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2000—2005年我国氮氧化物排放从1100万吨增加到1900万吨，年均增长10%%；2005年后，空气中氮氧化物浓度仍在不断上升。贺克斌说，在现有控制政策下，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不但未得到控制，反而快速上升。光化学烟雾和高浓度的臭氧污染，也频繁出现在京津冀和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复合污染，甚至出现臭氧最大小时浓度超欧盟警报值的重污染现象。“即使在现有控制方案下，预计2020年我国约15%%的地区将超过氮临界负荷。与2005年相比，东部地区氮的超临界负荷增加十分显著。”清华大学教授段雷说。

　　氮氧化物的重点排放源是机动车和电厂。据统计，北京、上海、广州等机动车保有量位于前40名的城市中，约50%%的氮氧化物污染来自于机动车尾气排放；深圳市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占全市排放量的56.4％。据预测，2030年全国电厂、工业锅炉、交通的氮氧化物污染“贡献率”分别是50%%、28%%、13%%。

　　“目前我国氮氧化物污染控制也存在多重问题。”贺克斌说，我国氮氧化物和臭氧污染治法律依据不充分，《大气污染防治法》对臭氧污染的控制还没有提出详细规定；环境标准体系不完善，目前仅有《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水泥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了氮氧化物浓度限值，但这些标准较宽；在目前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去除了氮氧化物标准，放宽了二氧化氮的二级标准；控制基础工作薄弱，国家年度环境公报中没有氮氧化物排放数据，缺乏对全国氮氧化物排放状态、环境影响及控制对策系统研究；控制技术和方法落后。

　　贺克斌说，当前我国应建立健全的氮氧化物控制法规和标准体系，对电力、水泥、钢铁等重点行业推进总量控制；控制火电厂和机动车的氮氧化物排放；对典型燃烧设备及小型燃烧器具制定氮氧化物排放控制产品标准；扶持自主知识产权的氮氧化物控制技术，推动氮氧化物控制行业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郝吉明说，我国应制定国家氮氧化物控制中长期规划，以及可能实现的减排目标：“十二五”期间，氮氧化物排放保持不增长；到2020年，适度削减氮氧化物排放，与2010年相比减少10％；到2030年，显著消减氮氧化物排放，与2010年相比减少30％。在长三角、珠三角和首都圈这样的大气复合型污染突出地区，应率先制定和实施区域氮氧化物控制的联动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