自己的事情，因为技术创新成功后企业会获得由此带来的利润。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这种思想在一些管理部门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是我们工作上的阻碍。
　　第一，在建设示范性工程时，我们确实是在帮助企业，但企业配合示范性工程所做的一切努力，如更换管道、更改原材料、调整生产计划等，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第二，任何新技术都是有风险的，不一定能成功，而且不成功的比例通常很大。企业的这些投入往往超过国家的投入，同时冒的风险很大。第三，由于我国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还不完善，企业在技术产权上往往得不到保障，通常是这家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所取得的成果或经验、教训，会被后来的企业无偿使用或借鉴，由此造成不公平现象的产生。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对这些示范性项目的扶持力度并不大，对在技术创新上“吃螃蟹”的企业如何化解经营风险也缺乏相应的支持措施。与此同时，我国现在还没有形成风险投资机制。因此，真正愿意在过程减排上从事技术创新的企业非常少，积极性也不高。
　　记者: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改变这种局面？
　　段宁:从国家层面上来说，应该对从事技术创新企业的风险，以及其做出的贡献予以承认，并在政策、经费方面有所照顾。作为环保部门，也应该多为企业争取一些项目，帮企业搞好技术示范工程，开发减排技术，提高科技含量，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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