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交叉点的制衡

　　登陆国家环保总局的网站，我们发现，2004年川化股份因为排放高浓度氨氮水导致沱江干流重大污染事故，造成2亿多元的经济损失。而*ST农化、渝钛白、晨鸣纸业、沧州大化等上市公司均被环保部门查处过。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半壁江山，但其污染排放也占到整个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一半，且有增加的趋势。

　　从污染到治理，到再污染再治理，企业似乎永远都是环保被动的被管理者。如何在环保与企业间寻找出利益的交叉点，变利益的对抗者为参与者将成为建立环保长效机制的新课题。这需要约束机制与利益机制的共同作用。

　　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健全且严厉的环保法律体系对企业行为进行约束。另一方面也需制定相应的经济手段，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工艺，积极推广有利于环境的先进生产技术，提高绿色生产水平。

　　如日本政府为了加强企业环保设备的投入，利用非赢利性的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中长期的优惠利率贷款等。在税收政策方面，对再资源化设备的引进与投入采取特别折旧、固定资产税、公司所得税等优惠政策。在退税政策方面，对于废塑料制品类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了普通退税外，还按取得价格的14%进行特别退税等。

　　而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应开始研究如何在“约束”下取得利益，这就需要企业多方的重新定位。

　　如美孚石油公司就有其独特的监控体制，这个体制要确保生产过程中各种环境安全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不要出任何违反法律的问题。环境守法的主动性非常强。这些美国公司不会违犯法律，而会在法律的要求下为企业谋求利益最大化。

　　真正聪明的企业将会学会如何在环保的压力下完成企业自身的提升，并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甚至是开拓新的产业。所以，我们不妨将环保的另一层潜台词理解为：迫使中国企业的升级与转型。

　　近日，历经7年波折的《京都议定书》终于正式生效。作为签署国之一，中国将履行《京都议定书》承诺的义务。中国政府、中国企业都将感受到它所带来的环保压力。但同时《京都议定书》也催生出一个多层面的大气能源新市场。

　　一方面，“议定书”驱动发达国家降低温室气体减排量的CDM(清洁发展机制) 允许发达国家通过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清洁能源项目合作。这无疑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构建起了一个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国际交易市场，二氧化碳也将由此成为一种可交易的商品。

　　另一方面，为完成减排额度所搭建的大气区域交易市场也将变得活跃起来。

　　前不久，欧盟已经通过一项旨在开辟碳交易市场的能源新计划。规定欧盟范围内的电热力、炼钢、水泥、玻璃、制砖与造纸等六大产生二氧化碳的行业可以相互间买卖各自的二氧化碳配额——排放量超出限定值的公司可以向排放量未到限定值的公司购买排放指标。

　　欧盟各国的操作方法是将减排任务分派到各个公司。各成员国给国内各公司颁发二氧化碳排放许可证。如果企业最后无法符合排放额度的要求，则可通过向其他超额完成任务的公司购买减排“信用额度”。

　　据此，欧盟从今年开始实行强制“碳津贴市场”方案。方案允许那些实际排放量低于规定的公司将它“没用”的“减排信用额度”投入市场，供那些超标排放的公司购买。市场预计，今年欧盟内部“减排信用额度”的交易额将达50亿美元。2005年1月份已有6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额度成功交易。

　　“中国-欧盟环境管理合作计划机制开发项目”的专家指出，“过去只能作为公共物品而难于实现市场价值的温室气体减排额就有可能通过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变现为具有货币价值的国民财富，所以也是一个将潜在国民财富转化为现实国民财富并扩展资源配置途径的机会。”

　　这说明只要政府确立好市场的约束机制，企业的“玩法”和市场的消化方式将是多种多样的，关键就看谁能抓住商机。

　　经济转型是根本

　　其实，无论是软性调控的持续走强，政府定位的清晰，还是寻找利益交叉点的制衡，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 
 
　　全面开放推动中国国际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传统的粗放式产业扩张重新显现，伴随新一轮重化工业的发展，中国经济承受着巨大压力。

　　在经济规模扩张下，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中国在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资源浪费和使用粗放的“痼疾”不仅仅对国内有影响，也在国际市场中有所表现。

　　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中科院测算，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中国GDP的15%；这一年，中国消耗了全球31%、30%、27%和40%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创造出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

　　我国的国内资源再也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的持续增长，我国的环境更难以支撑当前这种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去年以来中国一度出现的严重投资过热问题，显示这种浪费型的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

　　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增长效率的问题。

　　资源瓶颈和环境恶化的警钟，促使中国下决心实现向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而在这一经济转型过程，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也都面临着自身的转型。