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齐芳)中国科学院丁仲礼院士课题组近日完成了研究论文《2050年大气CO₂浓度控制:各国的排放配额计算》,通过计算各国过去人均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和今后排放余地,为即将开始的控制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国际谈判,在一些核心问题上提供定量数据。

　　该研究以1900年为时间起点,根据各国1900-2050年的应得配额数、1900-2005年的实际排放量、2005年的排放水平、1996-2005年排放量平均增速四个客观指标,将世界上所有大于30万人口的国家分为四大类:一为已形成排放赤字国家,如美、加、澳、英、德、法等发达国家在此列,还有一些产油国和前苏联国家;二为排放总量需降低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但日、韩、意等国在此列;三为排放增速需降低的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尼等在此列;四为可保持目前排放增速的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在此列。

　　根据测算,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早已用完排放配额,今后将是赤字排放。而我国1900-2005年排放仅相当于美国或英国1900-1907年人均累计排放,预计到2047年左右,才会达到足额排放。

　　G8国家曾建议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50%,G8国家则减少80%。如此方案通过,以2005年人口计,1990-2050年G8国家人均累计排放将为146.94吨碳,而“其他国家”人均累计排放只为36.24吨碳,人均差别将高达4倍。G8国家的建议如作为国际公约生效,将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

　　课题组认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调行动将会对整个人类的价值取向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许多西方国家对诸如中国所采取的控制人口出生率政策颇多诟病,但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明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话语系统下,控制人口增长就成为必然的逻辑指归;又比如,一些西方国家引为自豪的生活方式,如果以控制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标准来评价,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他们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他们国家人均高排放的出现,而这种生活方式既不应被任何发展中国家所仿效,也不应被他们本身所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