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上午九点多，办公室的同事突然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有两个农民要见我，并说是跟我事先约好的。

　　我一边急匆匆地披衣穿鞋，一边纳闷：并没有人约我今天见面，究竟是谁呢？

　　一进办公室，便见穿着棉袄的一男一女，坐在我的办公桌前等候。一见我进来，他们立即异常谦恭地站起来，向我问好，满上有些惶恐和不安。

　　我马上明白了，是来反映问题的——如果不是说“与我约好的”，他们如何进得了有两班武警站岗的办公楼呢？

　　原来，这两位来自河北石家庄辛集市锚营村的李姓农民是父女俩。事情的大致经过是：几年前辛集市“组建”的三个制革工业区之一——锚营制革工业区，在距离他们村子数百米的地方安家落户。此后不久，工业区管委会在老李的梨园南边的烟碱滩上（其实是征用的土壤肥沃的良田），用推土机掘出约5个80米长、90米宽、深150米的大坑，当作废物填埋场。之后，每天都有装满散发着恶臭的污水、废渣、污泥和垃圾的大卡车，从工业区开出，把废物倒进这5个土坑里。很快，这5个土坑便被皮革工业区的“副产品”填满，坑内散发着熏天的恶臭。去年，污水居然两次从土坑溢出，流到他的梨园里。他那正值壮年的赖以买米买盐的63棵黄金梨，便在臭气和污水的双重“关照”下，相继落叶、死亡。

　　在老李的强烈要求下，省、市两级环保局都曾派员现场督查，认定污染严重，理应赔偿。重重压力之下，管委会和村委会经“研究”，决定，一棵梨树赔270元，并“征收”老李承包的的梨园，1.5亩的“征地费”为1.156万元——他们并“照顾”老李腿有残疾，多补偿1万元——总计赔偿费4万多元。

　　“为什么要强制征收我的承包地？我的黄金梨至少还能结果10年，为什么一棵树只赔几百元？5个垃圾坑造成地下水和土壤严重污染，使许多村民得了怪病，恢复水、土和村民的健康损失费用怎么说？……”较真的老李当然不服，多次向村委会、管委会、上级政府和新闻界、法律界反映、呼吁。

　　“环境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环境质量负责’，污染造成的损失和恢复费用应由污染者负担。可是，我怎么也想不通，地方政府居然成了污染的帮凶，不但不帮我这个受害者，还千方百计压制、打击我！？”老李怎么想也想不通。

　　后来发生的事情更让老李始料不及：村委会不仅“代表”他在征地协议上签字，还找人监督他的行踪，甚至到他家里偷他保存的上诉材料；管委会把他叫到工业区的办公室暴打一顿，威胁他“不许胡说”；省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前来采访，却被上级政府“请”了回去，做好的片子、写好的稿子全被“毙了”……

　　“我现在成了村里的‘瘟神’，大家都躲着我，也没人敢找我家里串门儿；我到哪里都有人跟着……这次来北京是凌晨两点偷着跑出来的……”说到此，老李浑身直打哆嗦。

　　凭借老李提供的照片、材料和环保部门的批文，我想老李所讲的应该是真的——有谁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撇家舍业，变卖不多的口粮，在寒风刺骨的冬天拖着一条病腿，风餐露宿，到人生地不熟的首都告状呢？

　　“某些地方政府成了污染的帮凶”——用流行的话说，是“充当不法排污企业的保护伞”，发生在环境保护被定为基本国策、科学发展观成为时代强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今天，实在是令人费解。然而，这样的事例我早已不止一次地听环保部门的朋友讲过，也曾耳闻目睹过：有的在招商引资时“指示”环保部门对重污染企业开“绿灯”，甚至帮忙伪造“环境影响报告书”；有的在上级部门来检查时为不法企业通风报信；有的居然出台土政策，不准环保部门到重污染企业检查；有的在东窗事发后找上级领导说情，有的托“首长”把电话打到电视台、报社，或用“领导指示”硬压，或以刊播广告、征定报纸为条件，不准刊发做好的报道……

　　政府原本应对地方的环境质量负责，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而某些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如此关照有加、呵护倍至，到底是为了什么？据知情人讲，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片面到疯狂地追求GDP增长，以求保官升迁；二是与不法企业有割不断、理还乱的利益关系，谋一己之私利。

　　据我了解，老李的遭遇还不算惨烈。因为要为自己被严重侵害的环境权益“讨个说法”，有的农民被扣上“扰乱社会治安”、“危害生产秩序”等罪名而锒铛入狱，有的污染受害群众被“身份不明人员”纵火焚家乃至殴打致残……

　　留下了相关的材料后，我送老李父女出门——老李说还要到有关部门反映，不管有没有用。在瑟瑟寒风中，目送他在女儿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远，心想，在全国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老李的合理诉求，应该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可以安度晚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